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从众与冷漠_社会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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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旁观者效应
上面就是John Darley and Bibb Latane在1968年前后做的一系列实验之一。那些“泰然自若”的都是他们的托儿。他们发现在场的托儿越多，被试反应越慢。类似的实验他们还做了好几个，比如让一个被试和其他人通过电话交谈，然后电话的一端假装癫痫病犯了。如果被试知道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跟他通电话的话，他会迅速报告。你一定猜到了，如果他以为有很多人一起通话的话，就可能缓报或不报。
引发这一系列实验的是1964年在纽约发生的一起命案。一名女子在自己家门口被刺死了，当时周围邻居至少有38人目睹了这场命案的发生，可是没有一个人见义勇为，连报警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各大报纸都评论说纽约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后来发现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失实）
那么人口稀少的小城镇又会怎样呢？另一些科学家做了这样的实验。他们把两辆同样的汽车敞开前盖分别停在大城市和人口稀少的小城镇。他们躲在暗处偷偷观察。几天下来，停在大城市的那辆车已经被人把能拆的零件都拆走了；而那辆停在小城镇的汽车总是被路人把前盖合上。
难道大城市的人心真的被污染了吗？心理学家偏偏不信这个邪，于是就有了这一系列的实验。最后他们发现，施助行为其实与城市的大小没有关系，而与人口的密集度有关系。人口的密集程度会导致两个效应：从众和责任分散。人们常常要以别人为参照物来定位自己，通过观察别人来判断自己是否正确，所以这就导致了多人在场时反应会变慢。同时每个人都以为别人会做，自己就不做了，或者抱着罚不责众的心态，所以也就没有人报警了。看来鲁迅说喜欢看热闹是中国人的劣根性造成的，其实不对，全世界人民都有这个臭毛病，只不过是中国人口密度太大了而已。
原因知道了，就得采取点措施了。军人的军装，警察的警车就有提示身份意识的作用，这样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责任。出什么事儿的时候，责任一分散，无形中就给他们多分了很多。那要是没有穿制服的呢？我们可以给他“穿”个制服，比如遇到情况高喊一句“党员同志站出来！”虽然外表看不出来就可以隐瞒，但是内心也够他煎熬的。要是怕万一遇到心理素质太好的，或者怕确实没有党员在场，也可以喊“爷们们，上啊！”这个性别隐瞒起来就比较困难了吧。呼救的时候更要注意了，比如喊“大哥！救命啊！”就比光喊“救命啊！”强多了。喊的时候要尽量看着对方的方向。最好能让人感觉到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二 其他实验
两位年轻的心理学家巴利与拉塔内的思想没有被舆论束缚，他们对旁观者的无动于衷、见死不救作出了新的很有价值的补充解释和说明。为了验证自己的解释
和说明，他们进行了下面的实验。
他们让72名不知真相的参与者分别以一对一和四对一的方式与一假扮的癫痫病患者保持距离，并利用对讲机通话。他们要研究的是：在交谈过程中，当那个假病人大呼救命时，72名不知真相的参与者所作出的选择。事后的统计显示：在一对一通话的那些组，有85%的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而在有4个人同时听到假病人呼救的那些组，只有31%的人采取了行动！因此，两位心理学家对克尤公园的杀人案没有人见义勇为的现象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并概括为“旁观者介入紧急事态的社会抑制”，或简单通俗地说，就是“旁观者效应”。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当一种紧急情形出现时，由于有其他的目击者在场，才使得一些人没有太强的责任感，从而成为袖手旁观的看客。并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旁观者效应”。
如果说巴利与拉塔内的实验结论——“旁观者效应”侧重从定性的角度上揭示人多不负责的现象，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拉绳实验”的结论则侧重从定
量的角度上阐明人多不负责的现象。
在拉绳实验中，先把被试者分成2人组、3人组和8人组，要求各组用尽全力拉绳；然后，要求这些被试者单独用尽全力拉绳。不管是分组拉绳还是单独拉绳，都用灵敏度很高的测力器分别测量各组和每个被试者的拉力，并进行比较。测量和比较的结果是，2人组的拉力只是这两人单独拉绳时拉力总和的95%，3人组的拉力只是这3人单独拉绳时拉力总和的85%，而8人组的拉力则降到这8
个人单独拉绳时拉力总和的49%。
