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面临信任危机 热议_公益慈善面临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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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面临信任危机 热议“晒账单”

2011年07月11日 09:18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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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由国内9家大型基金会主办、26家知名基金会协办、基金会中心网承办的“透明公益给力和谐社会——中国基金会30周年暨基金会中心网一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以透明公益和慈善事业公信力为议题，对公益慈善谁做主、基金会账单怎么晒等问题展开了探讨。

会议发布了基金会行业30年来第一本专业数据研究成果《中国基金会发展独立研究报告2011》。报告显示，基金会数量呈逐年增加趋势，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的增长速度更为明显。但是，基金会行业的专业发展水平、治理能力、资金使用效率、透明度等，离政府规范管理的要求和社会公众的期望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不少与会代表也认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正面临来自社会的信任危机。基金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已成为影响整个基金会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议题。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秦国英在讨论中坦言，当前基金会项目与捐赠者面对面的反馈很不到位，主要因为人力、资金的欠缺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顾晓今认为基金会不仅应该在财务方面做到公开透明，还有责任对受益人发生的变化进行反馈。

中国基金会行业信息服务平台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在会上表示，基金会信息的透明公开，不仅是出于行业自律，更是行业自救。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刘忠祥表示，基金会公开透明，就该回应捐赠人的质疑。基金会公开透明的内容包括捐赠款物的数量、使用方式、受益人，以及基金会内部治理情况等各个方面。每一家基金会都应该主动地向社会展示自己的玻璃口袋，全面、细致、清晰的独立披露机构的财务和活动信息，以此赢得社会的信任和支持。

致力于推动透明慈善的基金会中心网于去年成立，目前已初步具备全国基金会信息披露平台的功能，信息采集度达92%，其中包括基金会的捐款收支情况、费用开支情况、主要业务活动、项目信息等，可随时接受社会监督。

据悉，从1981年7月中国第一个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至今，全国各类基金会已有2270家。其中公募基金会1127家，非公募基金会1143家。（中国慈善事业危机待解

http://www.daodoc.com 2011年07月20日 16:17 中国企业家网

宗和

【中国企业家网】中国红十字会和商业相联系，商业总经理和20岁的女孩相联系，20岁的女孩和玛莎拉蒂跑车相联系，豪宅、名包和慈善捐款相联系。一段时间来，这一个个敏感的字眼持续刺激着公众的眼球。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个叫做郭美美的女孩，是她掀起了看似风平浪静的“中国式慈善”，使之波涛汹涌、好戏连台。

在网友的一层层抽丝剥茧下，似乎确定了她神秘的身份，而她背后所隐藏的复杂的关系网也逐渐清晰，长期“钱”伏在中国慈善业的商业利益链由此而曝光。

郭美美和中国红十字会之所以引起了网民的质疑和不信任，源于郭美美的微博中无意间暴露了长期以来慈善机构与商业运作之间的秘密。郭美美在微博中曾提到：我所在的公司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简称红十字商会，我们负责与人身保险或医疗器械等签广告合约，将广告放在红十字会免费为老百姓服务的医疗车上。

慈善商业化受质疑

媒体顺藤摸瓜发现，这一描述与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简称商红会)和中红博爱合作的“博爱小站”颇为相似。通过进一步挖掘发现，这个“博爱小站”其实是市场化方式运作公益事业的典型项目。

红十字会出品牌，企业出资金，商红会做中介和策划，设置一个企业资金与红十字品牌相结合，并各有所得的项目。而商红会的相关负责人则成立自己的公司，将自己的谋划和红十字会的资源转化成自有公司在项目公司中占据的股份。这就是由“郭美美事件”牵扯出来的中国式慈善的商业化模式。在郭美美事件发生以来，这一模式受到广泛质疑，其中可能涉及的利益输送让红十字会屡次发表声明否认。

利用红十字会这一慈善品牌的商业活动远不止博爱小站。据《羊城晚报》报道，广东汕头市红十字会在当地多家商场、酒店、写字楼放置了新型募捐箱，下方是接收捐款的募捐箱，上方则是LCD液晶显示器，播放着企业广告。传单的显眼位置上标明了一项尊享体验价：16,000元/年15秒，35,000元/年30秒；每天滚动播放不少于10小时、实现所有网点同步联播功能。传单底部附上了广告招租电话，传单的宣传语很是吸引人：“投入小、产出大„„一举两得，我们将助您运筹帷幄，坐享渔翁之利。”

