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_欧债危机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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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举债
发布时间：2011年11月21日 11:29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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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长期过度负债行为，是造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如表1所示，除西班牙与葡萄牙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净储蓄盈余外，PIIGS五国在1980～2009年间均处于负债投资状态。长期的负债投资导致了巨额政府财政赤字。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政府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在危机形成与爆发初期的2007～2009年，政府赤字数额急剧增加。以希腊为例，从2001年加入欧元区到2008年危机爆发前夕，希腊年平均债务赤字达到了5%，而同期欧元区数据仅为2%；希腊的经常项目赤字年均为9%，同期欧元区数据仅为1%。2009年，希腊外债占GDP比例已高达115%，这个习惯于透支未来的国家已经逐渐失去了继续借贷的资本。这些问题在PIIGS五国中普遍存在。
随着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日渐深入，以希腊、葡萄牙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工资、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方面逐渐向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看齐，支出水平超出国内产出的部分越来越大。由于工资及各种社会福利在上涨之后难以向下调整，即存在所谓的“粘性”，导致政府与私人部门的负债比率节节攀升。
西班牙和爱尔兰债务问题的成因与希腊略有不同。这两个国家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房地产市场迅速萧条，国内银行体系出现大量坏账，最终形成银行业危机。而政府在救助银行业的过程中，举债与偿债的能力均出现了问题。
此时，已经背负巨额债务的五国政府，其进一步借贷的能力已大不如前，政府信用已经不能令投资者安心充当债权人的角色。投资者一般将6%作为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个警戒值，一旦超过这一水平，该国将面临主权债务危机。意大利的债务问题在PIIGS五国中前景相对乐观，但目前其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水平已接近6%。除意大利之外，PIIGS五国2009年的政府赤字均已经数倍于3%的警戒值，如表2所示。当巨额的政府预算赤字不能用新发债务的方式进行弥补时，债务危机就会不可避免地爆发。
政府失职与制度缺陷 发布时间：2011年11月21日 11:30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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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IGS五国经历如此严重的危机，动作迟缓、不作为或乱开“药方”的五国政府难辞其咎。虽然五国政府在危机前与危机中的表现不尽相同，但其失职行为是危机的重要助推因素。
首先，为了追逐短期利益，在大选与民意调查中取悦民众，政府采用“愚民政策”，采取了“饮鸩止渴”的行为。例如，希腊政府在2009年之前隐瞒了大量的财政亏空。
其次，一些政府试图通过各种途径逃避欧盟委员会与欧洲央行的监管处罚。德国、法国等经济发展“龙头”曾是这方面的负面典型，而其他国家也随之纷纷效仿。
再次，以爱尔兰、西班牙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政府放任国内经济泡沫膨胀，一旦泡沫破灭，又动用大量的纳税人财富去救助虚拟经济，导致经济结构人为扭曲。
最后，政府首脑过于畏首畏尾，不敢采取果断措施将危机扼杀于“萌芽状态”。例如，意大利政府在2009年赤字达到5.3%时没有采取果断行动，而是一味拖延，导致了目前危机升级的局面。
欧元区的制度缺陷在本次危机中也有所显现。首先，根据欧元区的制度设计，各成员国没有货币发行权，也不具备独立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负责整个区域的货币发行与货币政策实施。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统一的货币使区域内的国家享受到了很多好处，在经济景气阶段，这种安排促进了区域内外的贸易发展，降低了宏观交易成本。然而，在风暴来临时，陷入危机的国家无法因地制宜地执行货币政策，进而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来缩小债务规模和增加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能通过紧缩财政、提高税收等压缩总需求的办法增加偿债资金来源，这使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冰岛总统近日指出，冰岛之所以能够从破产的深渊中快速反弹，就是因为政府和央行能够以自己的货币贬值，来推动本国产品出口，这是任何欧元区国家无法享受的“政策福利”。而英国政府也多次重申不会加入欧元区。
从债务危机看欧元区体制性缺陷 发布时间：2010年08月20日 10:11 来源：新华网作者：记者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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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布鲁塞尔8月19日电（记者尚军）今年上半年，一场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使欧元面临着自诞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一度有望向美元发起挑战的欧元黯然失色。在这场危机中，欧元区体制性缺陷暴露无遗，这给欧元前景蒙上阴影。
剖析这场危机，虽然成因种种且各国情况有所不同，但危机集中爆发于欧元区内却反映了某些共性，尤其是欧元区“天生”的体制性缺陷，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二元性”。
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曾指出，从总体财政状况来说，欧元区并不比美国或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糟糕，但欧元区却在债务危机中首当其冲，这背后反映的欧元区架构问题值得深思。
