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的成功作法_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
国外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的成功作法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
巴西如何缩小贫富差距
措施一：“第一次就业计划”解决青年失业
“第一次就业计划”解决青年失业
在巴西街头，你会看到不少人提着装满易拉罐的袋子从一个垃圾箱转到另一个，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据说，正是有了数以万计的易拉罐回收队伍，使得巴西的易拉罐回收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政府鼓励人们参与这样的工作，一可以让更多人就业或者再就业，另一方面则节约了能源、净化了环境。
“易拉罐就业”是巴西促进就业的一个生动实例。巴西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另一面则是就业压力非常大。2003年卢拉政府上台以来，巴西以加速经济增长和提高就业为目标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收到良好效果。
措施二：家庭补助金普及教育 防止低收入就业
“家庭补助金”计划是有着巴西特色的著名扶贫措施。该计划把贫困家庭分为两种，一是赤贫，指人均月收入低于50雷亚尔的家庭，二是贫困家庭，指人均月收入在50-100雷亚尔的家庭，政府按人数不同向他们发放每月15-95雷亚尔的现金补助。要领到补助金，先决条件就是必须保证让家里的孩子上学（6-15岁的学生到校率须在85%以上），并定期接受健康检查。目前全国已有1100万个贫困家庭享受这种政府补贴，惠及全巴西1.83亿人口的将近四分之一。
措施三：“零饥饿计划”解决温饱问题 保障穷人基本生活
实施“零饥饿计划”是卢拉领导的劳工党政府执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可见巴西当局把安顿好穷人的生活放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当时，卢拉允诺在任内解决贫困阶层最基本的温饱问题。
巴西政府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国家责任，而不是社会职责或者慈善事业，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为了行使该项职能，巴西成立了专门机构，命名为社会发展与反饥饿部，该部门的主要职责有3项：一是实施家庭救助金计划，对贫困家庭实施救助；二是社会救助，给65岁以上老人和残疾人提供社会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三是反饥饿，向所有贫困人口提供食品，在农村鼓励小农进行种植。
有了这个部门，就从机制上根本保障了对穷人的各种关怀能够传导到实处。据悉，今年社会发展与反饥饿部的预算就达到120亿美元。
措施四：扶贫教育帮助穷人掌握劳动知识和技能
巴西政府很清楚地认识到，让更多孩子回到教室里也是减贫的有效手段，因此，要缩小贫富差距，就一定要从平等获得受教育机会这一根本抓起。
卢拉就多次在多个场合强调，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是加强教育，在法定增加最低工资标准和继续深化家庭补助的基础上，政府将大幅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加强培训，将扶贫的重点从救助转向帮助穷人掌握劳动知识和技能。
法国：全社会工资指导制度
法国是市场经济机制发育完善的发达国家，经济高度开放，奉行自由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经过二战后半个世纪的建设发展，法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贸易、金融和科技大国。
法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大。从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看，法国目前估计不超过0.32，低于0.4的警戒线。
近几年，由于整个欧元区经济复苏乏力，法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回落，居民收入增长也随之放慢：2002年法国全社会的小时平均最低工资为6.83欧元，比1990年仅增长1.4倍，而1990年比1980年的小时最低工资增长了2.24倍。
虽然中法两国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差距较大，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不同，社会整体结构的可比性较差，但法国政府在居民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方面，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1.实行分类管理、规范稳定的全社会工资指导制度。法国政府对居民工资的管理主要通过两种体制分别确定: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并在两种部门之间建立横向联系和对比。对于私人部门，政府主要通过控制和指导最低工资和行业工资水平两个标准，来体现对整个私人部门工资及收入的间接管理调控。对于公共部门，政府通过制定层次明晰的薪酬等级和福利制度，有效保证和规范公务员工资水平的正常增长。最低工资制度是法国政府进行宏观工资管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法国政府非常重视最低工资制度的修改和完善，最低工资标准根据物价指数、经济发展、就业状况、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支出水平等因素确定，每年根据情况做适当调整，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
