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少数人的声音_声音对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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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少数人的声音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听证制度逐渐引入并广泛运用于我国立法、政府决策等程序中,听证的民主效用已经有所体现,但是,在听证实践中暴露的种种弊端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常见的一种批评是,一些听证代表并不代表民意,或者说违背了民意。这种指责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一些听证代表的产生并未经过公开、公平的遴选机制,不具代表性,有指定听证、民主作秀之嫌。但另一方面,对于听证代表如何表达民意、听证机关如何吸纳民意等重要问题,人们也普遍存在着误解。

不可否认,听证代表应当是民意的忠实传递者。但是在听证会上表达的民意,归根结底是在听证代表个人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听证代表除了在来源上应当具有“代表性”外,还必须有能力真实表达出本人的利益倾向,这也是一种代表性。从本质而言,听证代表应当对自己及其利益共同体负责,而不能屈从于抽象的所谓民意。广州市政协委员李伟成在该市自来水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上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意见,对提价投了赞成票,结果被市民指责成违反民意,实际上这是将民意与社会舆论──实际上是批评者们的意见相混淆,伤害了听证代表真实、自由、理性的表达权利。说到底,在听证机关不能预设民意的同时,民众也不应预设民意来约束听证代表,否则听证会就将变成毫无意义的工具形式。

一方面,听证代表的表达权应当得到尊重。另一方面,对于听证的功能也应当具有清醒的认识。作为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产物,听证的本意是听取各方利益群体的意见,并在合理平衡、综合吸纳各种民意的基础上,为立法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因此,听证并不是根据“多数规则”来筛选民意,也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处理方式。来自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意见,没有少数与多数之分,也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听证的功能是尽可能多地发现不同意见──哪怕这些意见针锋相对,不同意见支持人数的多少,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听证为什么不实行“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常规的民主原则,或者说,听证会为什么不能变成一架表决机器?这是因为,在“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民主规则方面,决策机构本身已经在发挥作用,因为决策机构尤其是立法机关成员的产生方式和决策方式更为民主。而听证应当区别于立法表决,应当认真考虑、衡量少数意见,在纠正立法表决的“唯多数论”、实现弱势力量的权益诉求方面,听证应当对民主表决机制起到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制衡作用。如果上述正确的听证理念得以贯彻,我们的立法及决策就会更为温和、更加具有持续性,就可以摆脱价格听证会屡屡成为“涨价会”之类的恼人局面。因为多数代表的意见不会必然上升为决策结果,少数人的反对意见也可以成功地阻止不合理的法案──如某些地区的禁乞立法、一窝蜂式的烟花爆竹禁放立法等等,而少数人、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也将因此获得正当合理性。总而言之,在听证会中,最重要的是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以及意见表达的合理性,而不是表达的音量。

这就是公正的听证程序,一个有关如何对待听证意见的程序。听证会上各种意见都具有可能性,都应当得到尊重,所谓的“少数意见”也应当受到理性的审查和对待。听证的大门向所有潜在的声音敞开,重视并重点听取反对意见,善意对待少数人的声音,这是听证制度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