基于各国政治意愿，欧元区成立之初只是统一了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财政政策，财政大权依然被视为是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这种二元结构从一开始就遭到过质疑，但直到债务危机爆发，其危害性才真正显现，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从事先预防来看，这种二元结构无法对欧元区内成员财政状况进行有效监督和及时纠正，造成财政纪律松懈。二是从事后应对来看，二元结构充分暴露出了欧元区危机处理能力不足。
为便于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单一货币区内的成员即便不能统一财政，也应在财政上保持步调一致。针对欧元区财政“短腿”的天生缺陷，欧盟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为欧元区成员的财政协调提供了基本框架。但事实证明，公约执行力相当有限。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希腊率先陷入债务危机与其多年来无视欧盟财政纪律，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常年超标有关。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打击则让本已捉襟见肘的希腊政府最终陷入危机。
与此同时，欧元却在一定程度上为不守规矩的赤字国提供了“庇护”。通常，一国财政状况恶化时，其发行国债融资的成本将会上升，这会迫使该国及时巩固财政，但在欧洲债务危机中，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却失灵了。
这一方面与希腊在统计数据上做手脚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起因于欧元“保护伞”。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希腊等国享尽了欧元“红利”，得益于欧元区的低通胀、低利率政策，这些国家依然不用为融资发愁，欧元区的低利率政策甚至进一步刺激了这些国家过度消费。结果当问题累积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时，市场的剧烈调整令欧元区付出了代价。
在应对危机时，一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欧元区“中央”财政作后盾，再加上所谓“不救助”条款，当希腊等欧元区国家出现债务危机时，它只能依靠自身财政作为偿债担保，可谓势单力薄，难以消除市场担忧，同时也为投机者逐个击破提供了机会。有分析人士拿希腊与美国某个州作类比，尽管美国个别州的财政状况比希腊还糟糕，却不会出现类似希腊的危机，因为有美国联邦财政作后盾。
另一方面，欧元区在希腊陷入危机后也没有一套现成的应对机制可以弥补“中央”财政的缺失。欧元区国家在经过数月的讨价还价后才出台希腊救助机制，这被认为是造成危机一步步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债务危机还暴露出欧元区长期存在的内部经济失衡。近年来，以希腊为代表的部分欧元区国家经济竞争力相对下降，经常项目赤字累积，与德国等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从而成为欧元区的薄弱环节。基于欧元区内部各国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任何一个成员的危机都有可能波及其他国家，从而诱发整个货币区的危机。
针对债务危机暴露出的这些问题，欧盟已着手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成立一个由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亲自“挂帅”、包括各成员国财政部长在内的专门小组，就改进欧盟经济治理拿出具体建议，由定于今年10月召开的欧盟峰会定夺。
在今年5月的首次会议上，专门小组提出了加强欧盟内部经济治理的四个主要目标，即强化财政纪律、消除成员国竞争力差距、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建立一套长期的危机应对机制。范龙佩称，欧盟正处在关键时刻，接下来所采取的措施将决定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命运，欧盟应当从债务危机中汲取教训，从危机预防和管理两方面入手防止类似危机重演。
根据欧盟领导人的授权，欧盟委员会6月30日提出完善欧盟经济治理的初步建议。建议建立在三大支柱上，即强化以《稳定与增长公约》为基石的财政纪律、解决宏观经济失衡和竞争力差距以及建立一套永久性的危机管理机制，这与专门小组的思路基本一致。
可以说，债务危机在给欧元区带来巨大考验的同时，也为欧元区体制完善提供了契机和动力。欧元能否像欧盟领导人坚称的那样会渡过眼下难关并变得更加强大，人们拭目以待。
欧洲债务危机引爆经济社会矛盾高福利积重难返
发布时间：2011年10月19日 19:08 来源：深圳新闻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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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持续一年多来，欧洲各国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经济社会矛盾全面爆发。近来，欧洲各主要城市不断爆发各种游行示威活动，抗议政府以财政紧缩措施应对欧债危机。
专家指出，欧洲多国长期低增长、高支出，改革当前作为公共财政支出主要项目之一的高福利制度才是解决债务危机、恢复经济活力的长远之计。但高福利社会制度已然积重难返，公众舆论阻力极大，绝大多数改革将止步于小修小补，大的变革必定举步维艰。
减赤迫不得已
数十年来，欧洲一直以“生活方式上的超级大国”自居，高福利也一直是欧洲社会的显要标志。然而，随着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加之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欧洲高福利社会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极大质疑。
二战结束后，很多欧洲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军费支出大幅下降，社会福利制度日益发展。基本福利主要包括免费医疗保健、长期失业救济、高额养老金、悠长假期等。高福利也逐渐成为政党竞争上台的筹码。随着国民福利待遇日渐水涨船高，一些国家开始寅吃卯粮，依赖外债维持财政。
新世纪以来，欧洲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重公共福利支出的负担，某些国家的养老金支出占公共支出的70%，是政府财政赤字的首要因素。联合国数据显示，2010年欧洲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6.5%，远远超出7%的老龄化社会警戒线；1950年欧洲平均每8个人抚养1个老人，2010年平均每4个人抚养1个老人，2050年预计平均每2个人就要抚养1个老人。