2.重在调节收入差距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制度。法国很早就有实行所得税法的倡议。1848年就提出了实行所得税的法案，但最终未能付诸行动。1926年所得税体系框架基本建立起来。1959年对所得税法进行重大改革，其中主要是改分类所得税制度为综合所得税制度。1971年将个人所得税法改为所得税法，改革后的所得税发展很快，不久即成为法国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国民核算中看，2001年法国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之和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为12.5%，达到1370亿欧元。而1990年这一比例仅为7.7%，在10年间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反映出法国政府逐步加强了对所得税政策的运用。
除个人所得税外，法国政府对居民的存量财产也进行税收调节。主要的税种为:财产转移税、财产升值税、巨富税等。财产转移税是对动产、不动产交易、买卖、赠与和继承等征收的税，税率差异较大。
3.以低收入者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法国是个高福利国家，居民的生老病死、失业、退休、入学、住房等均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五项社会保险制度，即养老、医疗、失业、家庭补贴和工伤事故，仅前四项就超过国家财政一般预算的规模。家庭生活补贴是法国社会保障中涉及范围最广泛的部分，各类家庭补助名目繁多，常常被视为法国社会福利高水准的具体体现。
4.全民负担的社会分摊金制度。社会分摊金是由获得工资、退休金等收入者根据特定比例从收入中支出的。覆盖的范围很广，除了领取工资薪水的雇员，雇主也须缴纳雇主的相对分摊金部分，即使是失业者也必须按照一个较低的比率缴纳社会分摊金。社会福利分摊金，虽与税收体制相区别，由社会分摊金联合征收机构征收，由全国社会保险金库与养老金金库管理，但已日益变为一种“直接税”。
5.促进收入分享的积极就业政策。法国政府非常重视就业问题，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就业，努力降低失业率，消除失业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把强化职业培训、扩大就业范围作为调节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政策理念，以年轻人和低收入者为重点，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国民收入的整体分享。北欧：累进税率“控富济贫” 北欧
北欧各国是闻名于世的富裕国家，其均贫富的水平，令许多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欣羡，这首要归功于北欧各国的高福利政策。在许多北欧国家，各种福利补助内容复杂、体系庞大、名目繁多，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政策。
以瑞典为例，对于社会上所有的弱势群体，如失业者和病人都有全面的照顾政策。生病超过一个月，雇主给85%的工资，超一年由国家负担75%的工资。失业者领上年平均工资的75%，一年后领失业救济金，与中等收入的职员收入差不多，因此因病致贫、失业致贫等现象并不多。
羊毛出在羊身上，实行高福利政策的财源，其实都来自北欧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只是通过累进税制由国家实行均衡分配。许多北欧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率一般都达到30%~50%，高收入者的税率甚至达到了70%~80%。此外，一些国家的遗产税高得惊人，如瑞典的遗产税最高达98%，也就是说上一代留给子女的财产，最少时只剩下2%，在瑞典，由于实行累进税制，收入越高，纳税越多。一般工薪家庭月收入也就是4万至5万瑞典克郎（1美元约合7.5克朗），其中个人所得税基本上要交2万多克郎。而工资越高交税越多，一些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纳税比例占到了总收入的近60%。这一高税收政策，为低收入者保证了享受福利的基础，也遏制了出现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社会恶性循环。
