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银杏_银杏树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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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银杏
常言道，“树挪死，人挪活”，但在山东郯城的树贩子看来，无论是苗圃里栽种的银杏小苗，还是存活了上百年的银杏古树，只要价钱合适，都可以挖出来，然后贩往全国各地。树贩子卓晖的院子里，胡乱栽种着五六棵银杏大树，原本枝繁叶茂的大树，如今看来竟毫无生机，树枝干枯，树叶基本被打光了，幸存的几片叶子因为缺水蜷缩成一小团。天气炎热，大树的树干上还挂着两袋营养液。这都是卓晖花上几万块弄回来的一棵银杏大树，树的胸径在40厘米左右，当地人都知道，生长极其缓慢的银杏树，要长成胸径40厘米的大树，起码需要四五十年的时间。曾经有人出价八万五，但卓晖嫌少，没舍得卖，他要卖个更好的价格。
“不愁卖”的银杏
不是卓晖贪心，而是在郯城县新村乡的苗木市场上，银杏确实值这个价。数十万一株的大树，可能转眼就被人加价一万买走。银杏树“不愁卖”是树贩子们的共识，每到春秋银杏交易旺季，大型的吊车不分白天黑夜，轰隆隆地作响，大小树木被连根吊起，堆放在道路两旁，13米长的巨型货车穿梭不息，堵满了进出新村的马路。据郯城县银杏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张振学介绍，新村的银杏苗木交易市场，每年能卖出5000万株银杏树，交易额达以亿计。地处温带季风气候区的郯城，土壤多为沙质，尤其适宜银杏的生长，成为银杏的主要产区之一，郯城县新村乡内还现存一棵3000年的银杏古树。上个世纪80年代，郯城开始意识到银杏的经济价值，政府鼓励农民种植银杏，二十几年间，郯城的银杏种植面积从4000亩增长到21万亩。郯城人最先看中的是银杏的药用价值，它的树叶和果实均能入药，一公斤银杏叶最高峰时卖到5-6元，一棵古树一年产的叶子价值上万元。
2005年之后，银杏叶和果实的价格相继跌入低谷，但这并没有影响郯城人对银杏的狂热。他们发现了更赚钱的手段—银杏树的交易。
苗木交易刚兴起时，银杏树并不好卖，卓家在杭州租了个小门面，卓晖的四弟和五弟整天不着家，找开发商推销银杏树，磨得口干舌燥，经常被拒。
得益于各地刮起的城市绿化风，苗木交易日渐火爆，重庆市5年内投入480个亿，昆明市 10年投入500亿打造森林城市。
自古以来，银杏因其长寿而被视为祥瑞的象征，在国人心目中地位特殊，近年来园林界还有意尊银杏为“国树”。银杏生来好活，2亿年前曾遍布全球，从温带到亚热带都能生长。银杏适宜在温暖多雨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喜光照、也能抗旱；土壤以黄壤或黄棕壤为佳；生性最怕涝；高温、多雨和极端寒冷的气候，都不利于银杏树的生长。
经过人工培育改良之后，银杏的适应能力变得更强，我国辽宁以南至广东以北都能生长，理想状况下，移植的存活率能达到90%以上。
如果不考虑成本，银杏确是理想的绿化树种，高大挺拔、葱郁庄重，树荫虽不及国槐浓密，但独一无二的扇形叶片，春天蓊蓊郁郁，秋日遍地金黄，极具观赏价值，加之病虫害少，日常养护也相对简单。因此与雪松、南洋杉、金钱松一起，并称为“世界四大园林树木”。
但近年来，银杏价格高得让人乍舌，一棵大树动辄十几万，相同规格的香樟、水杉不过万余元，更便宜一点的白蜡、国槐不过千元。和普通树木相比，银杏的价格最少高出10倍。财大气粗的地方政府并不在意，成本不是问题，银杏价格越高，越显高档，反而更受青睐，重庆的森林城市工程自2008年启动以来，种植百万棵银杏，其中不乏价格高达几十万一棵的百年老树；成都也将银杏列为未来10年城市绿化的“基调树种”......上游城市对银杏的追逐，让下游村庄为之疯狂。在山东最南端的郯城县新村乡，粮食作物全部被拔掉，取而代之的是银杏。