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经济增长放缓，政府债务问题开始暴露，失业率也长期居高不下。2010年，西班牙失业率高达20%，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失业率均超过12%。随着债务危机迅速蔓延，欧洲各国被迫紧缩财政与改革社会福利制度。
英国智库“开放欧洲”研究所驻布鲁塞尔首席研究员克莱伯说，即便是目前经济发展依然强劲的德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也要面临高福利导致的资金短缺问题。
事实上，欧洲多国政府已经有所动作，特别是退休金制度几乎在所有欧盟国家都遭遇了变革。但大多数变革没有触及根本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公众持续抗议，政府改革阻力很大。
布鲁塞尔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祖勒格强调，当前欧盟推动的各种救助机制和财政紧缩政策大多只能缓解或拖延危机，难以标本兼治。长远来看，欧洲各国必须进行体制性改革，特别是社会福利制度和鼓励经济增长的公共政策改革。
改革荆棘丛生
欧洲多国政府艰难推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以来，可谓频频受挫，阻力重重。实行多年的高福利政策通过保障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但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导致很多人不愿储蓄、不爱就业、过度消费。
在亟需救助的希腊政府被迫通过多项财政紧缩政策后，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爱尔兰、意大利等国政府也纷纷采取公务员减薪裁员、养老金冻结等手段紧缩财政，减少赤字，结果遭到民众和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各种罢工游行此起彼伏，欧洲社会到处弥漫着不满情绪。
一些专家提出，欧洲社会福利体系早在欧债危机爆发前就存在很多问题，目前欧洲的公共投资缺乏合理长远的规划，而财政紧缩仅仅是单一弥补性举措，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眼下这场危机也许可以为改革提供有利契机。
欧洲工会联盟研究院的卢尔代勒说，欧洲政府支出应当偏重就业和教育，确保优质的人力资源，因为劳动力市场竞争力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开放欧洲”研究所的克莱伯提出，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实质是造福下一代，但民众一时难以接受，而政府决策往往只注重短期利益，长远来看，放宽就业条例、鼓励个体创业、减轻私营企业税负等都不失为有效的措施。
反思欧洲高福利社会制度数十年发展演变与目前遭遇的困境不难发现，这一制度带来了经济低迷、赤字高涨、税收下降等一系列弊端，过高的、脱离经济发展实际的社会福利制度必然导致经济衰退。
欧洲政策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祖勒格提出，健康的社会福利制度关键在于动态的可持续发展，维持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点，根据经济增长速度、现代家庭结构变革等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而不断调整，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培养和鼓励优质人力资源创造更多价值。
分析人士指出，面对当前经济停滞和债务危机的双重压力，欧洲社会的高福利不愿向财政平衡妥协，财政赤字又难以维持高福利，经济困境和社会动荡互为因果。在此情况下，要实现社会大变革实属不易，但这又是欧洲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何去何从，这是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国际金融格局变迁与各方博弈
发布时间：2010年11月18日 08:59 来源：文汇报作者：章玉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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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对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的影响力相对削弱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要博得更大的话语权，既有赖于自身的实力成长，还取决于金融主导国的意愿。而主要发达国家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决不会轻易让新兴经济体成为积极主导力量
日前结束的G20首尔峰会，其成果无法与巅峰时期的伦敦峰会相提并论。不过，作为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的全球性经济沟通与协调机制，G20在本次会议上批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治理改革方案，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具有指标意义。
美欧日之外的金融力量已今非昔比
应当说，长期以来由美欧把持的IMF在现今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中的作用已大大下降，毕竟这个组织建立于65年前，而且没有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格局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改革与调整。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处于金融分工顶层地位的国家把持国际金融秩序的“玩票工具”，尽管它在全球金融尤其是货币稳定方面也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而今，这个看起来有点没落的金融俱乐部，终于承认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说明美欧和日本之外的金融力量已今非昔比。