在毗邻瑞典的芬兰，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差别很大。在20世纪90年代，高收入者的最高税率曾达到65%，目前最高税率仍高达56.1%。也就是说，高收入者真正拿到手的收入不到44%。芬兰实行的高收入者高税收政策，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均衡。在强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下，芬兰形成了以中等收入为主体的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财富趋向平均化。目前，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80%左右，中间大，两头小，富人和穷人的比例都很小。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包括芬兰在内的北欧诸国历年来都以较低的基尼系数排在工业化国家的前列，在0.25至0.26之间，属于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
英国：健全的税收制度
富而且仁，已成为许多美国富豪在超越物质需求后的精神追求，他们中的很多人热心慈善，把回馈社会、帮助穷人作为自己的一项义务和道德要求。同时，美国政府采用累进税率、征收遗产税等政策，也起到了扶贫抑富、鼓励慈善事业发展的作用。
用好财富是责任
美国富豪沃伦·巴菲特在2006年签署捐赠意向书，决定向五家慈善基金会捐出其财富的85%，当时约折合375亿美元。这是美国和世界历史上最大一笔慈善捐款，超过许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对于捐赠举动，巴菲特说：“我不是财富王朝的热衷者，特别是在世界上还有60亿人比我们穷得多的时候。”他说，他希望自己的举动能带动更多的富豪慷慨解囊。
从洛克菲勒到卡内基，从比尔·盖茨到巴菲特，在美国，关心慈善事业、捐助大笔善款，早已成为富豪们的一项义务，而如何利用好财富则成为富豪们的一项责任。他们热心慈善事业的财富观背后则是美国社会文化的影响。
首先，慈善在美国是一种传统。许多美国富豪认同卡内基的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他们把回馈社会、帮助穷人作为自己的一项义务和道德要求。
建立了世界上最大慈善基金会的盖茨曾说，巨额财富对他来说“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盖茨是慈善的示范者，他和夫人迄今已向慈善事业捐款300多亿美元。
其次，崇尚自我奋斗精神。美国一家财富调查公司的研究报告称，继承的财产在美国富翁财产总量中所占比例不足10%，绝大多数人都是白手起家。
国家政策遏制财富转移
如果说美国富人的慈善意识背后有多种因素，那么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扶贫抑富、鼓励慈善的政策，则引导富人将财富用于正当途径。按照美国华裔学者黄靖的说法，美国社会分配的重要特点是遏制财富转移。
一、遏制财富纵向转移，即通过征收遗产税等方式，避免财富在某个家族内部过度集中。以遗产税为例，美国联邦遗产法的基本框架由1976年的《税收改革法》确立，当时遗产税起征点60万美元，现上调为200万美元。遗产税收征收采用累时税率，即继承的遗产越多，税率越高。但如果富豪捐助慈善事业，则可减免一定的税费。
据统计，在美国，一些遗产继承人须缴纳的遗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联合税率可能高达所继承遗产价值的70%。美国独立商业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高昂的税费使七成美国富人无法将自己的企业传给下一代。
尽管有一些美国人认为，征收遗产税阻碍投资与储蓄，是对成功者的惩罚，应予以取消。但更多的美国人则认为，征收遗产税为美国增加了数百亿财富。如果取消，将导致政府削减开支或提高其他税收，从而加重普通民众的负担，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二、遏制财富横向转移，防止富人将财富向国外转移。
如果说纵向转移财富还可能将财富留在美国那么将财富向国外转移等横向转移财富则对国家整体财富构成威胁。对此，美国一直进行严格管理。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更是通过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全面加强对富人的税收管理，集中打击偷税、漏税等行为。这样的管理也促使富人更加明智地使用财富，尤其是将财富用于养成善事业。实行累进税率缩小贫富分化
不仅是遗产税，美国整个税制都倾向于促进财富均衡分配，实行累进税率缩小贫富分化，促进社会公平。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占美国总人口0.1%的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据居民总收入的9.1%，而他们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居民个人所得税总额的17.4%；此外，占美国总人口1%的富人年均收入超过32.8万美元，他们的收入总额占社会总体收入的19%，而他们缴纳的税费则占税费总额的36.9%；年收入在三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人超过美国总人口的50%，他们的收入总额占居民总收入的13.4%，但他们缴纳的税费则只占税费总额的3.3%。
由此可见，美国政府通过实行累进税率，确保了富人多纳税、穷人少纳税，从而实现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同时也有效化解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社会分化问题。
慈善基金会管理严格
在美国，富人热衷慈善事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类慈善组织管理严格，消除了人们对善款可能被滥用的担忧。
