第十四章 散文_第十四章散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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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散文

散文是最常见、最实用的一种文章体裁，也是世界文学中最大的家族之一。自古及今，作家灿若星辰，流派纷呈迭变，名篇佳作浩如烟海，这些作品或庄或谐，或豪放粗狂，或精致玲珑，艺术风格千姿百态，内容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了历代作家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品味与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人类心灵、习俗和行为方式变迁的历史。散文写作，顾名思义，可以随便散漫，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当然没有错。但同时应该强调，散文写作也是一种既严肃又富有创造性的劳作，虽无定法可依，但在翦材、立意、修辞诸方面也有其规律可寻。

第一节 散文的概念与分类

一、散文的概念

“散文”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有一个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我国，“散文”一词，最早见于《文选》卷十二木玄虚《海赋》：“云锦散文于沙汭之际，绫罗被光于螺蚌之节”，但这显然还不是一个文学概念。“散文”作为文体概念直到南宋周必大才提出来。罗大经《鹤林玉露》引周必大语云：“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此时距我国古代散文的产生及有文本流传下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间散文已历经先秦两汉诸子、历史散文，六朝骈文和唐宋古文等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其内涵及外延代有新变。大致而言，六朝以前所说的“文”是与韵文相对而言；中唐以后标举的“古文”则是与风靡六朝的骈文相对而言，这种散文的共同特点是不讲究押韵、对仗，句式不整齐，但其范围并无科学的界说，既包括无韵的文学作品，也包括一切非文学作品，如经、史、书、记、表、序、铭、诔等，庞杂而宽广。

进入近现代，特别是“五四”以后，“散文”成为与诗歌、小说、戏剧影视文学并列的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部类，但仍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散文包括的体裁很

多，如文艺通讯、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杂文、小品、特写、日记、书信、回忆录、序跋等。狭义散文的范围相对而言比较小，特指那些或记人叙事、或写景记游，或咏物抒情，或发抒议论的散体文章，其特点是篇幅短小，形式自由。

二、散文的分类

根据题材内容与表达方式的侧重点不同，散文通常分为记叙散文、抒情散文和议论散文三大类。

（一）记叙散文

记叙散文指以记人叙事、写景状物为主的散文，这类散文往往通过人、事、物的叙述，表达作者对某人或某事的看法和感情，一般具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结果六要素。

记人为主的散文通常以人物为中心，或叙写人物的一生，或写其生平片断，或写一人，或同时写几人，所写内容都是真人真事，既不虚构也不夸大，但又强调通过必要的艺术渲染和艺术加工突显人物的性格特点，表达作者对所写人物的主观感受与评价，行文富有文学性。如《史记·项羽本纪》叙述项羽一生的成败始末，作者不以成败论英雄，对被汉朝开国之君刘邦打败的项羽，仍作为一位灭秦的英雄来看待。文章通过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个主要故事的叙写，充分肯定项羽在秦汉之际历史转折关头的作用和在灭秦斗争中的重大功绩，同时不掩盖其弱点与错误，如实地揭示项羽失败的过程及其必然性。又如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殉难六烈士传》，其中《谭嗣同传》以简练生动的笔触记录谭嗣同的一生，重点记叙他在家乡湖南设立强学会、创办新政的情形以及在百日维新中的事迹和殉难经过，赞扬他为改革而勇于献身的精神。中国历代史书中的《纪》、《传》部分有不少优秀的人物传记作品，都是典型的记人散文。

记事为主的散文，通常比较注意叙述事件的发展过程与结果，以及当事人的主观感受。如归有光的《项脊轩志》，记叙的是一间读书小屋和家庭琐事，意在表现作者一家三代的骨肉深情和自己青年时代的襟怀抱负，笔墨疏淡而情韵绵远。又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前半部分记叙作者读书前在百花园无忧无虑的快