从金融格局变迁与政经领袖们的言行举止看，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G20这种场合的表现似乎越来越自信，倒是盖特纳和伯南克们不时流露出焦躁情绪。个性鲜明的巴西财长吉多曼特加干脆就不参加此前在韩国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其实不来开会也无妨——在依靠实力说话的世界上，不必太在意谁说了什么，关键要看他的行动。美国人最近很焦躁，无论总统、内阁成员还是国会山上的政客，都按捺不住对新兴经济体的情绪性发泄。这不光是因为美国的经济表现尤其失业率与他们的支持率息息相关，更因为他们特别害怕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的发展趋势。别忘了，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看重趋势。他们的策略是在潜在竞争对手尚未比肩美国时，遏制或者延缓起发展势头。
本轮全球金融格局变迁或将持续30年
实际上，美国更应该检讨自己的内外经济政策。众所周知，本次经济与金融危机对美国的打击是空前的，但它没有采取刮骨疗疾的反省措施，而一再施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转嫁危机成本，同时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并引爆汇率争端。而对于最应该受到约束的华尔街，奥巴马既恨又怕，大概他最终还是觉得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实在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不过，尽管美国的实力在不可避免地下降，但基于金融主导国的综合实力以及话语权惯性，其他国家要在短期内取代美国的地位并不现实。从历史的视角观察，本轮全球金融格局变迁或将持续30年才能最终定局。美联储在1913年成立后即成为全球最强中央银行。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金本位制，美国之外的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崩溃，美国借此登上全球首席经济强国宝座：全球75%的黄金储备流入美国；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美元加冕全球货币王位。美元成为全球最重要或几乎唯一的储备货币、国际清算货币、价值储藏手段、金融交易货币和财富计价单位。从1913年到1944年，美国花了31年才从英国人手里接过“全球金融权杖”。要从满身密布金融神经的英国人那儿夺过金融主导权殊为不易，若不是两次世界大战耗尽了英国的国力，美国恐怕不会如此顺利地实现梦寐以求的目标。而今，国际金融格局变迁面临的环境与60余年前相比大为不同，在相对和平时期实现格局的平稳过渡和转换，不仅需要经济实力成长，更需要后起国家提高博弈水准。
步履蹒跚的欧洲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
欧洲的老牌金融强国，假如不能领导新一轮经济革命，则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将在10年后被边缘化。今年4月，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通过了发达国家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仔细分析投票权的具体变更，会发现，投票权遭到实质性削减的主要是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欧洲三大经济强国；日本虽然少掉了1.22个百分点，但绝对投票权依然很高；更应关注的是，美国依然维持15.85%的投票权不变，继续握有最终的否决权。可见，那次投票权的部分“东移”，某种意义上是美国顺应发展中国家要求力压欧洲主要经济大国削减投票权的结果。本次关于IMF治理机制改革的博弈结果亦不例外，欧洲同意将6%的投票权转让给新兴经济体。毕竟形势比人强，过去优越感强烈的欧洲金融强国此番不得不再次屈服于美国压力。看来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曾经的世界超级强国英国之所以从“日不落帝国”的终点又回到偏居英伦三岛的起点，除了力量使用过度之外，就是因为英国统治者沉湎于金融业的表面繁荣而忽视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如今，被福利资本主义和糟糕财政政策拖累的欧洲正受困于欧债危机，再次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美国大概还有10年的“美元红利”期
在美国对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的影响力相对削弱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要博得更大的话语权，既有赖于自身的实力成长，还取决于金融主导国的意愿。而主要发达国家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决不会轻易让新兴经济体成为积极主导力量。
二战之后，美国一直握有世界金融大权，任何实质性的挑战都会遭到其打压，即使是盟友日本和欧盟也不例外。从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再到欧元的跌宕表现，背后都可察觉到美国人的操纵轨迹。假如在不久的将来，新兴经济体意欲谋求更大话语权，相信美国的金融寡头及其代言人美国政府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笔者估计，美国大概还有10年的“美元红利”期。只有当新兴经济体拥有了比肩美元的金融力量工具，美国才有可能真正坐下来和其他国家商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但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大家不要指望美国主动放弃储备货币发行国地位。
（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副教授）
西班牙样本：欧债危机的结构性矛盾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3-05-30 09:17:28 评论(0)条随时随地看新闻
欧债危机爆发至今已三年有余。这期间，虽然欧盟各国对危机的态度和意见争议不休，但总体上控制和稳定了大局。然而，另一方面，危机却在欧元区国家不断扩展，蔓延至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所谓“欧猪五国”。
最近，只有100多万人口的小国塞浦路斯，因迫于欧盟压力向国内储户征税引发银行体系挤提事件，再次引起人们对欧元区的担忧。看起来，欧债危机的解决仍遥遥无期，随时都有可能在某个国家或环节上爆发新的问题，并影响整个欧元区的稳定。
欧债危机的四大问题
欧债危机的本源在于欧元。欧元区共涉及17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又各不相同，但总体上看，最基本的问题只有四个，分别是：欧洲为何发生主权债务即欧债危机？欧债危机与2008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有关系吗？欧债危机发生后持续发酵，为何救助措施迟迟难以见效？欧债危机未来走势即何去何从呢？
前两个主要是欧债危机的起源或发生问题，后两个主要在于明晰欧债危机的解决之道及未来走向。