以盖茨基金会为例，由于深知丑闻会对慈善基金会造成致命打击，该基金会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以确保运作透明且高效，慈善基金能用得其所，善款不被挥霍浪费或贪污。
根据该基金会的章程，工作人员不能接受受益方赠送的任何礼品；工作人员须回避与自己有亲戚关系等利害关系的受益方接触；工作人员的家人不得申请基金会提供的各类奖金。
盖茨基金会还明确表示，欢迎外部监督，并设置了热线电话；如基金会存在违法操作行为，还欢迎人们直接向司法机关举报。
为避免卷入纠纷，盖茨基金会不参与政治事务，不向宗教组织和个人捐赠。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上网查看基金会相关项目的具体要求，符合条件者可直接填表申请。
当然，并不是每一位美国富豪都有慈善之心。华尔街富豪们的奢华生活一直颇受外界诟病，这也是华尔街在美国名声不佳的重要原因。但从总体上看，美国超级富豪相对较为低调，热心慈善，这有助于整个美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澳大利亚：各种收入援助 惠及八成家庭
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比起来，澳大利亚的贫富差距不大。概括起来说，澳大利亚的收入分配制度主要由收入援助、最低工资和个人所得税3项组成。其中，收入援助和最低工资制度旨在“济贫”──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个人所得税则旨在“劫富”──在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同时，也为庞大的收入援助开支筹资。
与其他典型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有所不同，澳大利亚收入援助制度的基本目标在于消除贫困，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而非均衡居民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收入水平。
收入援助的项目五花八门，各有各的政策意图。
比如，有旨在为抚养子女的家庭提供帮助的所谓“家庭援助”，有为那些因父母全职工作或学习而将子女托付给第三方看护的家庭提供补助的所谓“子女看护津贴”，有向承担看护残疾人、儿童义务的人员提供的所谓“看护人员津贴”。
澳大利亚老年人还可以领取到所谓“老龄补贴”，失业者也能拿到“失业津贴”。如果有因生理残疾或智力障碍而无法工作或每周工作时间少于30小时，这样的居民可以领取到“残疾人员补贴”等等。
目前，澳大利亚有近80%的家庭享受收入援助，而且收入援助注意向包括老人、残疾人、失业者、单身父母、战后老兵等特定群体倾斜。
新加坡：公共福利稳定仇富情绪
相比于发展中国家日益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一些发达经济体的贫富差距有恶化的趋势，联合国去年进行的全球性贫富差距调查报告发现，香港、新加坡、美国等上世纪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地区或国家，却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
而另一个事实是，在新加坡，由于政府的房屋政策以及公共事业开支，因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并不严重。
近年来，新加坡政府一面通过取消遗产税吸引亚洲资金，另一方面也通过增加政府对低收入阶层补贴、帮助提升低薪工人的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提供额外公积金购屋津贴等方式控制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当中，取消遗产税曾经是一项颇具争议性的政策。
新加坡近年来着眼于亚洲经济崛起，鼓励和吸引亚洲各地富裕人士把资产放在新加坡，从而发展新加坡的财富管理业务。2006年，新加坡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6000亿美元，2008年取消遗产税后，新加坡更逐渐成为亚洲富人的乐园。
设立遗产税的一般初衷是要重新平衡每一代的机会，用于防止财富集中于愈来愈少数的人手中，但在新加坡政府的施政理念里，若能吸引富裕人士到新加坡投资，无论是新加坡人或外国人，都将让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受惠。
借助于财富的“洼地效应”，新加坡政府运用庞大的公共支出，惠及了更广泛的社会福利事业。2009年，新加坡政府拨出5亿8000万新元（1美元合1.3973新元）把消费税补贴和老龄花红款额增加一倍。每人所获数额视常年可估税收入和所居住房屋的房地产年值而定。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新加坡的纳税人在2009获得20%的所得税回扣，顶限为2000新元。为进一步帮助在2009年失去工作的纳税人，政府容许他们能以24个月分期缴税，比之前的12个月延长了一倍。
2009年，新加坡约有3万5000个住在一室至三室的家庭可获得最多三至四个半月的杂费回扣，租赁组屋家庭则获得三或四个月租金回扣。首次购买组屋的中下收入阶层可获得的最多额外公积金房屋津贴，从3万新元增至4万新元，申请者的平均家庭月入顶限也会从4000新元提高到5000新元，政府估计每年有8000名首次购屋者会从中受益。批准租赁组屋申请时，新加坡政府也会更多考虑申请者的资产，及其子女的财务能力，阻止有能力购屋者剥夺贫困者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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