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哀歌_哀歌行

女工哀歌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哀歌行”。

>影评

>这部影片让我想起了潘毅在《中国女工》一书中所描绘的场景，每一个工人都变成了工厂大机器中的一个零部件，没有思想、没有喜怒哀乐、只有无休止的劳动。影片围绕主人公小丽展开，其实小丽只是中国千千万万女工的一个缩影，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社会分配资源的不公、市场化的体制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以及全球化过程中发展国家的处境。

和影片的名字一样，整部影片的主旋律都是悲凉的。看到那些和我们同龄的女孩们满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来到城市，进入工厂，日复一日的做着同样的工作，却不能得到自己应得的报酬，心里会有些难过，她们在这个城市到底处于怎样的位置，是城市的建设者、消费者还是这个城市的弃儿？是什么决定了她们的生活的窘境？很难想象，如果我们处在同样的环境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接下来，我将从身份的建构和社会结构两方面对这些问题做一些简单的探讨。

首先要说明身份认同主要分为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两类，社会认同是指个人的行为思想与社会规范或社会期待趋于一致，表现为三个层次，价值认同、职业认同、角色认同。工人在工厂中的生活，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小丽第一次离开家乡到城里打工的时候，她已经清楚自己家里的经济状况，她认为像其他同学一样进城打工，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并没有觉得委屈或者不妥，反之，她对这种生活是满怀期待的，她认同了自己做为工人的价值规范。进入工厂后，她也在不断的学习并且遵守工厂的各种规范，不管内心是否接受，她都必须严格按照工厂的要求来做事，因为她无法承担违反规范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工厂能够控制工人的原因。对于处于支配地位的老板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使他自己也声明，他以前也是一个工人，但是他作为老板，还是会更多的考虑到利益而不是工人的诉求，这实际上也是对身份的认同过程。

其次，身份本身就是一种获取资源的手段。社会资源理论认为，那些嵌入于个人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并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来获取。如影片中工厂的老板，他之前是公安局的局长，这是一种权利资源，但是他后来又想获得财富资源，那么他就可以利用之前的权利资源中积累的人际关系网络来获取财富，包括在工人要罢工时，也可以起到震慑的作用。但是作为普通工人的“小丽”们，获取资源的途径就要狭窄的多。她们原来的社会身份也不能给她们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她们在进入工厂的编制之后，就变成了被支配者，失去了主动获取资源的话语权。即使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规则也是由别人来定的。韦伯在他的著作《支配社会学》一书中提到“任何典型的，基于利害关系的支配，尤其是原本基于独占地位的支配，都有可能逐渐转化为权威的支配。”事实上，工厂对于工人的支配，基本上属于权威的支配，因为所有的规则都是由工厂来决定，工人只有遵守规则的义务，没有修改规则的权力。工厂是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来约束工人的，如上班打卡、工资的制度等等，诺思认为，制度就是博弈的规则，博弈的参与者和博弈的均衡。在工厂这个共同体中，一切的规则都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工人加班为工厂生产产品，工厂出售产品为工人支付工资，这是工人们和老板博弈的结果。

最后，身份容易让人产生焦虑。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说“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这就是我们想要从一切行为中得到的价值。”也就是说，不管身份如何，处于何种社会地位，人们都渴望通过别人的肯定来获取自身的价值，这些工人也是一样。小丽在做出打工的决定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能够帮助父母，她的行为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没有人会真正在意你的感受，他们需要的只是高效率的生产机器，当然也不会因为你工作努力而去赞扬你，因为这就是你们的职责。因此，一旦这种渴望关怀的心理得不到满足，就会使人们产生焦虑，正如，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提到的：“如果可行，对一个人最残忍的惩罚莫过如此：给他自由，让他在社会上逍遥，却又视之无物，完全不给他丝毫的关注.．．．．．．．如果我们周围每个人见到我们时都视若无睹，根本就忽略我们的存在，要不了多久，我们心里就会充满愤怒，我们就能感觉到一种强烈而又莫名的绝望，相对于这种折磨，残酷的提法将变成一种解脱。”也许工人正是遭遇了这样的忽视，他们的存在，已经被完全物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成了生产线上不同环节之间的联系，个人的情感被压抑，上班时间不能随便上厕所，不能交谈，甚至不能笑，工厂不需要个性，因为每个人都面无表情的重复着简单机械的动作，而且漫长的工作时间使他们身心疲惫，但是又不能轻易放弃工作．就像小丽即使是生病了，也要去工作，因为她怕工厂会因为她的身体状况而辞退她，找别人代替，这在工厂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她们没有专业的知识，可替代的机会很高，而且有大量和她们一样来自农村的备选人。

中国是一个身份制的社会，无论是在传统的身份制社会，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时期，身份一直都是作为内化于人们心中的准则被人们普遍接受，事实上，身份是分配资源的一种潜在规则，人们往往会根据你的身份来判断你占有的社会资源的多寡。

中国女工的悲剧，除了身份所带来的影响外，还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机遇。发达国家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来生产大量产品，然后再以高价出售到海外市场，其中，中国的工厂只获取很少的利润，而从事最繁重劳动力的工人们，得到的利润更少。科层制的管理方式，让每个工人都有明确的分工，并且划分了明确的等级，每一个工人是负责整个生产流水线的其中一个环节，因此只需要在自己的职位上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不需要关心生产的产品会有哪些问题。小丽和她的朋友们希望知道穿她们生产的牛仔裤的人是谁，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与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初级群体或以地缘为住的老乡群体不同，在工厂这个社会组织中，成员间的交往并不是面对面的直接交往，也不需要用情感来维系，只需要遵守组织内部的规定即可。因此，女工们的情感往往被压制或忽视，她们就会自发的形成一些小团体，来弥补在情感上的欠缺。

实际上，无论是女工，还是她们的家庭，都是被边缘化的群体，因此他们在社会分层中处于弱势，而社会资源又相对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他们拥有财富、权利和声望的任何一种，都能够获得资源，而工人和农民并没有这些，她们从一出生就只能处于弱势地位。而且，上层社会为了使他们的权利能够延续，刻意的排除外来的群体，阻碍了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因此即使有的人想要打破这些壁垒，也很难成功。看这部影片我们不难发现，工厂里的工人们基本上都是来自农村，他们不能像同龄的孩子们一样继续读书，主要的原因是家庭贫困无力支付学费。如果社会能给这些孩子提供更多的选择，我想他们也不会生活的如此艰难。换言之，现在“富二代”、“星二代”、“穷二代”等一系列二代现象的产生，实际上就是社会资源和机会集中化趋势加强的表现，社会流动的不明显导致了社会机会的不平等，而且很多社会资源都是一个垂直的流动，也就是代际传承的，由父辈们把已经获取的资源流传给自己的下一代。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开始倾向于，比拼父辈们的实力，有没有才能不重要，能不能努力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个有钱或有权的老爸。那么，农民的子女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输了，因为他们的父辈没有机会获得资源，因此，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取。

如今，我们在探讨农民工问题，工人的生活问题的同时，应该更多的关注造成这些现象的制度根源，如果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始终由少数人来掌控，这些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