对于欧债危机的起源，我曾问过不少欧洲经济界人士，最疑惑不解的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首先冲击的是英法德等欧洲核心国家的大型金融机构，因这些国际性金融机构深度参与到国际金融市场中，购买了大量美国发行的CDO等金融衍生产品，从而遭受重大损失并一度摇摇欲坠。而后来欧债危机的爆发却集中在南欧一些边缘中小国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本身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并不深，当时所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不大。
如果说欧债危机是由美国金融危机的自然传导和延续，为何当时受冲击最大的英法荷瑞等国反倒未发生欧债危机，而在危机中所受影响并不大的“欧猪五国”却接连“中枪”？
这期间我恰好两次赴欧考察，经过实地调查、走访和思考，我认为欧债危机发生的基本原因至少可归结为两点：第一与欧元区建立的统一货币有关，第二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全球普遍出现的货币泛滥的大环境相联系。
第一点，情况很明显。因为发生欧债危机的国家均属“欧元国”，未使用欧元统一货币的国家，如英国、瑞士等，当初虽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但后来却均未遭遇欧债危机之困。因此，欧债危机是一个与欧元紧密相关的货币问题。
第二点，亦有事实依据。发生欧债危机的国家有两点共性，一是主要集中于南欧的边缘国家，二是前期均有一个欧元区流动性过剩、政府或民间过度举债的累积过程。
最典型的当属希腊和西班牙，至今都是欧债危机的风暴中心，分别代表了危机发生国的两种类型。希腊的主要特点，是在当时欧元区流动性明显过剩、极易借贷并融资成本便宜的情况下，政府无休止地大量举债，并致使负债率水平远超其自身的偿债能力。至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时，希腊负债率即国债占GDP的比重已上升到130%左右，而此后在欧盟及IMF的多次救助及私人投资者大幅削债50%即1050亿欧元的情况下，2012年进一步上升到170%以上，成为欧元区负债率最高的国家，属于典型的主权债务危机。
西班牙危机较为复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其财政赤字率仅为4.2%，本国债务危机爆发前的2011年末，其整体负债率水平也只有61.5%，在所有欧元区国家中，西班牙较好地执行了欧元区《稳定和增长公约》相关财政纪律要求。即使危机发生后的2012年，其负债率虽有所上升，但仍不足70%，依然处于欧元区各国的偏低水平。
西班牙之所以发生债务危机，主要是由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引发银行房贷出现大量坏账，并迫使政府撒钱解救，从而导致西班牙整体负债水平急剧攀升，进而引发国家信用危机。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危机原因总体上介于希、西两国两种类型之间。
这两种情况发生的背后，是在2002-2007年，全球出现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普遍泛滥、流动性严重过剩的局面。
欧债西班牙样本解析
西班牙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2012年其实现的GDP总额为1万多亿欧元，相当于另外发生债务危机的希、爱、葡三国之和的两倍多。
欧元初创之时曾一度疲软不堪，与美元汇率曾一度降为1:0.8.2000年末，美国科技网络股泡沫崩溃，美国所谓“新经济”神话的破灭，美联储遂启动了新一轮降息周期；2001年，美国遭受 “9.11”恐怖袭击，美联储进一步加快降息步伐，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将基准利率降为1%的历史最低水平，持续时间长达3-4年之久，形成美元持续贬值并在全球释放了大量流动性。
美元出现大幅贬值的同时，促使欧元持续升值，2007年末，欧元与美元汇率由低位时的1:0.8，最高上升为1:1.40；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曾一度触及1:1.60的历史高位。这种货币汇率的变化对全球货币环境带来的巨大影响着实难以估量。
全球流动性过剩必然追逐高回报货币，欧元持续升值的过程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投资机会，事实上欧元升值本身就是这种投资活动的结果或表现。欧元区出现了流动性过剩问题，并催生欧元区引发明显的资产泡沫现象。
在这种宽松的欧元统一货币幻境下，造成希腊等国借贷成本十分低下，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水平曾降为2%左右，与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家的借贷成本相当。这极易给人产生一种错觉，使希腊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负债状况及清偿能力，大手大脚地花钱，在不知不觉中便债台高筑。直到有一天市场环境发生了颠覆性的巨大变化，其国债收益率水平直线上升，希腊人才如梦初醒，惊恐地发现他们的负债已然过重，甚至到了依靠本国能力根本无法偿还的地步。
试想，若欧元区尚未建立统一货币，全球也未曾出现累积多年的流动性严重过剩局面，希腊肯定不能借那么多的债务。若希腊仍使用本国货币，它所欠的由外国金融机构购买的债券应属于外债，对一个蕞尔小国，不可能借到且国际金融机构也不会借给它那么多远超其偿付能力的债务。按照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希腊也不可能获取并享受与德法等国相同的主权债务收益率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希腊货币自然会出现明显的贬值，并推高其借债成本。同时，希腊会受到经常账户赤字的约束，这对一个拥有主权货币发行的国家来说，是一条无法逾越的红线。
正是在欧元区宽松货币的幻境之中，才致使西班牙等国房地产市场长期过热，房价持续上涨。与此同时，银行的房地产信贷业务快速膨胀，西班牙掀起“炒房”热潮。西班牙桑坦德银行的同事介绍：在那几年西班牙形成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中，不少人家常常购置三套房产，一套在马德里，一套在风景度假区，一套在海边。当时房价不断上涨，谁拥有的房产多谁就可以多赚钱。其他国家的人也纷纷加入到西班牙的“炒房”队伍中。欧盟统一市场的建立以及欧元的发行与使用，为他们在西班牙等南欧国家购房置业大开方便之门。
总之，我认为，西班牙危机的根源并不是由政府过度举债形成的，而是由过度的房地产市场投机活动引发严重泡沫所造成的。全球及欧元区流动性严重过剩，且这些过剩的流动性又过多地流向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事实上，其他南欧国家如希、葡、意等，甚至包括法国的南部，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相同的房地产泡沫问题。
欧债危机为何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从总体上看，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巨大的金融泡沫破灭后，对不同的欧元区国家形成的不同影响所致。
欧元区结构性矛盾