乐生活，后半部分记叙他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学习情景，前者开心快活，后者枯燥乏味，前后所写形成鲜明对比，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写景状物散文通常以名山大川或富有特别内涵的动植物为题材，即景抒情，间或交织进风物人情，古迹传闻，表达作者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历代山川游记大多属于此类，如袁宏道的《虎丘》、《满井游记》，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等。

（二）抒情散文

抒情散文是以一定的事物为对象，侧重于抒写作者心绪感受的散文。如李密的《陈情表》、欧阳修的《秋声赋》、鲁迅的《秋夜》、郁达夫的《故都的秋》、高尔基的《海燕》等，这类散文往往通过对外界事物的刻画描摹、记述议论传达作者的主观感情，或写景抒情，或议论抒情，或记叙抒情，或描写抒情，而其所记、所议、所写，均服从于作者独抒胸臆、表达情感的需要，遣辞造句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想象丰富。如《故都的秋》最后一段：“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三分之一的零头。”行文直率坦露，直抒胸臆，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鲁迅的《秋夜》则采用拟人和象征等手法，酿造诗的意境，表现作者彷徨而不忘荷戟的精神状态，行文蕴藉含蓄，融情于景，寄托遥深，较之前一种，这种抒情方式用得更加广泛。

（三）议论散文

议论散文指以议论说理为主的散文，包括文艺性的社会论文，即杂文。如贾谊的《过秦论》、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后序》，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苏洵的《六国论》、鲁迅的《拿来主义》等，这类散文一般具有观点鲜明、笔锋犀利、剖析透彻、逻辑性强的特点。

上述三类散文的写作方法与艺术风格各有差异，写作时应注意结合文体特点选择角度，各有侧重。写记叙散文，应注意理清叙事线索、突出主要事件和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写抒情散文，应注意选择恰当的抒情方式，营构适宜的文学意境，把握好情感的力度与尺度。写议论散文，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既要诉诸理智，用事实与逻辑进行说理论证，以理服人，又要注意运用文学语言和形象说话，做到以情感人。

作为散文常用的表现手法，记叙、抒情、议论在文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一篇优秀的散文常常是三种手法彼此交融。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重在抒情，但开篇也用记叙手法描写兰亭的环境之美：“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苏轼的《前赤壁赋》以阐明哲理、发表议论为主，通篇却以写景来贯串。以记叙为主的散文中运用抒情、议论的例子更是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这种情况表明，所谓的记叙散文、抒情散文、议论散文的分类，只是就其主要倾向而言的。

第二节 散文的立意与结篇

一、散文的文体特征

作为一种文学文体，散文有其普遍共同的文体特征，但具体到每一篇文章，其结构形态又各具面目，各有姿态。举例来说，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用三则英雄故事结篇，邵华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主要描写四幅象征性的画面，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按时间顺序记游，一篇文章由几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合而成，这种结构可以称之为板块式结构；而秦牧的《土地》，上下千年、纵横万里，却自始至终抱住“土地”这个内核重重扩大，这种结构形式可以称之为滚雪球式的结构。我们还可以总结出许多诸如此类的散文结构形态，但稍作抽象便发现，几乎所有散文的表现形态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形散而神不散”，结构上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却有一个凝聚点结合全篇。

“形散而神不散”是散文最典型的文体特征。所谓“形散”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就题材内容而言，散文取材广泛，无所不包，一个人物，一种思想，甚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片段，都可以构成一篇出色的散文，所谓“一粒沙中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郁达夫语）；其二，就表现形式而言，散文的写作相当自由、灵活，既不像小说那样要求有完整的情节，引人人胜的故事，也不像诗歌那样要求高度的含蓄凝炼和严格讲究节奏、韵律，但它又既可以像小说那样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地再现生活片段和生活细节，逼真地进行心理描写和环境渲染，也可以像诗歌那样运用比喻、象征等艺术手法创造某种艺术意境，还可以自由地选

