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研究的历史学考1_襄阳历史文化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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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研究的历史学考察

邵学海（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楚文化研究所 研究员）

摘要：所谓楚文化现代价值，是近年某地区文化理论界，包括政界人士关心的问题，为此召开了相关学术会议，出版了论文集。它是中国史学教化与资政传统，在先秦区域文化研究上的体现与追求。但是，纪史不实与不确所带来的失误以及“以论代史”的史学歧路影响了学术健康发展，简单、片面地将现实与历史相比附，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宣传上几成流行模式，它扭曲了学术风气，破坏了科学的严肃性。此类状况，皆因区域史研究的局限性以及为迎合“地方主义”需要而导致的实用主义风气所造成。

充斥农民意识的“地方主义”史学观，阻碍我们把区域文化研究引向先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宽广道路，影响我们正确认识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至影响我们客观看待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过程。

关键词：楚文化 历史学 考察 实用主义

所谓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即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近年某地区文化理论界，包括政界人士关心的问题，为此召开了专门学术会议，出版了论文集，影响较大。它是中国史学的教化与资政传统，在先秦区域文化研究上的体现与追求。

史学不是故纸之学，先贤历来重视它的镜鉴作用，并且，其意义随时代进步不断深化、拓展。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贞观政要》的：“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到顾炎武的《日之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以及梁启超的《新史学》，历代史家都把周代以来初步形成，唐宋以来逐渐明确的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一步步推进到今天的境界，使其具有深刻意义。

关于楚文化现代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以不同方式，不同角度加以研究与阐发，典型如“楚人有恢弘的开放气度，有兼收并蓄的包容胸怀”等等。恰逢中国现代化建设由封闭状态进入开放时期，这些区域的历史经验暗合时代节拍，故而引起政府的重视与民众的兴趣，从此“楚文化”一词在媒体上频繁出现，影响很大，以至“贩夫走卒引车买浆者流或许都知道楚人有‘凤图腾’一类的文化术语”。

比较先秦各区域文化研究，楚国历史文化研究在继承优秀文化遗产方面，特别是试图为当今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方面显得较为突出。但是，其中不当之处也因正面特征彰显而负面地表现出来，简单、片面地将现实与历史相比附，在学术研究上几成流行模式。它扭曲了学术风气，削弱了史学资鉴能力。为使先秦区域史的研究健康发展，促进史学的社会功能得到正常发挥，适时清理我们的学术，考察我们的学术方向并反思研究方法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不揣浅陋，以楚文化研究的现代运用问题为中心，试提几点意见，望能入方家法眼。

一、鉴古致今须纪史以实

为现实服务须建立在牢固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建立在客观、真实、有据可查的史实上。对史料不能臆造或猜想，更不能随意改动，否则我们为启发现代人心智，把优秀传统导向今天的工作，一如筑塔沙上。试分析一例：

有学者认为，已知楚国最早一件兵器“楚公jia”戈（原文误为钟）的形制，是从中原引进的，但三角形援上“奇妙”的纹饰和内上梭形穿（系绳处），体现了楚人“既善于模仿，又善于创造，始则模仿，继则创造”的成功经验，由此可以发见楚人“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以独创一格”的精神。细检论者文章，其旨即以所谓先于蜀国，别于诸夏的“楚公jia”戈，证明楚人在文化上具“拿来主义”精神，并借鉴于今天。

根据考古发现，类似“楚公jia”戈的兵器，商晚期或西周早期出现在中原，但使用时间不长。另外，今川西平原也有发现，其上限与中原同时，且有一个从商晚期至战国的完整演变过程，因此有人认为此戈为蜀国样式。据李学勤先生1982年统计，这种编号为Ⅱd型兵器，成都地区已出土42件。可知在中原和古蜀国，它是一种使用较广泛的长兵器。

“楚公jia”戈于1959年在长沙废旧品中拣出，关于它的真伪及有关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学术界曾展开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戈是真品，其上铭文与器同时铸造，年代在西周晚期 ；

