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动员_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例子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动员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例子”。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动因及对策研究
[内容摘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当前普遍存在于各级党委和政府工作中的一种极其不良的现象。主要体现为下级违反上级的政策、制度乃至法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大打折扣。这一现象的广泛存在，对确保政令畅通、维护党和国家政策的权威性、树立政府公信力、有效的完成政府职责危害极大，扼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对于确保党和政府各项政策的有效落实至关重要。
[关键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动因 对策
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本质、表现、案例及危害
（一）、本质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本质来说是把上级政策肢解、曲解为我所用，实现狭隘的地方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私利，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的政策变通，是对原政策的背离。
（二）、基本表现
1、“添工加料”、附加条件的执行
在这种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者往往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在原来的政策里添加一些符合自身利益的东西，而添加的这些东西与原来政策内容相悖，缺乏应有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当政策执行者执行这些不合理的东西时，大大影响原定目标的实现，此即通常所称的“土政策”。这些执行者在明里打着理论联系实际、政策执行原则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旗号，但实际上，他们却是暗地里自立一套，谋取私利。
2、象征性、“走过场”式的执行
我国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均属于直线网络系统，这个系统必须按照一定规则才能正常运转。因此，下级必须严格执行上级所作的决策，必须维护上级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果有意见、有看法可以利用正规渠道和方式反映。但是在我国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很多象征性执行甚至抗拒执行的现象。
3、改其实质、曲解其义的执行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往往是由于政策对执行者来说只是部分有利，因此执行者就仅仅实施这部分对自身有利的政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导致政策无法得到真正全面地贯彻落实，甚至会收到与政策初衷完全相悖的后果。
4、表面一致、阳奉阴违的执行当执行机关执行的政策对自己的利益有损害的时候，他们就会制定另一套执行方案，从表面上看方案的内容与上级政策毫无二致，但实际上，方案的精神却与原来政策是相违背的。
（三）、经典案列1、2012年6月11日下午，“上海发布”用长微博详细解答了市民对于“未休年假，工资怎么算？”的疑问。上海市有关部门同意“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假。对职工应休而未休的年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仔细分析上述方案，可以发现，这一方案势必使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规定名存实亡，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典型。为了保障职工身心健康，1991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文件形式下发了《关于职工休假的通知》。文件明确规定：“凡是符合休假条件的职工都应安排”，任何单位“不得以不休假为由向职工发放或变相发放钱物。”这一规定已实施了十一年，若作上述修正，那这一规定将名存实亡。中央和国务院既然下发了这一通知，那就说明休年假是有科学依据和实践可能的。“因工作需要而不能休假”无非就是一种藉口。这个社会无论离开谁，日升月落，地球照转。不可否认，也有部分职工不休年假，或休不足天数的，那公休单一般以作废处理，从来也没人说要按加班计发工资报酬的。若这一方案实施，那大部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能从中增加到一部分工资。
2、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中央政治局明确提出，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应该来说，“八项规定”是一个庄严承诺，体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反映出中国未来施政纲领。然而，此项政策出台后，各地党政机关却频频出现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例。2013年新华网报道的“茅台酒装入矿泉水瓶宴请官员”等新闻，就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违反“八项规定”的“创造”。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统计，截至2013年12月底，自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后，各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共计24521起，处理30420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692人。
（四）、主要危害
1、极大地败坏社会风气
应付领导视察的手段，有阿谀奉承，有弄虚作假，极不清廉。就连实行教育的学校，也不折不扣地这样去做，如此“以身作则”，会让广大学生每天耳濡目染与比如初中思想品德课教材观点完全违背的恶劣行为，与曾子杀猪的教育观点 2 完全相反。
2、极大地扰乱了社会秩序
下级处处违反政策，上级时时帮着瞒天过海，每一套规定都很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每一章法律都极有可能流于空泛，很多机构都充斥了虚伪腐败，使得社会管理被极大地扰乱。
3、极大地懈怠了社会的进步、吞噬改革成果