择记叙、议论、抒情、描写等表现手法，一切根据文章内容及作者的个性、兴趣、气质禀赋而定，法无定法，形无定形。所谓“神不散”是指文章主题思想鲜明集中，各部分之间有严谨的内在联系，“神”即文章的主题、宗旨，也就是文章的立意，常常可以理解为思想或中心，但也不限于此，有些散文的“神”表达的只是一种情绪、心境，如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等，还有些散文的“神”所表达的是一种理趣，或者纯粹的自然或人文之美，如苏轼的《前赤壁赋》、魏学咿的《核舟记》、林嗣环的《口技》等。总之，对于散文的“神”应具体文章具体分析，作比较宽松的理解。

散文贵散又忌散。“形散”能使文章内容充实，有助于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表现文章的主题思想，使文章显得趣味横生，最大限度地表现作者的个性风神，但在追求“形散”的同时又一定要保证“神不散”，只有神不散，文章的主题才会鲜明、集中，两者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二、散文的立意

既然散文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如何在“形散”的同时紧紧抓住不散的“神”就成为决定散文写作成败的关键。对于作者而言，要真正做到“形散而神不散”，在写作过程中必须时刻思考并处理好两个问题。其一，究竟想表达什么？其二，应该怎样表达？前者就是如何“立意”，后者就是如何“结篇”。

所谓立意，就是锤炼、确定文章的主题思想。立意的高低好坏直接关系着文章的好坏。李渔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闲情偶寄》卷一）把确立为文之旨比做“立主脑”。王夫之说：“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把文章的主题思想比做军队的统帅。诸如此类的观点都说明了立意在散文写作中的重要性。

那么，散文写作究竟应该如何立意？关于这个问题，前人和今人有过非常多的论述。归纳起来，值得特别注意的有三点。

其一，立意必须富于独创性，要敢于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唐代韩愈在发起古文运动时，提倡“词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就十分强调文章思想

内容与语言形式的创新。举例来说，《送孟东野序》是韩愈写给好友孟郊的一篇赠别文字，本文之所以成为散文史上千古不朽的名篇，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文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观点。这一观点继承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传统，又极大地拓展了它的适用范围。在韩愈看来，人的言语、歌唱、哭泣，与写诗作文、著书立说一样，凡属于“鸣”，就大抵与“不平”有关。基于这种认识，作者进一步提出了“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的观点，通过列举古往今来善鸣者各以其道、术、声音、文辞而鸣的事例，证明“不平则鸣”是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善鸣者的产生及其“鸣”的内容与时代、社会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立意新颖，文章语言亦随之富于创意，其议论具有发人深省的力量。

其二，立意应力求深远。文章立意以含蓄深远为贵，只有这样才能收到言少意多，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才能启发读者的联想思考。刘大櫆《论文偶记》云：“文贵远，远必含蓄。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或出者少，不出者多，乃可谓之远。”

其三，立意必须精炼集中。一篇文章原则上只能有一个主旨，头绪繁多必然意杂语乱，旁生枝节，从而影响到主要人物或事件的叙述，或者冲淡主要论点的论证。正是为避免文情不专一，前人提出了设置“文眼”的观点。所谓“文眼”，意谓文章脉络之眼线，如前举《送孟东野序》一文，即以不平则鸣之“鸣”为文眼。刘熙载《艺概·文概》云：“揭全文之指，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则必后顾之，在篇末则必前注之，在篇中则前注之，后顾之。顾注，抑所谓文眼者也。”就是说，揭示文章主旨的“文眼”，可以置于篇首、篇中或篇末，位置并不固定，应该视文章内容的展开安排在关涉全局的紧要之处。若置于篇首，则要求兼顾照应下文；置于篇中，必须要瞻前顾后；置于篇末，则必须前做预伏，只有这样，才能前后呼应，确保一线到底，防止枝蔓旁出，“意多乱文”。