2、戈与其上铭文均为伪造 ；

3、戈是真品，系蜀式戈，铭是后世伪刻，年代在西周末到战国早期 ；

4、戈的铸造在西周中、末期，铭文加刻不早于西周末叶 ；

由于“楚公jia”戈尚存诸多不确定因素，上述观点都只停留在推测阶段，有很大商榷余地。

这场讨论后的四十多年中，学界就此没有新的突破，即使有所意见，也与上述四点大同小异。1995年出版的楚学文库之一种《楚系青铜器研究》，根据李学勤先生比较“曾侯养”戈铭与“楚公jia”戈铭的文例与结体相似的情况，赞同李氏“楚公jia”戈铭和器是同时铸造的观点。区别在于，李氏推定“楚公jia”戈的年代在两周之际，比第一种意见，即认为该器是原件，年代在西周末年的稍晚。至于“今鉴”论者所谓“与华夏有别”的梭形穿是否别于中原的同类戈，尚不得知，但先秦时期长江上游的蜀国并非少见。1961年冯汉骥先生指出：类似“楚公jia”戈的兵器在川西一带发现颇多，“内上的穿有者作梭形”。至于“奇妙”的“蚕茧形”纹饰，冯氏说：“蜀戈上往往有此种装饰„„例如重庆市博物馆所藏的一戈即是如此，最近发现的此类的戈，其上亦有圆斑的”。这一基本材料还见冯氏所撰《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一文里。可见，“楚公jia”戈与已知的蜀式戈实际无甚区别，并不“奇妙”。

需要指出，四十多年来，楚地再无发现抑或出土类似兵器，其上所谓“蚕茧形”纹饰，也不见装饰在楚国其他青铜器上，拣选的“楚公jia”戈，至今仍是一件与其他出土楚器在纹饰上没有任何联系的孤品。

以上是关于“楚公jia”戈大致的考古学背景及研究状况。假如“今鉴”论者的议论，仅仅涉及该兵器的真伪、年代，或者两地、三地同类兵器的比较，那么不论有无可靠根据，论证过程是否合理，“楚公jia”戈的器形与纹饰风格先于蜀国，别于华夏的观点，虽不允当，亦仍属学术的探讨。但是，把研究分析贸然推进到“今鉴”的层面，即将一件未必早于蜀国，也未必别于华夏，且存有诸多疑点的孤品，标榜为先秦时期中原及长江中上游广大地区内“超群绝伦之作”，继而推导出楚人既善于模仿，又善于创造的优良传统，总结出“值得当代的国人借鉴”的历史经验，是不严肃，不负责的。

诚然，不能片面强调史料考证，史料考证本身并不是历史学的全部，也不是历史学的主体，史学研究还应当重视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洛克说：“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后，中国史学界在回归历史主义，继而回归马克思主义路途上，也曾批评“回到乾嘉去”的现象，批评不求融会贯通而畸重史料，摒弃理论指导的史学观。

这是20世纪欧洲新史学及中国“*”后历史学家的观念。但他们反对片面强调史料考证，是要求把过去看成一个整体，避免因局部、个别问题的过当考证而陷入比较狭窄、琐碎的境地，以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事实上无论新史学家，或者“*”后中国史学的主流，从来就没有否定史料在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反对把史料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布洛克，为撰写《法国农村史》而发明“回归分析法”，在对过去的物质遗迹进行考古学分析的同时，还对20世纪初法国的田地类型、收获制度、耕作技术等加以详尽考察。可见，虽然新史学与实证的欧洲传统史学在史学观及方法论上完全不同，它们对史料的重视及考订的严格要求却是一致的。在中国，从“*”前的翦伯赞，到“*”后众多史学家，也都遵循了史学研究以史料为基础的基本原则。

同样，影响法国年鉴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要求，历史研究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列宁在批评以13至14世纪蒙古统治的事例来说明20世纪在欧洲发生的某些事件的政治欺骗行为时指出：“应该设法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要这个基础成为真正的基础，就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由“楚公jia”戈而提取的“今鉴”论，是否建立在一个如列宁所要求的“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所构成的基础上呢？即是否掌握了详细的，能够再现楚地Ⅱd型兵器演变的资料，以及与蜀地兵器之关系的客观比较呢？是否已揭示出先秦时期关于镀银的“蚕茧形”纹饰之工艺的缘起与流布过程，从而获得符合当下研究水平，并与自己论题有关的知识准备呢？看来没有，四十多年来的田野发掘与研究状况可以证明其失误。这种形为“以论代史”，实为臆说的历史学“方法”，除了与晚明王学末流的空虚学风有相似色彩，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各个史学流派里都是不相容的，更不用说用今天历史学的世界眼光，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来衡量它的真实性与科学性了。