比如当代中国学生都有目共睹，所学的内容所需要的时间与建议课时数的时间通常（一般是三大主课的重点内容，包括顺时解答作业）是绝对不一样的，相比需要将近三倍的时间，比如一般初中很多文言文建议是2课时，而仅是结新课就需要1周多十几课时的时间。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存在，教育主管部门就会一直不知情，以至于学生的负担一直远远超出标准，成为社会的“盲点”。几十年的建议课时数几十年的实际所需时间一直就会存在极大的不吻合。总体体现在教育上就是极大地懈怠了教育的进步，应试教育的改革。当前很多领域都几乎找不出一个基本合政策的人，即便某个人自觉遵守政策法规，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整体吞噬改革的，政策本身存在的不足之处、难实行之处、现象就无法完善，导致人无论如何（由于政策无法完善，导致存在矛盾的不同政策规定无法解除矛盾）也无法贯彻执行政策。
4、极大地践踏民主
按理来讲，民主国家注意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权力分散到地区和地方，地方政府必须最大程度地向人民敞开和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然而，现实情况是，人民实际无法管理到政府的工作，民主被极大地践踏了。
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成因分析
（一）、利益最大化追求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根本因素
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对一定社会关系中不同群体的利益进行的权威性划分。政策执行活动就是对利益的重新配置。而追求利益，是人之本性，“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可以看出，趋利避害是人之共性；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之所以从事政治经济活动，其根本的动因在于人们实现自己利益的要求；不同的社会阶级、集团、政党、个人从事政治经济参与活动，同样是为了通过影响政策，进而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利益是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旋律，这就必然导致各个利益群体为了本身的利益进行博弈，力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执行主体或者政策指向的目标群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一味强调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利益而对原政策的支解曲解。就地方政府来说，在有些地方，煤矿经济是当地主要的经济支柱，财政的主要来源，关闭 3 不合格的煤矿就是减少了财政收入，减少了官员的政绩，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出于地方利益的需要对中央要求清理小煤矿，关闭不合格的矿井的政策软拖硬抗，拒不执行，为查封的煤矿说情，打招呼；就政策目标指向群体即矿主来看，煤矿开采的巨额利润是其逃避政策的规制，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原始动力。资本只要有“有50%的利润就能铤而走险，为了100%利润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利润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二）、权力寻租是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关键原因
政策执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执行人员对自身的角色定位。执行人员一方面扮演着政府机关代理人的角色，充当公共角色；同时又作为普通社会的一员，充当私人角色。公共角色要求其代表人民利益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政策，然而，应然判断终究不等于实然判断，理想的行为规范和行政实践之间毕竟存在一定差距，由于“经济人”理性的存在，政策执行者也在时刻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执行方式，由于制度的不完善，这种角色错位极有可能导致权力寻租。权力寻租是权力所有者利用公权力直接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活动，是通过权力去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以获取物质利益。“权力寻租” 腐蚀的就是政策执行主体，通过政策执行主体角色异化改变公共政策的本意，使政策执行走样，甚至落空。在煤矿生产管理领域的“权力寻租”具体表现“官煤勾结”：官员或者利用公权力为不合格的，内藏安全隐患的小煤矿提供“官府”保护来获取利益；或者利用为煤矿企业办理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等证照收受贿赂，甚至官员及其家属自身就是矿主和股东；“官煤勾结”是公权力对煤矿经济生产的不正当的介入导致的权力腐败。政策目标指向群体即矿主通过利益回报的方式与政策执行官员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双方各取所需，却给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威胁，破坏了政策的权威性。“官煤勾结”使得煤矿安全生产政策的执行大打折扣，在安全监管、核定生产能力、证照审批等方面搞形式主义，走过场，结果就是使一些安全要求不达标，生产能力不足的小煤矿通过检查，照常生产，导致矿难多发。这种由于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主体相勾结导致的“对策”行为极大的影响了原政策的执行，甚至使原政策成为一纸空文。
（三）、政策本身的缺陷是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制度原因 政策得到很好执行，前提是政策本身具有合理性，而政策本身的缺陷构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诱发因素。政策缺陷体现为政策的多变、政出多门、政策缺乏科学性，不完整，不配套。今天这个部门在自己管辖范围制定一个政策，时过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由另外部门匆忙出台一个政策，这些政策之间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建立起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性，造成政策执行起来普遍性的短期行为和投机行为，对新政策搞“上有政策、下有 4 对策”也就不奇怪了。煤炭产业经过了80年代的“有水快流”，承包搞活政策，又经历了90年代的企业改制、关井压产政策，政策变化大，使得各主体主观心理预期认为政策还要变化，就促使人们对现在的关闭小煤矿政策持观望态度，执行不彻底；就煤矿生产安全方面来说，《矿山安全法》、《煤炭法》、《安全生产法》和《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等对之都有规定，由于制定时间不一致，互相矛盾。有些条款滞后却没有修改。如，安全生产监管方面：原煤炭工业部制定颁布的技术标准要求：煤矿井下必须使用防爆电器,由于老矿井的设计却无法安装与使用防爆电器,客观上不能实施，为应付达标只好采取“下有对策”；国务院《煤矿安全监察条例》规定的处罚力度过轻，警告，记过缺乏实际意义，并且和人大制定《安全生产法》对煤矿安全事故责任人的处罚力度不一致，这种政策之间的“撞车”为政策执行者各行其是，各取所需提供了条件，造成对政策的选择性执行，避重就轻，无法威慑违法生产行为。