三、散文的结篇

所谓结篇，指的是文章布局谋篇的方法。一篇文章在确定主题之后，就应考虑如何安排文章的结构，例如何处设伏，何处照应，如何擒纵，如何收束等。这就是

文章的章法。章法是人们长期写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常见的章法有所谓起、承、转、合四法。“起”，即文之开端。散文开篇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开门见山，从题目写起，有的从景物写起，有的以发议论起等等，通常记叙文在开篇时要交待时间、地点和人物，论说文则是提出问题，确立论点。“承”是对“起”的承接与发挥，在这一阶段，记叙文展开情节，叙写事件发展的经过；议论文则是摆出论据，展开论证。“转”，顾名思义，就是转换、改变写作的角度，这一部分既承前文而来，又陡生波澜，且顺势带出下文，如记叙文可用插叙、倒叙、补叙等手法，或改变叙述角度，或补充前面的叙述，或对某些细节、过程作详细介绍；论说文则常常陡转一笔，或引证，或对比，或以退为进，换一个角度展开论证。“合”，即总合、结束之笔，记叙文交待人物、事件发展的结局，或由此及彼，引申出更深刻的含意；论说文则给出结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是在驳斥错误观点后提出自己的正确看法等。

起、承、转、合四法总结了散文写作的一般性规律，但具体到某一篇文章或不同散文文体的写作，其贯通起承转合的文脉线索的安排仍然具有不同的特点。

一般说来，记人叙事散文通常运用下面两种手法安排文章线索。一是以文章叙述的中心事件或主要人物的活动为线索，如《郑伯克段于鄢》，文章记叙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在母亲武姜的支持下，阴谋夺取君权而终于失败的故事，情节发展分明、暗两条线索展开，明线叙共叔段逐步扩张势力，直至“缮甲兵，具卒乘”，企图谋夺君位；暗线叙郑庄公外似宽厚而暗藏杀机，有意引导共叔段走向深渊。明线不是主线，主线是郑伯。两条线索在开篇“庄公寤生”以后分头发展，矛盾冲突随之逐步展开，至郑伯讨伐共叔段，段出奔共时又合在一起，矛盾冲突至此亦趋于高潮，整个故事首尾完整，情节发展波澜起伏，结构严密，表现出作者相当高超的叙事能力。二是以空间的转换和时间的推移为线索，这种方法在访问记和游记一类散文中用得最多。如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按时间顺序记游，总写游览三峡后的感受，具体行文又以空间的转换为顺序，依次描写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的不同景色。又如郦道元的《三峡》写长江沿岸的自然景色，运用移步换景的手法，展现了极为广阔的空间环境，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描绘出七百里三峡雄奇秀丽的自然风光，境界深邃清幽。

抒情散文和议论散文一般以情、理为线索，行文不受时间、空间或其他事物的限制。如苏轼的《前赤壁赋》，开篇写月夜泛舟的乐，接着写客人的箫声和客人的阐述，表达一种怀古伤今的悲伤，最后又转悲为乐，全文以作者由乐而悲，再由解除悲升华到一种更高境界的乐为线索结篇，情景交融，情理并茂。又如苏洵的《六国论》是一篇典型的政论文，文章以战国时六国赂秦，反为秦所灭的历史事实，借古论今，针砭时弊，行文紧紧扣住“赂”与“战”展开论述，如剥茧抽丝，层层深入，把赂与战的利弊一一阐明，言之凿凿，使人警悟。其他如《陈情表》、《兰亭集序》、《故都的秋》等，也都是以情、理为线索组织全文的。

还有些散文以描写某一具体事物为主，但不是为写物而写物，而是托物言志，使此物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这种散文—般就以所写之物为线索，通过描写此物的形态、品性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如茅盾的《白杨礼赞》，文章以白杨树为线索，通过白杨树生长的环境及其主要特征，突出它“倔强挺立”，“不屈不挠”的品格，点明它的象征意义。又如李绅的《寒松赋》：

松之生也，于岩之侧。流俗不顾，匠人未识。无地势以炫容，有天机而作色。徒观其贞枝肃矗，直干芊眠；倚层峦则捎云蔽景，据幽涧则蓄势藏烟。穹石盘薄而埋根，几经几载；古藤联缘而抱节，莫记何年。于是白露零，凉风至；林野惨栗，山原愁悴。彼众尽于玄黄，斯独茂于苍翠，然后知落落高劲，亭亭孤绝。其为质也，不易叶而改柯；其为心也，甘冒霜而停雪。叶幽人之雅趣，明君子之奇节。若乃确乎不拔，物莫与隆，阴阳不能变其性，雨露所以资其丰。擢影后凋，一千年而作盖；流形入梦，十八载而为公。不学春开之桃李、秋落之梧桐。

