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组织的公信度的提升涉及三个层次_组织文化的三个层次

慈善组织的公信度的提升涉及三个层次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组织文化的三个层次”。

慈善组织的公信度的提升涉及三个层次：战略公信，个人公信，组织公信。三者密不可分，不可偏废。

战略公信：慈善组织对于慈善工作需要有正确的战略决策。慈善组织的领导层需要有远见、胆略、洞察力、科学的规划，明智地筹集和分配慈善资源，完成使命。

根据中外的经验可以了解到，慈善组织有自己的特色乃至优势：善于深入并动员贫困、弱势群体，乃至边远地区；不但自己参与其中，而且采用公众参与的基层程序来实施计划；帮助穷困的人懂得掌握自己生活的权利；与地方的社会公共部门一起工作，并使之得到加强；比政府更富有创新意识，更具灵活性；在没有政府的参与下执行计划并用较低的费用获得较高的效益；能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贴近人民大众，特别是弱势群体，而成为他们的愿望的代表。深知慈善组织的特点和优势，就能正确地做出战略决策，做好科学规划。

慈善组织战略决策正确，慈善项目规划科学并且落实得好，必然首先获得一定的知名度。而知名度是公信度的前奏。许多地方慈善组织坚持雪里送炭的慈善资源首要分配原则；项目救助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如上海的助学项目、广州的慈善医疗项目、武汉的助孤项目、浙江的安老项目、南京的慈善医疗门诊；上海、无锡等地创办慈善物资救助中心；慈善志愿者以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直接服务于社会，如陕西慈善协会在南部秦巴山区修建“慈安便民桥”，在陕北的干旱缺水的贫困地区为贫困村民修建饮水窖，等等。一个个成功的慈善项目都是一个个知名的丰碑，屹立在公众的心中。

慈善工作需要选择那些为弱势群体迫切需要的、长短期效应兼备的慈善项目。慈善组织面对的是穷困的人，其中有“无工作能力的穷人”和“工作中的穷人”，对于前者，只能通过无偿救助和社会服务来减轻其贫困；对于后者，最成功的计划是推动受助人的自信和自助，变“输血”为“造血”。这种战略是强调基层的能量和潜力，通过慈善项目释放出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农村进行了较长期的扶贫脱困试验，重在提升“造血”功能。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个人公信：慈善组织领导人或领导群的公信度的高低，决定于在决策中是否充分考虑公众利益，是否坚持正义和平等，而不让人情网破坏了正义和平等。中华慈善总会是公信度很高的组织，这是同前会长阎明复同志的权威性、纯真性和公益性的形象分不开的。他具有德高望重的人格魅力。西方人很强调领导人的“integrity”，我们把它译为“廉政”或“正直”，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文化中的“integrity”的含义更广，它有着“完整性”、“完全性”和“系统性”的意思。也就是说，慈善组织的领导人的人格魅力是一个多元结构，至少包括人格信赖和系统信赖。前者指他的品行操守，后者指他胜任所从事领域的管理工作。公信评价这些领导人是否具有传统的美德，是否具有真挚的感情，是否豁达，是否具有平民意识，是否能清晰地交流，是否具有坚持不懈的意志力，勇于应付棘手的问题，等等。这些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在慈善决策、规划和实施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慈善组织无论募集和发放善款，或接受媒体采访，或同公众交流，领导人都要出面，因此个人魅力往往起重要作用。公信是经过多年才能建立起来的，需要自觉地保护它。公信也是脆弱的，容易因一时疏忽大意，因对问题处理不当或其他原因，而遭致粉碎。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需要注意防止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防止给予公众以矛盾、前后不一致的信息，比如，向公众宣布某年某月启动某一慈善项目，不久又改变日期，后来又取消，再后来又突然宣布启动；信任往往具有三种性质，一是时间差，往往是诺言在先，兑现在后，有时间差就有风险；二是不确定性，诺言能不能实现常常有不确定性；三是信任是一种主观态度，公众有时没有客观根据断定一定信任慈善组织的某一领导人。因此慈善组织领导人信守诺言，给予公众以前后一致的信息，是不可小视的。

其二，避免偏爱，坚持平等和公正。领导人在安排慈善项目或发放善款时，有时会面对人情网。一旦人情高于公正和平等，会让需要受助的不同群体感到亲疏不同的对待，则会危及慈善组织的公信；

其三，不追究慈善项目承包单位或基层官员挪用或侵占慈善专款，或对某项慈善工程变成豆腐渣工程而不予追究。公众对慈善钱物的去向、项目实施质量是非常敏感的。慈善组织决不能宽容基层官员或承包商的恶行；

其四，不尊重慈善志愿者、法律顾问和审计顾问等，把他们看作自己的临时雇员，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缺少真诚的请教和交流，使他们不能很好地施展才干，因而难以得到他们的信赖，其中优秀的人会愤然离去；

其五，不重视社会上流传的涉及慈善组织的流言。倘若慈善活动缺少透明度，公众中就可能出现流言，流言大多是消极的。慈善组织领导人不可自我安慰地抱“谣言止于智者”的态度。消除流言只能靠积极地公开发表意见，并让公众共享信息；

