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讲稿_李政道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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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26年，还有一位著名的长者也是这一年出生的。

我的父亲是金陵大学农化系第一届毕业生，后来经营肥料化工产品。少年时代，我梦想就是像父亲一样读上大学，心目中最理想的大学便是浙江大学。我的父母都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我本来可以在上海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一帆风顺地进入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读书，但实际上我的求学生涯可以说是十分挫折。日寇大举入侵，上海沦陷，我平静的学习生活也难以为继，我不得不走上流亡求学的艰辛道路。我先是来到浙江嘉兴，在秀州中学学习。不久，因战事蔓延，浙赣告急我就到江西赣州，在当地的联合中学继续求学。1943年，我离开江西来到贵州，追寻浙江大学，继续我的大学梦。一路上衣食全无保障，也没有钱乘车，只能依靠步行，偶尔搭上一段“黄鱼车”就算好运气了。那时候，疟疾、菌痢等疾病流行，我也曾病倒在客栈中，全凭意志和对未来的信念才坚持下来。

我没有正式的中学文凭，甚至连小学文凭也没有，但却如愿考取浙江大学，17岁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受我父亲的影响，我一开始报的是化工系。开学前一个月左右，我从贵阳来到湄潭，经过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束慰曾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很快，又认识了浙大物理系的另一位教授王淦昌。那时，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办公室和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的双修寺。我也常去双修寺，束星北、王淦昌，还有其他教授、老师都很平易近人，他们谈话时，我就在一边旁听。当时，他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和束星北、王淦昌两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有时候，束星北教授也和我单独谈物理，谈着谈着就忘了时间。夜深了，我就睡在双修寺，头上枕着一本Physical Review(美国杂志《物理评论》)的合订本。这段日子呢，让我了解了物理学研究的是什么，并且对物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所以我决定由化工系转到物理系。在那时的浙江大学，还开设一门“物理讨论”课，分甲、乙两种，物理讨论乙由束星北和王淦昌轮流主持，两位大师就物理学最前沿的研究课题和动向作报告。1944 年冬，贵州受到日本侵略军进攻，浙大停止教课，束老师从遵义以专车带我至重庆并建议我去西南联大学习，因为那里有许多著名的物理学教授。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于 1945 年转学去了西南联大。在那里我遇到了另一位恩师吴大猷先生。1946年经吴大猷教授推荐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师从物理学大师费米教授。1950年6月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任芝加哥大学天文系助理研究员，从事流体力学的湍流、统计物理的相变以及凝聚态物理的极化子的研究。讲讲我和振宁成为好伙伴的经过吧：我刚被芝加哥大学录取的时候，那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我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是高我两个年级。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我们二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1956年大约是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上午，杨振宁开车从长岛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我，我们在我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讨论。说了一会儿，杨振宁要移动他停在街上的汽车，我们就走到街上。把车停好后，由于饭馆都还没开门，我们就近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路口的白玫瑰咖啡厅边喝咖啡边讨论。我把当时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我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午饭后，我们回到办公室，振宁已经完全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我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我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

我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觉得如有振宁学长的参加，会使整个事情做的更好。我们两人开始了友好的竞赛。在大约两周内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我和杨振宁发现的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从我想法的产生到我们完成论文，再到获得诺奖，前后不超过两年的时间，大家可能觉得非常快了，但是实际上我们还得感谢另外一位同行，那就是吴健雄女士，她用实验证明了我们理论的正确性，我一会儿也会做一些说明。

在微观世界里，基本粒子有三个基本的对称方式：一个是粒子和反粒子互相对称，即对于粒子和反粒子，定律是相同的，这被称为电荷(C)对称；第二个是空间反射对称，即同一种粒子之间互为镜像，它们的运动规律是相同的，这叫宇称(P)；一个是时间反演对称，即如果我们颠倒粒子的运动方向，粒子的运动是相同的，这被称为时间(T)对称。