乱曰：负栋梁兮时不知，冒霜雪兮空自奇；谅可用而不用，固斯焉而取斯。这是一篇托物自喻的抒情小赋，立意结篇与屈原的《橘颂》、庾信的《枯树赋》相类似。文章从寒松生长的地理环境写起，随物赋形，具体状写坚贞而高贵的品质。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庄子》也称：“天寒风至，霜雪既降，吾是知松柏之茂。”李绅本文写松，也紧扣一个“寒”字，用严酷的自然环境作烘托，通过与无数在寒风中枯萎凋零的花草植物比较，突显寒松坚韧耐寒的个性品质。通篇以“寒松”自况，抒写了作者孤标傲世的忠贞品格与怀才不遇的悲愤情怀。

总之，散文的线索设置与结篇方式因体裁而异，多种多样，有时甚至不是单一的，而是两条线索互相交织，有时又故意显得若有若无，令人难以把握，每个作者

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所要表现的内容安排作品的线索，确立全文的结构方式，既要顺乎自然，不落斧凿之痕，又要力求有自己的独创性。

第三节 杂文的写作

杂文是一种文艺性的社会论文，属于议论散文，但写作上具有与一般议论散文不同的特点。这里略作介绍。

一提起杂文，人们就自然会想到鲁迅先生，他一生以杂文为武器，抨击一切不合理的思想与社会现象，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杂文的社会批判功能，而他的杂文也成为杂文写作的范本。但是，杂文文体并不是鲁迅的发明创造。鲁迅本人就曾经说，杂文这种文体不是什么新鲜货，而是“古已有之”的。早在先秦时代，诸子百家著作中的不少篇章，如孟子的《齐人有一妻一妾》、庄子的《庖丁解牛》、荀子的《劝学》等，用寓言、比喻的方法阐明事理，既具有强烈的论辩性，又富于形象的感染力，已经具备了后世杂文的基本特点。唐宋以后，杂文写作者代有其人，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如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周敦颐的《爱莲说》，王安石的《伤仲永》，苏轼的《日喻》，刘基的《卖柑者言》等等，不胜枚举。“五四”以后，鲁迅、瞿秋白等人评述政治，针贬时弊，大量写作杂文，《新青年》、《申报》等报刊杂志开辟专栏，专门发表杂感类的文章，直接促进了杂文的繁荣，杂文文体也因此显赫一时，成为文学界与思想界关注的焦点。

一、杂文的文体特点

杂文是一种介于政论与文学之间的文体，以议论为主，但不像一般议论文那样抽象地说理，或者简单地举例说明，还是运用形象化的方法，通过对具体事例的剖析，用比喻、征引、类比、联想、引申、夹叙夹议等手法来阐明深刻的道理。

杂文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褒贬是非，立场鲜明

作为文艺性的社会论文，杂文针贬时弊，激浊扬清，作者的政治立场与爱憎态度非常鲜明。不论是社会政论性杂文、历史性杂文还是知识性杂文，也不管作者的立意是批判、讽刺，还是歌颂，几乎所有的杂文作品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有感而发的。鲁迅先生在肯定杂文能给人以“休息与愉快”的同时，坚决反对把杂文视为“小摆设”，他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小品文的危机》）正因为是“匕首”与“投枪”，作者的立场、态度必须鲜明。而为了及时地跟上现实生活的步伐，杂文的写作又常常强调时效性，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作家必须敏锐迅速地作出反应。所以鲁迅又把杂文比作“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