（四）、政策执行的监控不力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管理体制原因 冯.梅特和冯.豪恩把政策执行界定为“为了实现先前的政策决定中所确定的目标，接受有关政策指导的公共部或者团体所采取的行动”。简而言之，政策执行就是把政策付诸行动。但是“想当然的认为政策付诸实施的过程十分简单，一定会达到决策目标是错误的”在现实中，政策得不到贯彻实施甚至成为一纸空文的情况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政策执行过程中会受到权力、利益和人的思想意识等主客观方面的干扰，所以必须对政策执行加以监控。监控的效果决定于监控组织的权威性大小，监控资源、监控信息、监控体制的完备情况。但是，煤矿安全生产的监控部门面临的却是监控的权威、资金、技术、人力、信息资源的严重不足问题。这就造成实际工作的几个工作人员监督几十甚至几百个煤矿，信息缺乏、检测设备落后，安全生产监控政策执行起来流于形式。甚至在煤矿事故的处理中，监察部门只有建议权，权威性不足，社会舆论、新闻媒体的监督缺乏实质制约性，且容易受权力干扰，导致一些政府和大型企业在政策的执行中大搞“对策”行为。
三、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的基本举措
1、树立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正确政绩观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基本前提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树立正确政绩观，首先要解决好“政绩为谁创”的问题，始终把群众的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切实解决农民增收、企业改制、劳动就业、征地拆迁以及教育、医疗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用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实际成效创政绩。5 其次要解决好“创什么样政绩”的问题，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来创造政绩。再次要解决好“靠什么创政绩”的问题，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科学把握本地区本单位发展基础、优势条件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形成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并在具体工作中加以贯彻。
2、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关键所在合理的公共政策需要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来保证，而民主决策和科学政策评估是保证政策科学性的前提条件。民主化决策要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既要发挥学术性团体、专业性咨询机构的作用，更要整合政府不同机构内部各种“智囊团”的作用，使不同部门制定的政策通过“智囊团” 这一桥梁得到相互协调、配套，增加政策执行的预期性和稳定性。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只有通过科学决策形成合理完备的公共政策，减少政策执行主体投机行为的可能性，减少违反政策所带来的违规收益，加大政策违规的心理成本和被发现几率，才能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获得的净收益趋向为零，甚至为负，消除“对策行为”产生的收益动机。
3、完善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核心内容 探索建立干部政绩的科学考核机制，是推动各地方、各部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抓手。要抓紧建立内涵更丰富、指标更科学、设计更完善的政绩考核体系，包括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等内容都要纳入考核体系。对干部考核评价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财政收入的多寡，还要注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力度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遵守程度。要在政绩考核中增加群众评价的比重，改变自上而下的单一政绩评价体系，融入企业、社会团体特别是人民群众的评价意见，使政绩评价主体多元化，彰显企业、社会团体和群众意见在官员政绩评价当中的重要作用，使地方官员在注重政绩和升迁的同时，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多考虑公众需要和公众利益
4、完善政策执行的监控系统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重要保证
政策执行者之所以敢于挑战上级政策的权威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策执行监控机构法律地位低，权威性不够。有的监控机构隶属于地方政府，受权力干扰大，独立性不强，造成下级监控上级、部门监控政府的问题，机构设计的先天缺陷致使监控效率递减，监控行为流于形式。要通过立法，以法律保障监控部门的独立地位，赋予其更大的监控权力，增强权威性使监控做到“有法可依”、“有权 6 可依”；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政策执行的监控系统，收集处理政策执行的完整信息，建立信息控制系统。
结 论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现象的存在时代久远，和我们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也关系甚大。本文认真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本质、具体表现、主要危害，并说明了两个经典案例。在此基础上，深入细致分析了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制订了详细的对策措施。
总体来说，笔者认为，解决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体现在执行法律、法规和政策是要有刚性，对于“以对策对政策”的现象，在党内干部中首先要肃清，这也是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所在。不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将没完没了，政策法律的刚性就难以实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吞噬改革，是当前中国诸多社会问题解决的主要懈怠原因，解决了这个问题，进一步解决它所导致的其它社会问题才有可能。作为上级，应整改对政策落实无实效的视察工作；作为下级，不可自作小聪明，要努力落实政策；作为中央，应尽快作出更多的有效的举措全方面整顿该现象。【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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