欧盟及欧元的产生首先是基于政治意愿，而非经济原因。
从经济角度分析，统一货币的发行和使用，带来最突出的结构性问题是：加入欧元区的17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差距参差不齐，仅就希腊与德国相比，其人均GDP就相差2倍以上。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的不同国家，共同发行和使用同一种货币，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首先，希腊等低收入国家，会更直接感受到与德、法等国在收入上的巨大落差，致使他们急欲拉平这种差距。再加上流动性严重过剩的局面，促使欧元债务收益率低企，诱导这些国家拼命借债，不受外部约束地大规模支出，争取自己的最大福利和发展机会。这期间，希腊工资的上涨速度远超过德国工资的上涨速度，致使消费超过其产出，国家经常账户长期维持在赤字状态。
希腊等国举债狂欢并不可持续，归根结底债务收入并非真正的劳动果实，只是财富或收入使用权的暂时让渡，而当偿债期限来临时，债务本性必将还原为其本来面目。若到期债务无法清偿，那就意味着债务风险的爆发。
第二个结构性问题，是超主权货币与主权国家之间引发的必然矛盾。一种由众多主权国家共同发行和使用的超主权货币，其形成的价值尺度，以及与其他主要国际货币的比价结构、汇率等，是一个影响至深至远的问题。其结果，若对某国或其中几个国家是合适或有利的，那么对其他差异大的国家就未必是合适或有利。因为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不可能适用同一种货币以及这种货币形成的同一种汇率。总体来看，欧元主要是依据德国马克设立的，较为适合德国等欧元区核心国家的胃口，而对南欧等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则难以适应。共同货币还带来另一种意料之中的变化，那就是欧元区市场的整合以及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在整合过程种，就会在欧盟经济发展中产生一些结构性矛盾，其中一点就是：欧元统一货币的发行和共同市场的建立，本意是促进或带动相对落后国家的发展并缩小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但实际上却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局面，不仅未能有效缩小这种差距，反而可能进一步有所扩大。
总之，欧元区众多主权国家自觉放弃主权货币，发行和使用同一种超主权的共同货币，有违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自然毫无经验可资借鉴。
西班牙储蓄银行体系改革
欧债危机为何持续发酵及未来何去何从？我们仍以西班牙为例：当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那些大举按揭购买了多处房产的投资者，房价爆跌使手里的房产无法出售，面临巨亏又难以如期支付按揭贷款本息，全国出现大量的“断供”现象。
其次受影响的是银行。在房地产市场繁荣期间，银行房贷业务异常火爆，而与此同时，其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以及银行业的外部监管却相对薄弱，未能及时跟上这种急速的发展变化，从而导致银行业房地产信贷风险不断积累并最终酿成大祸。
在西班牙实际上存在两类不同的银行体制，一类是大型商业银行，另一类则被称为储蓄银行。双方平分天下，约各占西班牙市场份额的一半左右。大型商业银行以桑坦德和BBVA为代表，这两家银行以发展海外市场业务为主，由于这类大型商业银行实行国际化战略，其市场早已分散化，国内所占比重较低，因此在这次西班牙房贷危机中，它们所受影响普遍较小。
储蓄银行属于西班牙特有的银行体制，治理结构十分特别，没有股东及董事会，为基金会形式，由地方政府、存款人、创始人和管理者等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传统上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行政色彩浓厚，专业性却不足。在法人治理、经营理念、管理体制、风险控制等诸多方面，普遍存在着不健全、不科学、不严格等问题。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西班牙房地产热潮中，储蓄银行一方面盲目扩张分支机构，另一方面又大量转向房地产市场，导致房贷业务急剧扩张。据西班牙央行测算，2011年末在该国银行房地产贷款总计约3380亿欧元中，储蓄银行便占54%以上。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银行房贷业务风险大量暴露，在2012年中累计已有大约1850亿欧元的问题资产，其最终损失率估计约占一半左右。
在2010年6月仍存的45家储蓄银行中，共有43家卷入房贷坏账的泥沼难以自拔，只得由政府出面进行救助，至2012年3月经过几轮重组，已压缩为11家。为了应对银行业可能出现的重大危机，早在2009年6月西班牙政府就成立了一家名为“有序银行重组基金”，即FROB的公共实体，其主要目的和职能，就是重组受困信用机构及提高其资产净值。2010年12月，由七家储蓄银行合并组成班基亚银行(Bankia)，由储蓄银行摇身一变改为商业银行，其业务规模也立刻上升为仅次于桑坦德和BBVA的西班牙第三大商业银行，2011年末其资产总额达到3280亿欧元。但班基亚银行始终困难重重，如履薄冰，终于在2012年5月发生重大挤提事件，只得由政府出面实施紧急救助。
西债危机最早爆发于2011年下半年，但FROB却在2009年6月即告成立，该机构负责人说：因为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破裂最早始于2007年，与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极为相似。众多银行深陷其中，房贷坏账大量暴露，所以实际上信用机构尤其是储蓄银行的重组早已提上议事日程。
欧洲“金融分裂”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近五年来西班牙经济停滞不前，其中2012年又比上年收缩约1.42%，西班牙经济陷入明显的衰退之中。经济持续衰退必然带来严重的就业问题，2012年西班牙失业率甚至超过25%(2013年一季度已上升为27%以上)，而其中25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更高达50%以上。
西班牙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过度依赖房地产、建筑业及金融等服务性行业，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越来越大的不平衡，这是后来西班牙经济遭受重创的一个前提条件。据我们考察期间西班牙经济部人士介绍，2010-2011年在西班牙经济的持续衰退中，若剔除建筑业，其GDP实际每年仍增长2%和2.3%。并且，西班牙贸易开放度达到65%，外贸形势不错，活跃、乐观，但积极的外部需求却不足以弥补内部需求的疲软。这说明西班牙经济之所以陷入衰退，主要正是由房地产及建筑业的拖累所致。