（二）取材广泛，形式多样

杂文的题材内容非常广泛，政治时事，历史掌故，人生琐事，花鸟虫鱼，大至天地宇宙，小到细末微尘，还有个人的点滴感受，或者一鳞半爪的思绪，皆可纳于笔底，成为杂文论述的对象。这是就整体而言。具体到每一篇杂文，内容含量各不相同，但在材料的选择与运用上都会程度不同地体现出“杂”的特点。如鲁迅的《病后杂谈》，文章从“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写起，历述自己生病期间所看之书及所生之感，涉及《世说新语》、《蜀碧》、《蜀龟鉴》、《安龙逸史》、《翁山文外》、《闲渔闲闲录》、《订讹类编》等书，所谈内容更是上下古今，关涉极多，从魏晋人的豪放潇洒，天趣盎然，谈到明末张献忠与孙可望“剥皮法”的不同，再到清代的灭族与凌迟之刑，从周到汉时男子的“宫刑”与女子的“幽闭”，谈到医术与虐刑，从陶渊明的“雅” 谈到房租、水电与稿费的“俗”，内容极为博杂。又如舒展的《异端正说》，广泛引用辽西、河姆渡、大溪、马家滨等地的考古发现，证明“历来把黄河称为中华民族的摇篮”或中心的观点其实并不确切，在材料的择取上也充分体现杂文博杂的文体特点。

与博杂的内容相表里，杂文的写作形式与表现手法亦多种多样，灵活自由。杂感、随笔、短评、札记、书信、日记、编后、序跋、演讲等，都可以写成为一篇好的杂文。在表现手法上，可以熔记叙、议论、抒情、描写、说明于一炉，还常常运用比喻、夸张、排比、借代等修辞手法。

（三）亦庄亦谐，说理形象

就语言风格与说理方式而言，杂文在讲究逻辑性的同时，常常寓庄于谐，亦庄亦谐，大量运用讽刺、幽默性的语言阐明事理，说理形象生动。人们常说某篇文章有“杂文味”，某篇没有，这里的“杂文味”，主要就是指杂文的语言犀利无比，而又幽默诙谐。如鲁迅的《脸谱臆测》，针对伯鸿先生的观点提出异议。伯鸿认为，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人物的脸谱是一种象征手法，比如白表奸诈，红表忠勇，黑表威猛，蓝表妖异，金表神灵之类，实际上与西方的白表纯洁清净，黑表悲哀，红表热烈，黄金色表示光荣和努力并无不同，都是“色的象征”。鲁迅先生不同意这种观点，且看他的论述：

中国古来就喜欢讲“相人术”，但自然和现在的“相面”不同，并非从气色上看出祸福来，而是所谓“诚于中，必形于外”，要从脸相上辨别这人的好坏的方法。一般的人们，也有这一种意见的，我们现在，还常听到“看他样子就不是好人”这一类话。这“样子”的具体的表现，就是戏剧上的“脸谱”。富贵人全无心肝，只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么都做得出，于是白就表了奸诈。红表忠勇，是从关云长的“面如重枣”来的。“重枣”是怎么样的枣子，我不知道，要之，总是红色的罢。在实际上，忠勇的人思想较为简单，不会神经衰弱，面皮也容易发红，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黑表威猛，更是极平常的事，整年在战场上驰驱，脸孔怎么会不黑，擦着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战斗的。

显然，在鲁迅看来，中国古代戏曲中的脸谱能够反映出人物的阶级身份，其颜色的选择源于生活，因而“自有他本身的意义”，“并非象征手法”。文中阐述的观点是非常严肃的，语言却寓庄于谐，平易亲切，特别是文中提到的“第三种人”，看似一笔带过，实则有意为之，因为本文机锋所向，就是为了批评当时以杜衡为代表的“第三种人”，此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杂文的议论说理追求形象、生动，因而常常采用描写的手法，通过具体事物的描绘，把“理”寓于形象之中，使读者通过艺术形象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但是，杂文对于具体事物的描绘与小说、戏剧不同。小说、戏剧要求通过一系列完整的故事情节、矛盾冲突和多方面的人物描写，来塑造完整的形象，而杂文只是对事物作“一鼻一嘴一毛”的勾画，显出生动的“活态”来即可。如鲁迅在《论“费厄泼赖”