饶是如此，银杏树仍然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卓晖兄弟家的苗圃如今根本不用上门推销，自有客似云来。卓家一年都能卖出500卡车银杏，纯利润达到两三百万。
对当地村民而言，银杏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都是自家的树，只要客户看上了，价格满意就能马上卖掉，然后再栽上新的苗，“而且银杏很好活，也不用怎么管，只需要施施肥，浇浇水，拔拔草，就可以了。”
而近年来，银杏的价格让当地的村民们非常满意，无论大树小苗，价格全部呈直线上升状。十年前，胸径40厘米的银杏大树不到1万块；即便五年前，花上同样的价钱，还能买到胸径30厘米以上的大树；但是到了2011年，得花上10多万才能买到一棵胸径40cm左右的大树。不单是大树，树苗的价格较几年前也翻了几番。
交易利益链
打着滚上涨的价格，让新村的村民赚得盆满钵满，新村乡一村至五村，不过一万多口人，光私家车就有两千多辆，二十多万的中级轿车是常规配置，奔驰、宝马也不算稀罕物。卓晖兄弟五家在三年间陆续添置了7辆轿车，最近买的一辆是奥迪。
当地人坦言，整个新村乡都靠着银杏吃饭。郯城县一位陈姓出租车司机说，早些年就开始种银杏的人家，哪家都有价值一两百万的树。
但深谙经营之道的新村人不会一下子把自家的银杏树卖光，一旦卖光，就断了财路。加上银杏树的价格连年上涨，村民们越发舍不得，每年卖掉的只有一小部分。
自家树木毕竟有限，多数村民家只有几亩薄田，这些散户苗农们虽衣食无忧，但真正赚钱的是大大小小的树贩子。
如果你想要来新村乡买树，根本不可能向苗农—也就是树木的主人直接购买，中间要历经苗圃老板、小树贩子，甚至是出租车司机等整套复杂的利益链条，还得雇用几十个工人，动用大型吊车、货车等设备。新村的男女老少，都能从这个分工严密的体系中，找到生财之道。
通常情况下，苗圃老板的利润最高，一车银杏，卖给客户10万，苗圃老板的利润在20%-30% 不等，多数苗圃老板一年的纯利润在30万-50万，少数人一年能挣数百万乃至上千万。
郯城县的出租车司机的手上都有几十张苗圃老板的电话，他们喜欢跟客户攀谈，一旦发现潜在客户，就会把他们带给相熟的老板，赚取少量的费用。
说是苗圃老板，更像大一点的树贩子，因为新村的苗圃种植的银杏树非常有限，和散户苗农的种植面积相差无几，根本无法满足来自全国城市绿化对银杏树的庞大需求。他们的重要作用是一头连接客户，一头连接散户苗农。卓晖在当地算得上是大树贩子，接到客户的订单之后，卓晖就根据需求按图索骥。先是苗木交易市场上挂上一个黑色的小黑板，用粉笔写上“收购胸径xx公分的实生苗”，广而告之。
走街串巷的小树贩子，看到卓晖的广告板，就会去郯城及其附近的数十万亩的银杏林寻找合适的树木。新村存在着几千个小树贩子，他们的资金有限，骑着小型电动三轮车，看到一棵两棵合适的树，就把花钱买下来，然后加价200-500元不等，卖给大树贩子，大树贩子再加20％-30%卖给客户。
以一棵胸径16厘米左右的银杏为例，小树贩子从苗农那里大概要花1800元，拉到银杏交易市场，一转手就能以2000元卖给大树贩子，大树贩子再以2500元卖给终端客户。
当小树贩子找到一棵胸径超过30厘米的大树，无力支付高昂的购买费用，就会把信息卖给大树贩子，赚取一笔信息费。
而大树贩子就开始寻找老道的挖掘工人，一棵胸径40厘米以上的大树，需要十来个工人，连挖掘带装车，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
只有银杏幼苗才能裸根移植，稍大一点的银杏都得挖上一个大大的土球，把根茎包裹在庞大的土球里，才能保证移植的存活率。有经验的工人知道，土球越大，银杏移植的存活率也就越高。一棵胸径40厘米的大树，加上土球后，重达数吨。