拉绳实验中出现“1+1小于2”的情况说明：有人偷懒！而且在一起干活的人越多，偷懒的现象越严重！众所周知，人有与生俱来的惰性，单枪匹马地独立干活，干得好或干得差均由自己负责，一般都会竭尽全力。可是当集体一起干活时，由于责任分解到大家身上，每个人的责任相对小了，于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偷懒现象。当责任分解到越多人身上，每个人的责任相对就越小，偷懒现象就越严重。社会心理学家研究认为，这是集体干活时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并将其概
括为“社会浪费”。
聪明的美国人把简单的道理总结成为定律：一个人敷衍了事，两个人互相推诿，3个人则永无成事之日。这多少有点类似于“3个和尚的故事”。这就是华
盛顿合作定律。
这一定律告诉我们：人与人的合作不是人力的简单相加，而是要复杂和微妙得多。在人与人的合作中，假定每一个人的能力都为1，那么10个人的合作结果有时比10大得多，有时甚至比1还要小。因为人不是静止的物，而更像方向不同的能量，相互推动时自然事半功倍，相互抵触时则一事无成。
所以，无论是“旁观者效应”还是“拉绳实验”，都说明了一个普遍存在的“责任分散”现象。对某一件事来说，如果是单个个体被要求单独完成任务，责任感就会很强，会作出积极的反应。但如果是要求一个群体共同完成任务，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责任感就会很弱，面对困难或遇到责任往往会退缩。因为前者独立承担责任，后者期望别人多承担点儿责任。“责任分散”的实质就是人多不负
责，责任不落实。
“拉绳”实验说明：在主客观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为完成某一项任务，被落实责任的人数量越少，责任就越容易真正落实，责任人付出的力量就越大，形成的合力也就越大；反之，被落实责任的人数量越多，责任就越不容易真正落实，责任人付出的力量就越小，形成的合力也就越小。简单地说，在主客观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人越多越不负责，责任人的数量与负责程度和形成的合力成反比。这深刻地揭示了苛希纳定律的本质。
对于责任分散效应形成的原因，心理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调查，结果发现：这种现象不能仅仅说是众人的冷酷无情，或道德日益沦丧的表现。因为在不同的场合，人们的援助行为确实是不同的。当一个人遇到紧急情境时，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能提供帮助，他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对受难者给予帮助。如果他见死不救会产生罪恶感、内疚感，这需要付出很高的心理代价。而如果有许多人在场的话，帮助求助者的责任就由大家来分担，造成责任分散，每个人分担的责任很少，旁观者甚至可能连他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也意识不到，从而产生一种“我不去救，由别人去救”的心理，造成“集体冷漠”的局面。如何打破这种局面，这是心理学家正在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 实验过程
用实验的方法来验证这一理论。
理论假设
按通常的观点来说，在一件突发事件发生时，旁观者越多，当事人就越有可能得到帮助。但是，达利和拉特那却提出了相反的假设。他们认为没有人前去帮助凯蒂.热娜娅的原因是因为存在一种被他们称为“责任扩散”的现象。也就是说，在突发事件中旁观者越多，人们心里的一种想法就越强烈，即“有人会去帮助他（或她）的，我就不必去了”。你是否曾在繁忙的街道上看见过车祸，或者说当车祸发生不久你恰好到达了出事地点？你很可能驾车驶离现场，并认为现在一定已经有人叫了警察或救护车了，所以你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也这样做。但是，想象一下，假设你在荒郊野外，周围没有其他人，你遇到了同样的事件，此时你会有不同的反应吗？一定会的！
责任扩散的概念是本项研究的理论基础。在实验室里重新创设类似热娜娅事件的情景，这样便可操纵和系统检验各种变量。达利和拉特那精心设计了这个实验来验证其理论观点。
方法
很显然，研究者不可能为了进行实验而重新创设一种与凯蒂.热娜娅谋杀案完全相同的情景。因此他们必须设计另一种与真实的突发事件非常相似的情景，以便观察旁观者的干预行为。在这个实验中，达利和拉特那告诉纽约大学选修心理学课程的学生，他们两人对一些与大学生有关的话题非常感兴趣，想了解大学生是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适应大学生活、城市环境以及他们正面临着什么样的个人问题。他们要求学生坦诚地与其他学生讨论自己的问题，但为了避免难堪和不愉快情况的发生，学生们单独待在相互隔离的房间里，彼此之间通过内部通讯联络系统进行交谈。研究者还告诉他们，这种内部装置每次仅允许一名学生讲话。每位学生有两分钟的讲话时间，之后下一位同学的麦克风就会响起。