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中，类似随意发挥的现象较为突出。有些学者往往在一件有待考证的出土文物或一类尚需探讨的问题上，轻率地总结出所谓现实意义，将一个宏大的，关于先秦民族气质或素养的结论，植根于一个十分纤细的，或者缺乏史料，或者缺乏研究的命题上，然后将其“意义”贴向现代。如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东亚与南亚文化交流问题 ：有不知印度佛教史者，在没有充分材料证明的情况下，贸然将楚地出土的“羽人”雕像指称为印度的妙音鸟，武断地把楚地豆盘的莲花装饰当作佛教的金刚座，继而在错误判断的基础上导出佛教造像曾于战国中期传到楚国的结论，并作深具现代语义的发挥：“印度和楚国都有恢宏的开放气度，都对异域文明怀有浓厚的兴趣，都有取长补短、以有易无的热切愿望，都不是《庄子•秋水》所嘲讽的井蛙或河伯。楚人吸收异域文明的态度，寓变通于师法之中，即使对当代也还有启示意义”。这里，历史上的楚人不啻被描绘成当代改革开放的先锋。

这些文学性的描述，使我们意会到欧洲18至19世纪中叶的，浪漫主义史学中的一个理论特征：强调通过直觉和历史发生共鸣，否定理智的认识能力，用描绘具体历史情景和抒发作者的激情取代理性的分析。1848年后自然科学的成就即将浪漫主义史学定格为西方史学史上一个陈迹，尽管它强调的历史主义以及将语言学知识运用于历史学，对其后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但主观唯心的史学方法则被抛弃。

揭示先民的心灵，歌颂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富于感召力的。故而，有些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的文本，常常使我们梦幻般地感到我们与先民十分接近，接近得仿佛失却了历史的距离而与我们共时地存在。但激动人心的辞藻不能代替谨严的研究，因为，“合格的历史学只可能是科学的历史学。„„我们若牺牲对科学的确定性的要求就不能不损伤我们对文明的良知。神话般地或虚构地描述过去或许具有文学价值„„但是，„„那决不是历史”。

史料是历史学的基础，纪史以实是历史学的生命，也是史学工作者应该恪守的学术道德。只有掌握了客观、真实、完整的史实，我们才有可能复原历史的行程，获得“科学的确定性的”结论，历史研究才真正具有现代价值。

二、鉴古致今须戒实用主义倾向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显而易见，上节所举两例，均失误于史料“不具或不确”。而且，它所表现出的主观随意性与片面性，反映了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倾向。

一件尚有争议的非科学发掘的楚国兵器，能否体现楚人“拿来主义”精神，已知考古材料事实上已有效传达了历史的暗示：近半个世纪的田野发掘材料，不能证明“楚公jia”戈的形制与纹饰先于蜀国、别于华夏。那么，所谓楚人“拿来主义”精神只是一种现代的虚拟。但“今鉴”论者为什么不顾及较为明晰的学术背景而任意发挥呢？

一件战国羽人雕像，一件以莲花为装饰的豆盘，被指认为公元前3世纪印度佛教造像传到楚国的证据。这一“重大发现”以及所具“现代价值”的阐释，为什么不尊重几乎是常识的，两件器物的造型特征在先秦考古学上的普遍性，以及佛教造像于大乘时期才在印度河流域产生的历史事实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论者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上，为了某种非学术目的而彰显所谓学术的“重大发现”，臆说了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古代文化。

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不止如此，“楚文化是凤文化”之学术观点及其文化阐释，就是一个“以论代史”的，片面强调历史文化地方性的突出表现。由于学者的宣传，今天，“凤文化”几乎成为某地大众知识结构中的一部分。须知，它不适当地夸大了楚文化与先秦其他区域文化的差别，忽视了长江黄河作为农耕文明共同体的同一性。