而这些出卖劳力的工人，在旺季的时候，一天能挣300元左右，加上卖掉一些自家田地里的银杏树的收入，在当地也能过得不错。
重达数吨的银杏树移植，非人力能及，只有出动大型吊车，拦腰吊起，放在大型货车里，然后历经数千公里的公路运输，到达目的地后，才算完成一次交易。
交易中，大树贩子、小树贩子、苗农、挖掘工、货车司机、吊车司机各得其利。虽然所费不菲，而购买的银杏的客户多数是政府绿化部门和开发商，财力雄厚，不以为意。
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曾建议，多用本地树种做绿化树，能省去这些环节的费用，运输成本和养护成本都很低，又符合当地的生态。“前些年，全国都是法国梧桐，这两年都是银杏，很不合理。我建议北京用一用本地榆树做绿化，但好多人觉得它太便宜，太贱，就花钱去买洋树。”
或许是高档苗木的价格弹性大，掌管绿化工程的官员还可能从中捞到不少“油水”，成为利益琏中的一环。据《重庆商报》报道，重庆市江北区绿化工程处原主任陈亮先后5次在宾馆、茶楼等地收下某园艺场送上的27万元现金；原副主任罗开静在自家楼下车库等处笑纳了多家园林公司、劳务公司所送的现金65万元。
日渐稀少的大树
虽然郯城的银杏种植面积呈几何增长，但大树一天天变得稀少。郯城规模化种植银杏不过二十年，苗圃里以胸径20厘米以下的银杏苗居多。胸径超过40厘米的银杏大树多是祖辈留传下来，零星地散在各户人家的房前屋后，每家至多不过一两棵。
城市的绿化工程要立马见效果，等不及小苗慢慢成长，重庆市江南大道换树工程，原本打算使用胸径40厘米-50厘米的银杏大树，但工程实施完毕，除了既定规格的大树，居然还移栽了三棵树胸径1米左右的古树，价格都在30万元以上。新村的树贩子们心里都有个账本，重庆的客户喜大树。卓晖还记得，大约在半个多月前，刚来一个重庆的客户，拉走了50棵胸径在40厘米以上的大树，可是赚了一笔。
近几年的大树进城热潮中，村民们被许以重金，把自家老祖宗传下来的银杏树连根拔起，卖给城里来的客户，因为“果子和叶子都不挣钱了，树留着也没太大用了。”
生长缓慢的银杏大树卖一棵少一棵，连树贩子卓有昌也在感叹：“现在的大树可少多了”。
记者以买树人的身份向卓有昌提出要买两棵胸径40厘米以上的大树后，卓有昌带着记者实地看了两棵大树，一棵是卓有昌的祖父留下来的，开价15万；另一棵“有点麻烦”，因为树身钉上了蓝色的小牌子，有一个固定的编号，这是郯城的大树、古树认证，要多花两万块。
今年春节之后，郯城市林业局为了保护当地的银杏资源，开始给村集体所有的胸径30厘米以上的大树、树龄百年以上古树挂上牌子，禁止这些大树、古树的挖掘和买卖。
实际上，早在2009年，国家林业局曾发文禁止大树进城，但在蒋高明看来，由于商业利润的驱使，这张禁令不啻于一张废纸。
事实如此，但当记者扮作买树人分别向不同的树贩子询问时，他们均表示，只要客户看上了，多数大树照样能挖出来卖。
“只有钱花到位了，手续就到位了，绝对没有问题，”卓有昌说。不过这些被挂牌的大树，白天不能动，要等到夜深人静时，避开当地人的耳目，连夜挖出来。
据卓有昌介绍，当地林业部门其实也知道，但树贩子们花了钱打点，他们也就能挣一只眼，闭一只眼。
本地的大树不可避免地日渐稀少，活络的树贩子开始把触角伸向外地，卓昌来家的苗圃每逢淡季，就会去湖北、广西的深山里寻找大树。虽然大山里的苗相对便宜，一棵40厘米胸径的大树只需要1、2万就可以买下来，但要运到卓家的苗圃里，成本要超过10万，因为山上的路太难走了，挖掘机，大型吊机，修路，都得花钱。
“我在广西大山里挖了一棵40厘米的苗，一分钱没有要，住在山腰上的老百姓送给我的，因为我花了13万修了条路，把苗运下来，也方便了他们出山，”卓昌来有点得意，“去山里挖苗修路的可多了。”
说是买来，送来的，实际多数也不合法，也得偷偷摸摸运回来。山上偷运出来的树没有证件，一旦在高速公路上被逮到，前两年只罚200-300元不等，回来还有得赚，这两年抓得严了，整车树没收。