所有这些隐蔽了真实实验目的的设计，是为了能够从被试那里获得真实、自然的行为反应。这其中最主要方法就是把学生分在三种不同的实验条件下。第一组的被试相信他们仅仅能与另外一个人交谈；第二组的被试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内部通讯系统与另外两个人交谈；第三组的被试被告知，他们可以与线上的另外五个人交谈。事实上，每个被试都是独自一个人，其他的声音都是录音。
现在，实验组的人数已安排好了，接下来就是要设计一些突发事件。研究人员决定非常逼真地设计一个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突发事件的癫痫发作场景。当被试们与其他“学生”通过内部通讯系统开始讲话时，被试听到的第一个说话者是男性，他讲到他的困难主要集中在学习和适应纽约的生活氛围方面。然后他又羞怯地补充说，自己有时候也会犯严重的癫痫病，特别是在压力过大的时候。之后，便轮到下一个学生讲话。在第一组中，被试听完第一个学生的谈话后，就立即开始讲话。而在其他两种条件下，被试在讲话之前会听到一个或多个其他学生的说话声。被试说完后，又轮到第一个学生。这时候突发事件发生了。第一个学生开始时声音很正常，不久癫痫开始发作（记住，这完全是录音机里发出的声音）。达利和拉特那在后来的报告中引用了“癫痫发作”的全部内容：
“我我„„想，我需要„„有„„如果有人„„能给我一点给我一点帮助的话„„，因为我„„现在真的有麻烦，如„„果有人能帮助我的话，那„„太感激„„了。我的癫痫就要发作„„我需„„要一些„„帮助，如果有人愿意帮助我„„（哽噎声）我要死了，帮„„助癫痫„„（哽咽，然后就无声了）。”（第95～96页）
对于被试来说，这很显然是一次突发事件。毫无疑问，那名“学生”正处在危难之中，需要立即得到帮助。为了分析被试的反应，达利和拉特那测量了每一种实验条件下被试帮助危难学生的百分率（帮助行为指的是离开小房间，通知实验者有学生癫痫发作）。他们还测量了被试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时间和提供帮助所花的时间。研究者给被试4分钟的时间作出反应，之后实验停止。
结果
这项研究的结果对研究者的假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当被试相信有许多其他人在场时，向研究者报告癫痫发作的人数百分比大大减少（见图10.3）。而所有提供帮助的人中间，时间拖延总量也随旁观者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第一组被试平均的反应时间不到1分钟，而第三组被试的平均反应时间却超过了3分钟。最后，报告突发事件的被试总人数在各组间也有显著的变化。第一组被试百分之百地报告了突发事件，第二组被试中只有85﹪的人报告，而第三组被试中只有60﹪的人在4分钟内作了报告。
讨论
就像凯蒂.热娜娅谋杀案在现实生活事件一样，你也许会认为这项研究中的被试对癫痫发作者非常冷漠、令人心寒。然而达利和拉特那很快指出，这并不是第二组和第三组被试（或热娜娅的邻居们）不提供帮助的原因。所有的被试都报告了在事件发生时他们感到极度地焦虑和不适，还有人出现了紧张的躯体症状（如手发抖，掌心出汗）。所以，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被试行为结果的不同与被试认为的在场人数的不同有关。别人的在场改变了你的行为，这叫“社会影响”。很明显，社会影响在本研究中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仍然有疑惑，为什么其他人的出现会对我们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达利和拉特那声称已有证据支持他们的“责任扩散”理论。随着团体内人数的增多，被试在突发事件中采取行动的个人责任就减少了。对于第二组和第三组的被试来说，他们很可能会认为有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与此相关的是，不仅是提供帮助的责任扩散了，反过来因不提供帮助而受到的良心责备和内疚也扩散了。在我们的文化中，帮助别人是积极的行为，拒绝或不肯帮助别人会带来羞愧感。如果在突发事件中只有一个人在场，那么你不提供帮助所要承担的后果要比有其他人在场时大得多。
对这类社会影响的另一种解释是心理学家称之为“预测性焦虑”的现象。达利和拉特那认为，当别人在场时我们没有去帮助当事人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害怕难堪或被嘲笑。设想一下，如果你有帮助别人的愿望，而别人并不需要或不想让你帮助时，你将感到多么尴尬。我记得在自己的青年时代，有一次与一帮朋友在邻居家的游泳池内游泳，当我正准备从跳板上跳水时，我看见邻居13岁的女儿正躺在泳池的底部，我看了一下四周，似乎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个显而易见的紧急状况，她是溺水了还是在开玩笑？我无法确定，正当我准备大声呼喊并跳下去营救时，她懒洋洋地游出了水面。我因担心出错而犹豫了30秒。我们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类事情。问题是这些经历教给我们的是一种错误的东西：即帮助行为很可能使你看上去很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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