凤是先秦的灵物，是先民对禽鸟的通称。有楚文化研究者认为，楚人崇凤，中原崇龙，分别是南北文化的象征。实际上，先秦灵物崇拜并非如论者所述，有充分材料证明，其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灵物崇拜并不是单一的，即使在史前，地下遗物所反映的原始宗教状况已较为复杂，河南濮阳西水坡新石器时代墓葬内，不仅有龙的蚌壳摆塑，还有虎和鹿的形象。张光直先生认为，史前先民“绝地天通”有数种工具，即龙、虎、鹿三“蹻”，它是氏族部落向部族联盟进步的标志，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图腾相互认同的现象。进入东周，即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原始宗教经过整合，不同灵物已超越原有界限，开始大范围地华夏化了。这一背景下，若坚持一个民族一个灵物崇拜，抑或一个地区一个灵物崇拜，在历史学或者文化人类学的学理上都是说不通的。

孙作云先生认为，楚人先民来自黄河下游崇拜凤鸟的民族，故楚人崇拜凤鸟。半个多世纪以来，后人延续了这个说法。如果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图腾崇拜，必然会成为文明早期这个民族的灵物崇拜，那么崇拜凤鸟的不仅仅是楚人。如商民族的先民与楚人同一个来源，是史前少昊氏中崇拜玄鸟的一支，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宋人和卫人是商朝的遗民，同样应该崇拜玄鸟；郯国是少昊氏后裔，且地望仍旧，当然崇拜凤鸟；凤鸟应该也是周人的崇拜对象之一，因为虽其始祖稷，受巨人足迹感孕而生，但姜原以为不祥，故将其弃于冰上，这时“飞鸟以其翼覆荐之”，遂以为神。显然，《史记》所载映现了图腾文化的孑遗。

不否认先秦时期某些民族宗教崇拜的牢固继承性，但同样也不能不考虑历史的变动性，不能不考虑先秦不同民族的宗教、艺术、习俗在迁徙、战争、贸易中的变化。这些变化会使民族灵物崇拜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一定数量上加以改变。把宗教与习俗放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加以认识和说明，并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它，是唯物主义史学的一个原则。因为，历史“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

若不拘泥于灵物与民族在历史中具体的对应关系，还应该看到，凤鸟崇拜实际是先秦十分广泛的现象。《龙凤文化源流》的作者根据考古资料，把新石器时代的凤鸟形象分为东西南北四系，其中东西南三系有共同特点。这与史前龙崇拜分布的广泛性是一致的，即使将其证之于三代考古材料，也大体如此。据上所述，崇拜凤鸟是不是楚文化独有的特色，答案不言而喻。有人会说，古代中国的四象安排，南方是朱雀，朱雀既有太阳的色彩，又有凤鸟的形象，楚人居南方，可证楚人崇拜凤鸟。但民族的灵物崇拜与天象四方的安排不是一回事，如果套用，则殊难圆通。