应该缓行》中，以“落水狗”比喻失败的敌人，以“叭儿狗”比喻专事谄媚的奴才，虽然没有作更多的描写，却实现了形象与说理的有机结合。

（四）篇幅短小，意味深长

杂文的篇幅通常在六七百字到一千五百字左右，几千字的很少，篇幅短小，内含却非常丰富，所谓尺幅千里。如鲁迅的《做文章》，全文不到六百字，提出的问题，阐发的思想，却启人深思。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穆、张二人反对“对偶为文”的骈文，主张写散体的“平文（即古文）”，这在当时是很进步的，但他们对同一件事情的记述却都很“拙涩”，以至于主旨不一，穆说的是马踏死了犬，张说的是犬给马踏死了，究竟是着重在马，还是在犬呢？读者很难确定。据此，鲁迅发表了如下议论：

因为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涩”，有时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东西还要坏。而字数论旨，都有些限制的“花边文学”之类，尤其容易生这生涩病。

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这种议论所产生出来的思想含量与穿透力，是绝对不能用字数的多少来衡量的。

二、杂文的写作

（一）大中取小，小中见大

所谓“大中取小，小中见大”，指的是杂文写作取材宜“小”，立意却要“大”。

由于篇幅的限制，杂文在选材立意时往往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这就要求作家必须处理好“大”主题与“小”题材的关系，善于从重大的社会问题中，抓住最能反映本质的一点，或一个侧面，去做文章，所谓“半瓣花上说人情，一粒沙中见世界”，说的就是要善于见微知著，小中见大。具体地说，杂文作者可以以一个人、一桩事、一种现象，或者一首诗、一部电影、一篇小说、一段历史传说，甚至一句话、一条谚语、一个典故等作为发挥议论的依据，引譬取类，生发开去，从而发掘出深刻的主题，揭示隐藏在具体现象后面的意义。例如，鲁迅的《拿破仑与隋那》一文，有感于一位医生因为“常受病家的攻击”，自解自叹“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的一句话，揭明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个极其荒谬的错误看法。拿破仑、成吉思汗、希特勒，“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灾星”，是世界的毁坏者，拿人民当炮灰，却被人们视为英雄，得到恭维与夸耀；而发明种牛痘法的隋那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却没有人记得，作者认为，“这看法倘不改变”，“世界还是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又如卢嘉兴的《父系社会的新闻眼》一文，有感于南方某大报发表的一则新闻，称“毛泽东血脉的惟一传人毛新宇成家立业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一针见血地指出，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有儿子，早已成家立业，难道她们不是毛泽东的传人？写这则新闻报道的记者先生如此行文，表面上看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一部分中国人至今仍然存在着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

（二）就实论虚，多取“类型”

就实论虚，指的是杂文写作应该根据具体的事实材料，生发阐析出比较抽象的议论，或者作出富有哲理性的概括。例如鲁迅的《拿来主义》，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要论述在对外交往中，我们不应该光奉行“送去主义”，还应该“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去拿”。作为一种思想主张，拿来主义的理论内含十分丰富，也比较抽象，但文章却始终结合具体的事例展开形象的论证，寓抽象于具象之中。譬如论述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作者主张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也就是先占有，然后再挑选。文中连用“鱼翅”、“鸦片”、“烟枪和烟灯”、“姨太太”等人们习见的事物或人作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对待外来的东西，应该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诸如此类的人或物，构成文章“实”的一面，离开了这些实物、实例，拿来主义的思想内含就不好阐发；而如果只写这些

实物、实例，不作理论的总结，文章的思想就不能升华。所以，杂文写作应该处理好“实”与“虚”的关系。

多取“类型”，指的是杂文写作所选择的事实材料应该具有标本的意义，能够揭示某一类人物思想性格或社会现象的本质。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写类型，“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伪自由书·前记》）只有这样，才能通过鲜活的个案反映普遍的社会问题。