其六，不及时处理慈善工作中的失误或事故，会造成公信度的下降，这有国内外的教训。比如，美国联合劝募协会前任主席诈取该组织大量钱财，于1995年锒铛入狱，高达46.3万美元年薪和奢侈消费也随之曝光。丑闻披露后，捐款总额大大下降。又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拉德纳的新纪元慈善基金会四处招摇撞骗的事件，也招致恶果。美国联合劝募协会丑闻事发后，该组织的某一地方分部的执行总裁和理事会迅速采取应急措施，挽回了公信，其绩效与往年一样成功，并比其他分部要好。在西方，对事故发生后如何恢复公信有着丰富的经验，大致是做出积极的、合理的、可行的反应战略，做好“期望分析”(repecta“onsanalysis)，即分析直接受影响的公众或受害人期望我们应该做哪些事，然后采取几个关键的步骤：解决问题本身；妥善处理最直接受影响的人群或受害人；正面回答公众提出的问题；积极与媒体、批评者、政府沟通。组织信任：公众的信任不仅指向慈善组织的领导人，也指向整体组织。因此要切实落实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同志要求的，加强组织的自身建设，建立和改善组织的各项管理操作系统，切实加强机构内部规范和高效管理。

据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慈善事业的发展历史，慈善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事救济活动；第二阶段，支持小规模的地方发展计划；第三阶段，支持城市贫困社区和农村贫困村庄的发展计划。为适应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趋势，各省市的慈善协会，最好有各种慈善基金会，由他们施行专项救助计划或小规模的地方发展计划，或支持社区和村庄发展计划。慈善基金会的优点是慈善项目的规划和实施的专业化和规范化。

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可借鉴的经验。比如，二十世纪初，在美国依法成立的“卡耐基促进教育基金会”，专业化、规范化很强，专门资助大学。对于申请者，该基金会有调查问卷，有严格的人选标准，有筛选过程中与申请者的沟通，等等。慈善协会最好也有自己的志愿者组织，可以使志愿参与从不规则的短暂的参与到长期加盟。这不仅服务于社会，而且鼓励志愿者组织内成员间的社会化，分享许多同志和朋友的关爱。慈善基金会和志愿者组织的参与的增长会很快提高慈善组织的社会信任水平。

建立自律机制和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在国外，慈善组织都有约束工作人员的规定和守则，许多组织设有监察部门和专职监督员。

自律机制是一种内部约束。国外的公益组织大多有其“原则宣言”，强调道德价值和自尊自爱，忠于公众利益，并且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都要宣誓：自己的职业行为必须是求真求实，公正，向公众负责；自己尽力做到称职，通过不断的教育和研究，提高职业技能，自觉遵守职业标准和规范，等等。组织内部有“道德和职业标准委员会”，对组织内部出现的失误或事故，追究个人责任；在取证、定性的基础上，逐级(由分会至总会)汇报处理；或警告，或批评，或停职，或开除。被开除者在本系统内永不录用。

慈善组织建立自律机制尤为重要。慈善组织，如前所言，缺少商业、企业领域中的那种强制性责任机制。西方国家中，不少学者批评一些慈善组织是低成效组织、低效率组织。因此，我们尤其需要规范自己的管理程序，并对其加以监察，使之提高效益和效率，尽责地完成自己的高尚的社会使命。

慈善组织在慈善资金管理方面易于缺少人格化的职责型使者和责任追究者，容易出现浪费和低效。为此，慈善组织内部管理中，首先要有权责分明的专门财务管理，建立和落实与规则配套的“问责机制”。如有违犯，应追究具体负责人和当事人的责任，并给予必要处分；其次，需要技术上的能力与职业责任两者的统一。职业技能差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职能的履行和职业的道德形象。我们需要把职业技能水平作为衡量职业道德的主要标志之一。换言之，好的道德品质和高水平的职业素质是做好慈善工作的基础，也是公信的基础。

管理好别人的钱，需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也要有严格的管理程序。慈善基金使用申报原则、资金资格审查、资金项目执行、资助物资管理等方面都得建章立制，规范运作。财务报告中的信任意味着我们能依据可信赖的真实数字来充分反映真实的过程和事实情况；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比如依靠审计委员会确定真实可靠的财务报告的责任。另外，也应有项目资金的追踪反馈机制。关于具体的慈善组织财务管理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如可参考弗里曼·肖尔德尔的专著《政府的和非营利组织的报账》(Freeman Schoulder,GovernmentalandNonpsrofit Accounting：Theory and Practice,Prentice Hall,2000)等。我们慈善组织除了内部的自律和监督，还需要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慈善组织不允许拥有私营企业的经营机密，要求必须具有对公众的真正的透明度。我国慈善救助具有公开透明的优秀传统。比如著名慈善家、晚清商人经元善，赈济灾民不遗余力。他每个月都要登报公布所有来往账目，每次赈灾结束都要刊印征信录，以取信于民。我们不少省的慈善组织也因透明操作程序而提高了社会公信度。比如江西省慈善组织曾在《江西日报》登了一整版的公告，将近两年来所接受的每一笔捐赠款和慈善基金会的每笔救助支出向社会作了详细的公告。募集和分配善款，不仅是募得和分配资源，更重要的是募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