可知，楚人崇拜凤鸟，但不是唯一的。首先，先秦其他民族也有崇拜凤鸟的；其次，楚人除了崇拜凤鸟，还崇拜龙、虎、鹿等灵物。

为了有别所谓中原的“龙文化”，势必将“凤文化”确定为南方的历史的地方性标识，因为龙凤是先秦灵物崇拜的主体，是中国文化构成的重要的阴阳两极。有“凤文化”的品牌，似乎就有了中国文化史的半边天下。为使南北文化分明而争得半边天下，有论者解释楚国遗物中龙与虎造型以及龙、虎、凤同构现象，不是从平面构成的艺术角度分析图象结构，不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探测先民的宗教信仰，而是不实际地掺入自己的敌忾，排斥龙、虎等宗教角色：“凤是楚人先民的图腾„„他们把一切美好的特性和特征都赋予凤了。„„楚人对龙就又爱又恨了„„（故而在刺绣纹样中）通常只能担当陪衬甚至反衬的角色”，而“虎在楚人心目中的地位比龙更低，以至我们可以说楚人是尊凤贬龙贱虎的”。在论者看来，楚国艺术中，龙是中原的代码，虎是巴人的象征，凤才是楚人伟岸的形象。古代一幅刺绣图案被论者如此随心所欲地阐释，既反映了其史学观的幼稚一面，同时给大众造成军事对垒是东周唯一主题的错觉，以至误导今人——在古代文化艺术领域，抑或织造艺术，包括漆木艺术上，都须象征性地显示这一军事的对抗性。历史研究的地方性表达，就这样通过作者弥漫着战争硝烟的阐释，卡通般地凸现出来。今天，楚人的凤文化、凤图腾、火凤凰等民俗学术语广泛流传，甚至凤凰涅槃的故事，在大众知识结构里也由印度神话一变为楚文化的典故。浮躁、简单、实用的学风造成大众的误读与误识，就像“*”期间，由于“*”论客占有舆论工具，革命群众都认为孔子诛少正卯是反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镇压了革命力量一样，“凤文化”以及其他等等，经以学术的名义得到广泛传播，成为今天某地区认同地方历史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依据。

从历史学存史的角度看，这些关于先秦灵物崇拜的地方性观点，歪曲了历史，它所虚拟的历史情境导致我们错误认为，中华文明的初创时代，不同区域的文化如同政治、军事，也是格局分明地对峙着的。

地方史研究的先天缺陷，即某一历史时期，某类历史问题上，一个地区，或“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历史研究单位” 之缺陷，影响了学术趋势，它必然倾向于把楚国历史同先秦东亚大陆总的历史割裂开来。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就此启示我们：“当我们把研究重点从政治事件和政治史转向科学史之类的领域时，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所具有的缺陷便会异常鲜明地暴露出来，因为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时，民族国家„„都可以说是合理地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集中点”，但在艺术和文学以及思想和制度方面，“肯定会遇到一些从本质上说属于‘超民族’的活动„„即便这些活动也带有民族的生命，打上了极为明显的民族烙印”，例如封建主义、印象派、巴洛克建筑等等都是不受国家边界限制的。显然，对楚文化孤立的解释和理解，以及体现在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中的地方性趋向，对还原中华文明早期历史，全面认识先秦中华文化整体结构十分有害。

从历史学教化的功能看，鉴古致今亦隐含民族形象塑造问题。黑格尔认为，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形象及精神的总合。歪曲历史，即歪曲了自己的形象，不符合事实地戏说历史，则亵渎了民族的精神。二战时德国、日本的历史，是侵略、奴役、杀戮、掠夺的历史，这是不容修改也不可能修改的。所以，20世纪上半叶，日耳曼与大和民族在世界近代史上留下了侵略者的形象。至今这形象，尤其大和民族的形象，仍然象阴霾时常笼罩在我们心中。反省自身，“*”是中华民族不堪回首的时期，十年历史所勾画的中华民族的形象，是扭曲人性的。其中，“*”史学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例如，为批“周公”的政治需要，个别论客在历史里找出孔子诛少正卯一事，并习而转述，几成定论。实际上《论语》和《左传》里找不到一点哪怕有关线索。所能提供的历史证据，只是名为荀子著作，实系其弟子杂录的《宥坐》篇。尚待探讨的，孔子后两个多世纪的未必确实的记载，对“*”恶劣的政治气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春秋战国是中华文化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先秦东亚大陆超越地区和民族的文化互融、互渗，折射出经过整合的中华民族的主体形象。“楚文化是凤文化”，抑或说“北龙南凤”的简单划分，虽有宣传的效用，但既不符合考古学所揭示的基本事实，也不符合中华文化演变的实际状况。并且，提供给大众的这些错误知识，势必在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造成隐性而持久的不良影响。

我国史学史上，曾记有实用主义的深刻教训。1963年9月，翦伯赞先生就当时反修防修大背景下的史学研究问题，给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一信，他说：“戚本禹同志从中国史上抓出了一个变节分子，另外一位同志又从中国史上抓出了一个议会路线者，像这类的文章还会出现，据田余庆同志说，已经有人把春秋时的向戎弭兵说成是和平主义，并且加以反对。这样下去，可能墨子非攻也要受到批判。不能说这些同志的动机不好，他们都想把历史用作战斗的工具，但是这样的历史类比是不伦不类的„„更重要的是必然会歪曲历史”。翦伯赞四十多年前的恳切话语，对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特别对“楚人有恢弘的开放气度，有兼收并蓄的包容胸怀”之类超越历史的现代话语，仍然具有警醒的作用。