西班牙经济持续衰退，肯定造成财政税收减少、预算赤字急剧增加，其结果便迅速推高整体负债率水平。2007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西班牙财政仍录得结余约占GDP的1.9%，危机爆发后旋即转为财政赤字，近几年赤字率则始终维持在9—10%的水平居高不下。而政府负债率也由2008年前占GDP的40%以下，逐级并快速提高为2012年的77%以上。西班牙在欧洲金融市场上的融资成本大幅提高，2012年7月危机最严重时，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曾一度高达7.6%。
一般来说，十年期国债收益率7%，被国际上视为一条债务是否可持续的警戒线。此时，不仅因融资成本迅速加大，使负债国的债务难以实现持续的良性循环，极易造成债务总额的失控，而且往往会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使筹资活动难以为继。此外，在西班牙等南欧危机国家债务收益率高企的同时，德国等欧元区核心国家的债务收益率却反向下降，最低时甚至在2%以下，欧元区出现了南北两极明显分化的所谓“金融分裂”局面。这反映出市场对南欧危机国家的极度不信任，并造成这些国家的储户资金大量外流到德法瑞等北欧国家。
化解债务危机的两种手段
任何一个国家或经济体，无论其发生何种形式的债务危机，解决之道无非是财政或货币两种手段。相比较而言，财政手段常受到政府财政收入和负债规模的制约，而货币手段却可以无限放大，并且政府使用起来也方便易行。但其前提条件必须是拥有自主发行的主权货币，否则便无从谈起。
西班牙一方面由于经济持续衰退，造成财税收入减少、预算赤字增加、债务率水平快速上升，另一方面又受到金融市场的极度不信任，导致融资成本急剧攀升并使筹资行动困难重重，因此依靠本国财政手段根本无法化解自身的债务危机。
而货币手段呢？由于加入欧元区主动放弃了本国主权货币，并无任何工具可供使用。因此，希腊也好，西班牙也罢，凡是发生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其化解危机的最后通道，只能是不约而同、殊途同归地奔走布鲁塞尔求助于欧盟。
而欧盟在化解各成员国债务危机时，能够采取的措施也不外乎财政与货币两种手段。首先，早期进行的所谓债务重组，其实质就是一种财政融资的办法(包括组织私人投资者削减债务等)，主要措施由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即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即ESM两部分共同组成。EFSF在前，成立于2010年6月，系由成员国共同筹资设立的临时救助基金，先后总计筹资4400亿欧元；ESM在后，是2012年9月之后由成员国共同注资成立的永久性救助机制，集资总额为5000亿欧元。先成立的EFSF也好，后继起的ESM也罢，其职能和作用，主要就是通过贷款的方式(必要时亦可直接购买国债)，救助欧债风暴中的受困国，以协助其度过金融或财政危机，保障欧元区的金融稳定。
欧洲政府在货币手段的使用上，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于2011年圣诞节前和2012年2月末，先后推出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即LTRO，直接向欧元区流动性不足的商业银行提供长达3年期的流动性支持，以消除区域内因融资匮乏而可能引发的银行业危机，亦被称为欧洲版的QE政策即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欧央行新任行长意大利人马里奥·德拉吉于2012年7月明确对外喊话：“欧洲央行准备在其职权范围内，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欧元。”同时强调：“相信我，这足够了。”并在9月出台了第二项重要举措，那就是所谓的直接货币交易即OMT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在危机国家向欧盟提出救助申请并接受其相关财政要求的前提下，欧央行可以介入并无限量购买申请国3年期以下的国债，以压低其收益率水平并进而稳定欧洲金融市场。
德拉吉行长认为：“在二级市场购买成员国国债，并未逾越欧央行职责范围，而购买3年期债券是最有效的市场干预办法。”这在欧洲是一项重大创新，其最重要特点正在于无限量、无时限，这使欧央行便于突破被市场“绑架”的可能性，获得了干预行动的高度自由，对于稳定欧洲金融市场、增强人们对欧元的信心等，均起到了巨大而重要的核心作用，被视为消除欧元区风险的坚强后盾。
就实质来说，货币融资相当于为经济注水，等于是用稀释币值来化解风险。一般情况下，其效用不仅可增加市场需求，刺激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向财政无限融资，确保政府不发生违约风险。正如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美国，其连续四轮的所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直接压低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同时，又起到支撑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的作用。最后，还可由通胀因素使本国货币长期持续贬值，进而达到自动削减政府债务之效。
当然，货币手段在化解债务危机中虽然好使，但危害却在暗中。最直接的问题，一是会形成社会财富的重新再分配，等于向所有民众征收了一道通胀税，必然形成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状况，导致错配严重；二是会引发通货膨胀，产生金融泡沫并积累新的不平衡。
正因为货币融资具有无限量和看不见、摸不着等鲜明特征，所以使用货币手段在化解债务危机中的作用更为显著，威力也更大。比如，在三年来欧债危机的化解过程中，开始在早期阶段，欧盟主要使用的是包括削债在内的所谓债务重组的办法，并将以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为职责的IMF也拉入其中，每个具体方案推出时，一方面的确使危机国家转危为安，暂时避免“倒债”风险，另方面也使其债务收益率水平即时下降，对于稳定欧洲金融市场起到立竿见影之效。但每次的重组方案却好景不长，风暴很快又会转移或传递到另外一个国家，重复、继起，并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而在后期，即2012年下半年之后，由于欧央行的积极介入，才促使危机国家债务收益率普遍出现显著下降，并就此将欧债危机长时间稳定下来。
欧央行的所为除了德拉吉的喊话之外，就是OMT计划。但两项措施至今仍停留在“说辞”的层面上，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但奇怪的是：自欧央行表态及做出OMT计划之后，危机国家的债务收益率水平便应声下降，再未出现大的波动，极大地恢复了市场对欧元的信心。足见货币手段之功效巨大。
欧债危机何去何从
首先，从发生危机的国家即危机方来看，主动放弃主权货币发行，等于自动失去了用货币手段化解本国债务危机的功能，所以当危机来临之时，只能首先采用财政手段加以应对。而对于这些危机国家，之所以发生债务危机，大部分原因正是由于自身负债过重并难以清偿所致。因此，无论是发生希、西两国哪种类型的债务危机，危机国家的财政状况必定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自身应对危机勉为其难，近乎于束手无策。