1956年,科学家发现θ和γ两种介子的自旋、质量、寿命、电荷等完全相同,但θ介子衰变时产生两个π介子，γ介子衰变时产生3个故认为它们是不同种粒子。我们认为γ和θ是完全相同的同一种粒子(后来被称为K介子)，但在弱相互作用的环境中，它们的运动规律却不一定完全相同，通俗地说，这两个相同的粒子如果互相照镜子的话，它们的衰变方式在镜子里和镜子外居然不一样！

比如我们向左踢球，球向着左面飞了。在镜中，我们向右方踢球，球向着右方飞了。而镜中的这个过程可以在实际中发生。这就是宇称守恒。

宇称守恒显然符合常识，过去的物理学家也觉得这个是不证自明的。在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中宇称确实是守恒的。但是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举个物理情景不恰当的例子，如果我们用弱相互作用力向左踢球，球向左飞。但是镜像情况在实际中不可能发生。自然界禁止球向右飞。这里的禁止是物理学规律意味上的禁止，比如在北极点球可以向南飞，但是不能向北飞，因为没有更向北的地方了，这就是自然界的禁止。

我们知道钴60衰变为镍60是典型的弱相互作用

吴健雄女士以两套装置中的钴60互为镜像，一套装置中的钴60原子核自旋方向转向左旋，另一套装置中的钴60原子核自旋方向转向右旋，结果发现在极低温（绝对零度以上0.01K）下放射出来的电子数有很大差异，实验结果推翻了物理学上屹立不移三十年之久的宇称守恒定律。

1949年，杨振宁到普林斯顿研究院做访问成员，当时的我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生活并不愉快。杨振宁得知此事后，找到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求帮忙，于是，我来到了物理学研究气氛浓厚的普林斯顿。

我和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我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我们论文甚至引起了爱因斯坦的重视，1952年的一天，我们还受邀与爱因斯坦见面。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草地上讨论问题的画面，是普林斯顿最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

但实际上我们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就曾因为论文署名的先后顺序问题发生过小争执。

在获得诺贝奖后，一位美国记者写了一篇《宇称问题侧记》来记叙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始末，我收到文章的校样后，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我讨论。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我之前，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我对他极度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不过杨振宁在物理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最大的成果是杨-米尔斯（Yang-Mills）理论，是现代规范场理论的基础，他靠宇称不守恒获得诺奖就和爱因斯坦靠光电效应得诺奖差不多。

现在杨在清华，清华物理系建系区区三十年，在杨的远见卓识下，如今清华的物理科研水平是中国离世界顶尖大学水平最近的物理系。在清华物理基地科学班的教学模式，清华IAS的建立，以及凝聚态和冷原子领域方面，我国的物理学研究的积累很大程度上和杨有关系，尤其是08年前后那些个论文，很大程度上对于我朝理论物理的研究团队培养做出了贡献。90年代清华物理系甚至请不到一些一流的研究者来组建团队，甚至某些课还要请外校的来上，杨振宁以个人影响力把清华物理系的基础给打了起来，以私人社交圈招了不少大牛研究者。而这个影响是全中国业界都受益的，那代人或多或少都受了老杨物理学界私人社交圈的影响，而凝聚态和冷原子恰恰也是我朝弯道上赶上世界水平的一些领域。包括偏向工科的东南大学，物理学在凝聚态的水平也是极高，所以老杨对于中国物理学的成长确实是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杨振宁早在WEN革期间就回国讲学，成为中美关系解冻后的第一位来华访学的知名华裔科学家，为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浩劫结束后，中国百废待兴，杨振宁多次回国讲学，为被浩劫阻碍的中国物理学界带来了前沿知识。他在八十年代推动南开大学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促成了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的设立。到了九十年代末，杨振宁促成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建立，吸引大量优秀科学家回国服务，其中包括首位亚裔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

高能物理是我主要的科学工作领域之一。在过去三十几年的时间里，有幸和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有过密切的关系，他促成中美高能物理的合作，建议和协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议成立自然科学基金，设立CUSPEA，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大学及浙江大学的近代物理中心等学术机构，设立私人教育基金，对艺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个人亦喜随笔作画并积极倡导科学和艺术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