三、余 论

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楚文化，经上世纪上半叶的发现和下半叶的开掘，已引起海内外瞩目。检视基本概念，楚国之所以成为历史学一个合适的研究单元，楚文化大体可以归纳为中华文化的子系统，首先因它具备疆域辽阔，文化内涵丰富，与其他地区没有时代模式差别的基本条件。其次，20世纪历史科学的发展，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两个契机。一是考古学的发展。据20世纪八十年代统计，全国所发掘的东周墓葬中，楚墓约占70%。地下遗物为全面、真实、深刻认识楚文化，提供了丰富材料。这些材料以及新石器时代的重大发现，突破了以往以黄河文化为本位，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片面认识；一是20世纪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民族史、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作为一种新的途径，在跨学科的基础上开辟了通向新领域的道路。

回顾近百年学术史，楚文化研究在诸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考古学以及冶金、纺织、天文等其他专门史的突破，从一个个侧面，为我们认识中华文明核心的形成过程以及早期文明的结构模式，提供了重要材料。但是，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文化面貌，包括整体的和局部的以及相互关系，认识还远远不够，拨开历史的雾障，还须做出艰苦的努力。

然而，学术并非沿着科学理性的方向塌实地前行，区域研究的局限性以及为迎合“地方主义”的需要，在学术上势必阻碍我们把楚文化研究引向先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宽广道路，影响我们正确认识先秦各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至影响我们客观看待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重蹈以黄河文化为本位，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覆辙。

为纠正区域文化研究中的主观随意性以及实用主义等等不良倾向，我们不妨参照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教导：“最好是把‘地区研究’或‘区域研究’看作是通往规模较大的世界历史观念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看作是一种把那些相互有关的研究单位中的历史知识组织起来的实际手段”。倘若如此，我们才能完成“在理论上全面地阐明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重大任务”，以及理解这个更加深刻的意义。

作者附注：该文发表在吉林《社会科学战线》（双月刊,逢单月25日刊出）2006年第6期。但是，由于校对失误，特别“余论”部分错行、掉字甚多，影响了观点的准确表述，故在此全文发表，以为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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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史记•太史公序》王纪潮：《异彩纷呈——楚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张正明：《楚事今鉴零想两则——我们可以向楚人学习什么》，载《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论文集。崇文书局2005年版。张忠培：《关于‘蜀戈’的命名及其年代》，《吉林大学学报》1963年3期。冯汉骥：《关于“楚公jia”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文物》1961年1期。6 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7 高至喜：《“楚公jia”戈》，《文物》1959年12期。8 于省吾、姚孝遂：《楚公jia戈辩伪》，《文物》1960年3期。冯汉骥：《关于“楚公jia”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文物》1961年1期。10 商承祚：《“楚公jia”戈真伪的我见》，《文物》1962年6期。11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12 李学勤：《曾侯戈小考》，《江汉考古》1984年4期。冯汉骥：《关于“楚公jia”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文物》1961年1期。14 《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载《文物》1980年第12期。15 《楚事今鉴零想两则——我们可以向楚人学习什么》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17 《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至280页。参见拙文：《孔雀王朝不曾塑佛，东周楚国何来造像》，载《江汉论坛》2002年6期及《历史不是橡皮泥》，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张正明等：《战国中期曾有佛教造像传入南楚》，载《江汉论坛》2001年8期。20 摘自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卷首语。2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濮阳三蹻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载《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版。23 《说羽人》，载《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1947年1期。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7页。25 王大有：《龙凤文化源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参见拙文：《虎座飞鸟是楚巫蹻与巴巫蹻的重组》，载《江汉考古》1997年2期。27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至178页。该图见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编：《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29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39页。30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39页。

徐庆全：《关于翦伯赞的一封未刊信》，载《历史学家茶座（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32 参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页。33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2页。

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载《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