并且，退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加入欧元区的危机国家，在化解自身债务危机的应对上，多数情况下甚至不如一个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虽然从未掌握货币发行权，但遇有违约风险时，便可理直气壮、直截了当地求助于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负有整体的连带责任，理所当然地要向地方政府伸出慷慨的援助之手。而欧元区国家呢，却只有货币联盟，没有财政联盟，各国财政资金彼此分割，利益相互独立、区分，不可能互用。
其次，欧元区是由17个国家共同组成的联合体，欧盟的治理结构极为庞大、复杂，运作起来自然效率低下，成本巨大。其所做出的所有决议、政策等，均需各成员国的同意、批准方可实行，在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并且，在不少政策上始终分歧严重，有的甚至是截然相反，最终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最典型的就是在“欧洲债券”的发行问题上，开始由危机国家意大利首先提出，德法等国均表示反对；后由于法国大选左翼获胜，新上任的奥朗德总统改变态度，明确表示支持欧洲债券的发行，使此提议重现转机。但陷于孤立的德国依旧坚决反对，其总理默克尔甚至说：只要她活着，就不会推行欧洲债券，欧元区也不会共同分担负债。从而使这一提议最终胎死腹中。
在这背后是异常激烈的利益博弈。欧洲最大的债主正是德国，其在欧元区的出资份额也最大，如果为降低危机国家的债务收益率水平及稳定欧洲金融市场，将所有欧元区国家“绑定”发行同一种债券并且共同分担债务责任，那么最大的受益方自然是那些债务国，而相对应的最大债权方德国却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代价。
而欧央行宣布的直接货币交易即OMT计划，德国也始终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货币化公共债务，即中央银行通过发行更多的货币为政府债务和赤字融资，将不可避免地引发高通货膨胀。而对于这些要求，早在欧央行创立之初，即已在欧盟运作条约中作了严格规定，明令禁止以任何形式对公共债务或赤字进行货币化融资，同时也不允许公共部门以特权进入金融系统，并排除了成员国之间的债务负责的义务。
因此，在德国看来，欧债危机的解决之道，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各成员国政府应当追求严格的财政稳固政策和深度的结构性改革，以解决宏观经济的失衡并将国家拉回到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上来。
但我认为，更为重要的仍为表象之下的利益之争，因为货币化融资也是一种变相的利益输送，等于用稀释币值的办法来化解危机，其自然的结果肯定有利于债务国；而德国作为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和债权国，则必定成为最大的受损者。这才是德国坚持欧元不可贬值的最大利益所在。
每项救助行动，不仅在欧盟层面需要反复的沟通、讨论，而且需协调各成员国政府，有的还需通过本国议会投票表决，这使协调难度更大，行动起来十分迟缓，往往错过化解危机的最佳时机。
同时，欧盟在化解债务危机的过程中，还常常表现出缺乏远见、更无前瞻性可言等明显的不足。由于欧盟在体制、机制中存在的诸多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表现在经济政策方面，也是争议不休，始终难以达成共同的一致意见。德国坚持紧缩优先，坚决要求债务国将过高的负债率降下来，达到欧盟标准并使其债务可持续。但给危机国家带来的问题，却是经济进一步下滑、财政收入减少、劳动工资下降、社会福利大幅削减、失业率持续攀升等。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使危机国家在解决危机的道路上更显步履蹒跚，一筹莫展，正好应了中国的一句谚语：屋漏偏逢连夜雨。
而以法意为代表的另一派意见，则主张救助与刺激经济增长并重，不赞成实行单方向的紧缩政策，并认为：一个缺乏增长计划的紧缩方案无异于自杀行为。
总的来看，欧盟在化解欧债危机的过程中，缺乏大的、长远的宏观思路，往往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始终处于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境中难以扭转大局，从而使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并形成不断扩散之势。
为此，桑坦德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在设计中无适当的治理结构，尤其是至今尚未实现财政联盟，这使各国的利益和立场很难协调统一，所以在危机的处置过程中常常各唱各调，争议不休，自然行动迟缓，效果不彰。为此，他们还专门例举了欧盟委员会首任主席罗马诺？普罗迪，早在2001年就曾说过的一段话：“我确信欧元将促使我们引入一套新的政策工具。尽管目前在政治上不可行，但是总有一天会产生危机，并创设出新的工具。”可见，在欧洲货币联盟创立之初，其首任主席就看到了这种治理结构中的制度性缺陷，并预见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成员国不仅在利益和立场上各不相同并难以协调，而且在欧盟层面上也存在重大的权力博弈现象。欧盟的话语权主要集中在德、法等大国手中，而其余中小诸国却力量单薄，这使治理结构极不平衡，长期以来在内部就存在着集权与分权之争。欧债危机正好给德法等大国提供了一次对欧洲政治进行整合的机会，以进一步强化欧洲政府的职能和权力。因此，不少人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是一场真正的危机，而欧债危机则是一场半真半假的危机。
总结 本文紧紧围绕欧债危机的四大核心问题展开分析，试图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欧债危机发生的原因及未来走势，并努力多层次、多视角地说明和解释危机中所涉及的各项重大事件，从而能从整体上描绘和把握欧债危机之全貌。
综上所述，欧债危机是一个与欧元紧密相关的货币问题。其发生，与美国引发的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在于欧洲银行业购买了大量美国的“有毒资产”从而蒙受重大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与2002-2007年全球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泛滥密切相关。
欧元超主权货币的统一发行与流通，使众多欧元区国家自废武功。丧失货币融资功能的主权国家，在应对危机中显得力不从心、束手无策。
化解债务危机之道，不外乎财政与货币两种手段。财政手段终究是有限的，而货币手段在理论上是无限的，因此更为有效、有力。
最后，再补充一点：虽然预计欧债危机从此稳定下来，但介于欧元区诸多结构性矛盾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所以欧洲整体经济增长的恢复能力仍然较低。在一个可预期的时间内，欧洲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增长贡献仍为负面影响，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极为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