监管机制亟待完善

在中国，像红十字会这样有政府背景的公募机构，吸纳了全国90%以上的慈善资金，这么多钱流向哪里，对公众来说是很重要的。据了解，以汶川地震为例，红十字会一年善款额达199亿元人民币，而红十字会总会的编制内人员仅为79人。199亿元比79人，以如此比例来筹集、管理如此庞大的善款，其善款流向必将借助政府机构，而政府的赈灾款项与慈善机构募捐的善款在同一渠道里，如何分清彼此的流向和最终受益人？是雪中送炭到了灾民的手中，还是变成了“郭美美”抑或是“陈美美”手中的爱马仕？

怎样权衡慈善信用与商业利益似乎给当今的中国慈善机构出了一道难题。对于红十字会的商业化运作，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公益项目是可以进行商业化运作的，现在大家都在探索和实践，商红会只是其中之一。只要运作模式设计得好，再加上有效的监管、成本机构的诚信和自律，给红十字会带来的品牌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建立信用迫在眉睫

事实上，正如王汝鹏所言，商红会就像是在商业系统里培育出的一个基层的红十字会，如果运行良好，可在筹款和发款中建立起“非政府”性质的渠道。但是，就目前看来，红十字会与商红会的管理方式尚不能摆脱现实的行政管理窠臼，也缺少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保证商业运作获得的资金用于慈善事业本身，而非进入个人腰包。

由郭美美所引发的慈善信任危机，已经足够让中国的慈善事业敲响警钟。社会弥漫的不信任情绪正给了中国慈善一次“改造”的机会，红十字会及下级单位已不能再停留在简单的“业务指导”关系中，民众也理所当然地享有善款流向的知情权。毫无疑问，此刻，中国慈善信用制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国式慈善乱象：做善事为何这样难？

当你在路边街头或是公车地铁里看到乞丐低声行乞，当你看到偏远山区的孩子上学维艰，当你得知洪水地震让无数人家破人散，凡是有怜悯之心的人可能都想通过慈善机构帮助他们。且慢，你现在还敢给慈善机构捐款吗？

中国的社会慈善捐款总额在2008年一度超过1000亿，富人“裸捐”的新闻也屡见不鲜，但一个郭美美就戳破了中国慈善龙头老大红十字会的画皮，继而给我们打了个大大的问号：在国内做慈善为何这样难？

公众的善心伤不起

善心人人皆有，它就像爱情一样，如果受到伤害、背叛，就会有人再也不相信慈善机构了。在慈善的信任问题上，公众的神经是敏感和脆弱的，善心也是“伤不起”的，这一点在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和“卢美美事件”中得到充分印证。前不久有消息称，自“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各地红十字会接收到的社会捐款几乎为零，可以说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这让本来就不发达的公益慈善事业雪上加霜。换而言之，目前中国慈善乱象丛生归根结底是信任危机，没有信任就没有真正的慈善事业，而慈善事业只会沦为慈善买卖。

让阳光照进慈善，亟需破除慈善垄断

公众对红十字会等公益慈善机构的不信任不仅由来已久而且积怨甚多，这种严重的不信任及不满情绪早晚都要发泄出来，只不过“郭美美事件”一不小心成了“导火索”而已。如何才能化解这一空前的信任危机从而救赎慈善事业？官方出面反复解释乃至信誓旦旦都是于事无补的，行政监管和邀请审计的意义也很有限，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信息公开，因为公益慈善应该是“玻璃甁里的事业”。让阳光照进慈善机构，才能让慈善事业撒播阳光。

然而，国内大多数公募性慈善组织或多或少带有行政色彩，参照行政机关标准运行，信息公开缺乏动力和压力。没有民间慈善组织的竞争，“垄断慈善”本质上不是慈善。依靠行政垄断力量而存在的“慈善组织”，其实是慈善事业的破坏者。让阳光照进慈善，首先亟需破除慈善垄断，从根本上杜绝慈善组织“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情形，壮大民间慈善力量，公众、企业、法律界和政府都应为此而努力——尽管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连“功夫皇帝”李连杰的壹基金都曾因为缺少主管单位难获合法地位。