（三）有开有合，文“杂”意专

所谓有开有合，文“杂”意专，指的是杂文写作在行文与材料的运用上，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真正实现材料的博杂与主题的精炼集中的有机统一。举例来说，鲁迅的《不知肉味与不知水味》一文，所依据的材料是当时《申报》与《中华日报》刊登的两条新闻。1934年七月二十七日，上海各界在孔庙举行孔诞纪念会，会上演奏中和韶乐二章，为了扩大音量，乐器不分古今，一律配入，共四十种，《申报》在报道此事时这样写道：“聆其节奏，庄严肃穆，不同凡响，令人悠然起敬，如亲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也”。同一天，浙江余姚因为天旱，河水干涸，朗霞镇居民杨厚坤与姚士莲因争井水发生冲突，互相加殴，致使杨当场死亡。这两件事情表面上看毫不相关，作者却在对比中生发出这样的议论：

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渴死的。„„所以我们除食肉者听了而不知肉味的“韶乐”之外，还要不知水味者听了而不想水喝的“韶乐”。

有了这段议论，两件本不相关的事情就扭合为一个整体，成为表现文章主题的有机材料。

杂文要“杂”，不杂就没有味。杂文之“杂”，表现在题材内容上，就是要广采博取，多方涉猎，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表现主题，丰富文章的思想内容，增加知识含量。邓拓有一篇题为《一块瓦片》的杂文，篇幅不长，知识含量却很大，文中写到的瓦就有北京故宫的“琉璃瓦”，明代庐山天池寺的“铁瓦”，西域泥婆罗宫的“铜瓦”，还有古代统治阶级用来显示他们奢侈生活的“银瓦”、“金瓦”，作者由此又联想到古代下层人民居住环境的简陋，让读者看到了北方农民和手工业者在旧社会里上无片瓦的悲惨生活。文章寓理于趣，开合自如，读者从中既可以获得丰富的知识，又可在作者娓娓的叙述中，不知不觉地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

（四）寓庄于谐，幽默辛辣

杂文要写出“杂味”，除了在题材的选择上用力外，还要在语言上用力。杂文语言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善于用典，点石成金；二是讽刺性强，寓庄于谐，妙趣横生。如陈四益的《进谏》一文：

某公身为谏议大夫，“思有以拾遗补阙”，仿效魏征上疏。疏未上，忽然念及“居安思危”一语未妥，本是太平盛世，何危之有？于是挥笔抹去。继而又觉着“载舟覆舟”一语太险，民若“覆舟”，岂非作乱？“乱”字岂可说得？于是又挥笔抹去。再继而一想，“虑壅蔽”“，惧谗邪”，岂不是说皇帝不明察洞烛为谗所蔽？想至此，“不禁汗下浃背矣。”于是又挥笔抹去。如是者再，心始稍安。最后剩下八字：承天景命，垂拱而治。

文章故意采用文言文的语调和笔法，文白夹杂，寓庄于谐，活脱脱地写出了“某公”身为谏议大夫想进谏却不敢进谏，终日如履薄冰的窘态，其滑稽之状，令人啼笑皆非。这就是杂文的语言。杂文写作者应该熟悉杂文语言的基本特点，学会灵活自如地运用各种修辞手法，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经验，只有这样，才写出地道的杂文。

[思考与练习]

一、略述散文的分类及其文体特征。

二、阅读钱大昕的《弈喻》一文，简析其思想内容与写作特点。

弈 喻

予观弈于友人所。一客数败。嗤其失算，辄欲易置之，以为不逮己也。顷之，客请与予对局，予颇易之。甫下数子，客已得先手。局将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尚有余。竟局数之，客胜余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后有招予观弈者，终日默坐而已。

今之学者，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吾果无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论人哉？

弈之优劣，有定也。一著之失，人皆见之；虽护前者，不能讳也。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然则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无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此相嗤，无有已时，曾观弈者之不若己！

三、请以《我的大学生活》为题，写一篇记叙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