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恩格斯的自然观及其对当代的启示_自然观对当代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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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恩格斯的自然观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作者：陈晓辉 来源：《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1期

摘要：恩格斯的自然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根据对恩格斯不同著作中自然观内容的梳理可见：恩格斯围绕着自然界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分别从自在自然、人化自然、生态自然三个维度阐述了他的自然观。首先，恩格斯提出矛盾决定着自在自然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而且还遵循着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变化规律，直至出现了人类。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启示当代人要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其次，在继承马克思思辨人化自然思想的基础上，恩格斯具体化了人化自然的思想。最后，恩格斯提出，要实现“（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的生态自然，就要变革旧的社会制度。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摘要:恩格斯的自然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恩格斯的自然观散见在他的不同著作中。根据对恩格斯不同著作中自然观内容的梳理可见:恩格斯围绕着自然界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分别从自在自然、人化自然、生态自然三个维度阐述了他的自然观。首先,恩格斯提出矛盾决定着自在自然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而且还遵循着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变化规律,直至出现了人类。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启示当代人要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其次,在继承马克思思辨人化自然思想的基础上,恩格斯具体化了人化自然的思想。他提出,随着实践的发展,人类脱离了自然,并变得越来越强大,以至于开始支配自然;但不管怎样人类在支配自然的过程中,是绝对不能逆自然而行的。由此提示当代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一定要顺应自然即按自然规律行事。最后,恩格斯提出,要实现“(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的生态自然,就要变革旧的社会制度。当前,中国已构建了以生态自然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制度,未来应继续朝着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和方向推进社会发展和体制机制变革。

自然观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自然观的内涵是指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广义自然观的内涵是指对自然界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总的看法。因为当今世界上无人语境下的自然,“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1]77。为此,本文论述恩格斯自然观时使用的是自然观的广义内涵。恩格斯对自然观的论述,主要散见在他和马克思合作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他自己独立创作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论著中。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了恩格斯自然观核心范畴的界定。《反杜林论》标志着恩格斯自然观的诞生。“当我不得不探讨杜林先生的所谓自然哲学时,我正处在这一脱毛过程的中间。所以,如果我在理论自然科学的领域中总的说来表现得相当笨拙,那么这是十分自然的”[2]349。《自然辩证法》标志着恩格斯自然观思想的成熟,“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 [3]257。恩格斯的自然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当今世界上备受推崇的生态自然观的理论基础之一。为此,深入挖掘恩格斯自然观,可以为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

一、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恩格斯关于自在自然观点的启示

通常“自在自然”的内涵,是指人类活动尚未作用过的自然界,如人类世界出现之前的自然界和人类世界产生之后但人类活动尚未触及的那部分自然界。事实上这种状态的自然界,无论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还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已经很少存在了。何况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就是无。因此,在此使用“自在自然”概念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借用“自在自然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界”这一特性,凸显本部分的内容是论述恩格斯对作为人类生存条件那部分自然界内在固有属性的根本看法。

恩格斯提出,首先,自然界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恩格斯认为,“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3]385这是“辩证自然观的核心”[2]352。其次,自然界的生活是由矛盾所决定的。“辩证的思维, 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 这些对立,通过自身不断的斗争和最终的互相转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化,来制约自然界的生活。”[4]317再次,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辩证法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2]349最后,自然界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通过论述天体、地球、地质、生物以及人类的起源和演化,恩格斯提出自然界在有限时空的变化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最高发展阶段是人的生命。

通过恩格斯对自在自然的论述,我们能清醒地意识到: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而不能形而上学地认为是主体与客体、目的与手段、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自然界作为有机系统是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的。因此,与自然相处时,人类应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理念是行动的指南。正确的理念会产生正确的行为,相反,错误的理念也会导致错误的行为。现如今,内蒙古大草原之所以有着比其他地区更为优良的生态环境,就是因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适从自然”“师法自然”等观念一直指导着内蒙古游牧人的生产和生活。他们认为,只要适从自然,天灾就不会发生,草原、河流就会依然碧绿清澈,人们就会依然幸福安康。相反,在片面的“人定胜天”等理念指导下建立的三门峡大坝,却因不尊重自然规律而使渭河40多年来(从建成到2004年停用)连年水灾不断,使渭河成为悬河,从而被作为水坝败笔列入了世界的水利史册。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首先,要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在改造自然过程中,要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要用生态伦理意识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其次,要摒弃自然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作为人类的养育者,自然理应受到尊重和感激,但人类却决不做匍匐在自然脚下的奴仆。纵观茫茫宇宙,地球是目前所知适合人类居住的唯一星球。因此,只有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做出亲近自然的行为、与自然和谐相处融为一体,人类才有可能长久地诗意地栖居在地球上。