信仰危机导致国人财富观和慈善观扭曲

人死富有，死而蒙羞

慈善垄断之下的公信力危机只是中国式慈善乱象的“标”，信仰危机才是症结的根本所在。去年9月，巴菲特和盖茨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慈善之旅”，偏偏在中国闹出这么大动静，估计连“巴比”两位“大师”也始料未及。据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他们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的，国内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2010年我国慈善捐赠占GDP的比例仅为0.01%，而美国的比例为2.2%。如此悬殊的差距不是简单的慈善垄断可以解释的，其背后恐怕是非常普遍的信仰危机，包括宗教伦理和道德伦理。

“个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这就是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换言之，财富并不是你的，是上帝的，你只是上帝财富在人间的托管，你有责任和义务将财富扩大，这是你完成上帝赋予你的使命的一种表现，但扩大财富后并不鼓励你享受。这一点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用数据分析地方法给予证明。欧美国家的富豪们热衷于慈善事业与他们的基督教宗教信仰密切相连，美国大企业家、大慈善家卡内基1889年发表的《财富的福音》中的名句是许多富豪美国的座右铭：“那些遗留下巨额财富（而不在有生之年捐赠出去）的人们必将受到公众唾弃，人死富有，死而蒙羞。”同为大企业家、大慈善家的洛克菲勒也指出，金钱等世俗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上帝托管于个人而已，并不永远属于自己，因此最后要如数归还上帝，也就是取诸社会，还诸社会。

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总得有信仰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新教伦理就不能做好慈善，在无神论主宰的国度，你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总得有一丝敬畏之心，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中国富豪们像守财奴一样守着自己的财富，红十字会们毫无顾忌地贪腐善款，除了行政垄断、缺乏监管等体制原因，更是因为他们没有可敬畏的“神明”。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宗教式的支撑和敬畏，就没有了基本的底线，让他们做出善举就没有源自灵魂和信仰层面的理由。条条大路通罗马，总得有一个足够站得住脚的信仰让国内的富翁们自觉地参与慈善，让行政机构虔敬地尊重每一分善款，如此才能带动中国走进现代慈善之路。

现代慈善意识的缺乏也制造乞丐

现代慈善是善心，更是一种意识和能力

卡内基曾说过：在神圣的慈善外衣下漫不经心地胡乱挥霍的百万富翁比一毛不拔的守财奴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实际上是他们制造了乞丐。传统慈善观念中的“恩赐、怜悯、布施”等传统思想，都已不完全符合现代慈善事业的要求，这些思想固然有助于激发人们的善心，但做慈善更是一种意识和能力。君不见世界首富盖茨亲身投入慈善事业，而不是委托他人，足以证明慈善事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财富的捐赠决不能使接受者堕落、进一步陷入贫困，而是要激励最优秀和有上进心的那部分穷人进一步努力改善自己的境遇。中国的捐赠者只知“发善心”，而很少全程关注善款捐给了谁和产生的实际效果。所以，从个人英雄主义的慷慨解囊，到有组织地打造企业家慈善品牌以及NGO，需要更多的具备现代慈善意识的专业人才和志愿者加入。

让慈善成为公民的生活方式

现代公益慈善事业不是某一群人、某一阶层的专利，而应该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种生活方式。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受极“左”思潮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慈善事业被当作“旧社会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装饰品”而屡遭批判。慈善事业由此便陷入停滞，以至销声匿迹长达近三十年之久。由于中国现代慈善事业长时间被扼杀，起步较晚，中国人生活里的慈善意识，远不及劫富济贫意识来得坚定。新中国消灭了慈善，“仇富”更加名正言顺。这种思想流布至今，一方面很多人抱定“为富不仁”情结，另一方面，大家又认为做慈善就是富人的事，做得不好就该骂他，骂得越狠就越痛快；一些地方政府也把慈善捐款作为第二“税源”，频繁的“被捐款”、“被慈善”对企业家的慈善热情造成巨大伤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有源远流长的仁爱和兼爱精神，只是我们何时才会把慈善当作每个普通公民的家常便饭，而不是一种有心无力、处处陷阱的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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