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辨是非_明辨是非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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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个人还是社会，是非观念都是最基本的观念。对个人来说，明了是非，才能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对社会来说，社会的基本职能就在于鼓励正当的事情，禁止为非作歹。所以应当鼓励正当、禁止为非作歹，就在于社会本是一个由个人构成的群体，只有当加入这个群体中的个人都能从群体中分享好处的时候，个人才会认同这个群体，社会才能存在。如果一个社会不分是非了，鼓励起为非作歹了，那么必定有部分个人从群体里分享不到益处了，就必然要求脱离这个群体，从群体中分离出来。而这个分离的过程，就是社会迈向混乱的过程。

以我们现在中国的现实社会来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乱。然而不要认为是差距导致的混乱，差距其实不可怕。比如说，刘翔的收入就比普通人多很多，与普通人相比就很有差距，但普通人对刘翔抵触吗？显然没有，大部分中国人还是以刘翔为骄傲的。但如果刘翔利用他现在的名声与钞票，勾搭官员，炒地炒房，刘翔就要被人们唾弃了。所以，社会的混乱不在于差距，而在于为非作歹，并且不巧的是，为非作歹的大多数是富人。富人因为占有了大量资源，从而有了为非作歹的本钱，干起坏事不仅方便还有利润，并且咱们现在的社会制度还支持富人们的为非作歹，于是那拔不能从这制度中分享益处的“贫者”就不能认同这个社会了。如果咱们现有的社会有某种让不认同当前制度者脱离的机制，那么这问题兴许还不大，不满意走人就是。但不巧的是，能走人的恰恰不是“贫者”，而是有钱的富人，多国护照，随时飞向欧美的机票，书记们是可以随时走人的，书记治下的小民却走不了。于是对那拔不能从群体中得益的人来说，要么要求推翻政权，建立一个有是非的新社会，要么要求分裂，建立一个他们不再被坑害的小国。无论哪种需求，结局必然是社会的混乱。然而，个人毫无疑问地拥有对自己行为的决定能力。但这种对自己行为的决定能力却是有区别的，有的人能将事情做得合理，而有的人虽然同样拥有对自己行为的决定能力，但做的事情却是愚蠢的。这种区别应该不难理解，现实世界里并不缺乏做事情聪明与做事情缺心眼的例子，正常人都知道应该学习聪明的做事方式而不能学习缺心眼的做事方式。但这点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做事方式上的区别却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对自己行为的自决就被理解成了“自由”，无论是聪明的做事还是缺心眼的做事，都是他们的“自由”，他们会振振有辞地说：“我怎么做事情关你屁事，即使做缺心眼的事也是我的自由”。这种言辞是自由人士的标准话语吧？而且对自由人士来说，做正常的事情比较难以体现“自由”，“只有做点缺心眼的事情才能更好地体现出“对自己行为自决”的“自由”。比如说，范老师的逃跑并且还在网上宣传他的这种蠢事，范老师的行为就是符合“自由”的理念的，他想传播的理念其实就是“干蠢事也是人的自由，而且更能体现自由的精神本质”。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只有认识到干蠢事也是自由，对别人干的蠢事能充分理解，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才算是进到了“自由”的大门边上，而要迈入这个“自由”的大门，就得象范老师一样，干点有轰动效应的蠢事作为投名状。在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自由主义”就是一种不分是非的理论，其根本的问题在于认知方式上的儿童化，如同儿童只能从自己出发认识世界从而看不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一样，自由主义所传播的也是这种“自我中心”的认知方式，在这种认知方式下，对行为的自决就成为一切的出发点，其根基上就是不分是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