二、落实顺应自然的行动:恩格斯关于人化自然观点的启示 劳动使人从自然中分化出来,把自在自然变成了人化自然。人化自然是指从纯粹自然变成拥有社会的性质自然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是人们劳动(实践)的产物。“人化自然”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对象性活动”时所涉及的一个问题。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参与,自在自然被打上人类的目的和意识的烙印,按照人的方式和人的需要规定着自然的存在状态,从而转化为“为我之物”参与到受自然规律支配的人类生活世界的运动过程之中。因此,“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4]131。

在汲取马克思思辨人化自然思想的基础上,恩格斯结合自身经历的一些新情况,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了这一思想。他认为,首先,人通过劳动(实践)使自己从自然中分化出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使猿手变成了人手„„双脚也发展得更加适应于直立行走。„„此外,劳动的发展促进了语言的产生„„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而随着脑的进一步的发育,脑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育起来„„人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3]372-378。其次,随着实践能力的不断提升,人成为自然界的支配者,所以“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大自然的规律”[3]383。“只有人才办得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居住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3]274自然界是不能离开人的。“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收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人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是自然界离开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3]372自然界需要在人的支配下才能发挥作用。自然界只能为劳动提供材料,而人的劳动却能把材料变成财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3]383;“人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4]329;“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

为人们服务。”[3]275最后,人若违背自然规律,自然也会报复人类的。随着工业的加速发展,恩格斯深深地感到了人受制于自然的严峻问题,他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水分的集聚中心和贮存库„„”[3]383因此,“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384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就需要改造自然。通过恩格斯对人化自然的论述,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需要顺应自然,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的惩罚。所谓顺应自然,就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在不违背大自然自身循环的前提下,从自然中获取为人类所用的某些资源。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我国顺应自然的一个成功案例。该工程按照自然的山势和河势,用“鱼嘴”把奔腾不息的岷江劈为两半,西边一半江水通过闸门向外江流去,从宜宾汇入长江;东边一半江水通过人工开凿的“宝瓶口”,限量流入内江,灌溉着几百万亩成都平原。该工程无须任何外来的能源,涝时有外江自动分洪、旱时有内江自流灌溉,二千二百多年来,形成了一个“天府之国”的人工生态系统。相反,苏联的“黑风暴”则是不顺应自然而遭到自然报复的反面典型。自1954年起,苏联在哈萨克、乌拉尔等地的半干旱草原开始垦荒,到1960年开垦了约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一行为一度使苏联的粮食年产量增加了2/3。表面上看粮食是增产了,但植被和表土结构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60年3月和4月两次出现了大面积的黑风暴,仅哈萨克新垦区农田就被毁了20万平方公里,新垦区农耕系统几乎瘫痪,连邻国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也未能幸免。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曾经说:大自然启示给人类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只有适应地球, 才能分享地球上的一切。只有最适应地球的人,才能其乐融融地生存于其环境中。

三、完善保护自然的制度:恩格斯关于生态自然观点的启示与自然和睦相处、和谐共生,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恩格斯曾提出“(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3]384的命题。这一命题的含义就是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应该统一发展并融合为一体即生态自然。这是自然发展的高级形态。生态自然虽然也是人类的创造,但同人化自然相比, 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一种新的自然形态。建构生态自然是人类社会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理想追求或价值追求。

关于生态自然思想的论述肇始于马克思。马克思曾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4]120当时,由于受自然科学发展状况和马克思世界观尚未转变等因素的影响,马克思的这一论述还很思辨。而恩格斯写于1873年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却弥补了如上的不足,并且明确地探寻了实现生态自然的路径。恩格斯说:要实行人类和自然的和谐,仅仅摒弃“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3]385。

在这里,恩格斯告诉当代人: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自然,重要的是要从社会制度上进行变革,构建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2]633-634。当下,我国已建立了自觉保护自然的社会制度,工业化与生态自然一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走工业化道

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二选择。马克思曾说:“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4]128这句话强调了工业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但也暗含了工业活动会造成人与自然之间不和谐的局限性。当今,我们一方面要利用工业活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要致力于消除工业活动带给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使人与自然之间达到和谐,还需要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认真的探索。改革开放后,我国在保护自然方面出台了不少法令、法规和制度,对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更是加大了促进生态自然制度建设的力度。2013年10月,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被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的一类立法项目。2013年12月,中组部发布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政绩考核评价指标中不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的要求。2014年2月,环保部印发了《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经过一年多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的完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政府不履行监管责任等不作为行为的监督机制还很薄弱,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也没有建立,市场经济手段运用得也很不够,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行动机制也不健全。今后,我国要紧紧围绕上述这几个方面进行机制改革,推进生态自然的建设。

通过对恩格斯自然观的梳理和论述,我们得到了“当代人只有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落实顺应自然的行动、完善保护自然的制度,才能做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的重要启示。同时,也由此看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的提法,实际上是对恩格斯自然观的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