但这些偷偷摸摸挖来的大树古树，一旦到达树贩子的苗圃里，就安全了。当地默认，苗圃里的树都是自己栽的，这些盗挖回来的树，自动变成能合法交易的树木，就像被洗白了一样。不但如此，还能开出树木免疫证和长途运输证，办好一套合格的手续。办好手续之后的大树，还得动一次手术，生长了几十年、上百年的大树枝条繁茂，但被连根拔起后，失去了土壤的养分和水分供给，只能保留主干，原本的浓密的树叶也要被打掉三分之二。胸径40厘米以上的大树的树冠达到4、5米，而货车的宽度只有2米5，这些“多余”枝条就得被生生锯断。一棵原本生机勃勃的大树，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孤零零地上路。
这些背井离乡的银杏树前途还未可知，一般而言，树龄越长，移植的存活率越低。“就像老头老调动工作，你说能工作得好吗？”
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唐学山看来，胸径15厘米左右的大苗，完全可以满足城市绿化的需要，“树有树的生长规律，城市里没有老树，就慢慢长啊，干吗要移植过来“黄桷树啊山茶花，美丽的山城，我们的家。爱清洁，讲卫生，靠你靠我靠大家”。
很多年来，这首旋律简洁流畅的歌谣一直被一代代重庆人轻轻吟唱。
在1986年就已被正式命名为重庆市树的黄桷树，别名黄葛树、大叶榕等，属高大落叶乔木。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房前屋后，随处可见它们葱茏茂密的身礁影。就像勤劳质朴的重庆民众一样，这种喜光耐旱，耐瘠薄，适应能力超强的树，盘根错节地扎根在山城的街头巷尾，陪伴人们度过了一个个烈日雨夜。
重庆人将黄桷树视为城市精神的最佳体现。他们甚至不惜将其刻在了城市身上—当地有不少地名与黄桷树密不可分，如黄桷垭、黄桷坪、黄桷渡公园。而重庆人所熟知的“古巴渝十二景”中，就有一处名为“黄葛晚渡”。
但如今，土生土长的黄桷树正经受着另一树种—来自山东、江苏、广西等地的银杏树的挑战。
千军万马齐种树
在重庆不少标志性道路两旁，黄桷树正遭遇着被银杏树全面取代的危机。
初到重庆的游客现在往往会对机场高速沿途的银杏树感到震撼。在这条全长超过二十公里的公路两旁，每隔数米就耸立着一株有两三层楼高，挂着稀稀疏疏叶子的银杏树。
而在重庆市南岸区依长江而建的南滨路上，游客还会看到更为壮观的场景—无数足有五六层楼高的大银杏树从头到尾分列两旁，连绵十多公里不绝。这些树龄大多在三十年以上的银杏就像一位羸弱的病人—每一株都被三四根木棍支撑着，悬吊在塑料袋里的营养液正被一刻不停注入树干。
“这几年到处都在抢着栽种银杏，简直像打仗一样”，当地一位年轻的出租车司机说，重庆市内那些越是那些被赋予“城市名片”宣传重任的新建或改造的道路、广场、商业区，银杏树就越受追捧。而原本存在的黄桷树，往往落得了被挖砍、移栽的命运。
“以前开一整天车都难见到一株银杏，现在它已经到处安营扎寨了”，司机说，最近两年多时间里，他每天从早到晚都会看到不少装载着银杏树的外省卡车在市区里穿梭。
这些远道而来的银杏树都是重庆市政府为实现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森林重庆”而重金采购来的。
2008年8月，重庆市提出要用十年左右时间，把重庆建设成为“森林城市”。按照该计划要求，到2017年，重庆全市的森林覆盖率要达到45%，城市建成区的绿地率要达到39%。最近数年来，重庆市给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变化多与“颜色”有关—在先后启动“唱红”，“打黑”之后，现在轮到了“绿化”。
早在2008年4月8日，重庆市委书记***在渝中区、南岸区调研危旧房改造工作时曾就明确表示，“主城各区一定要增强环境意识、绿化意识，下大力气把城市环境搞上去”。他甚至当场对绿化城市提出了细节性的指导意见—“绿化城市需要提高树种的档次和质量”，“在主城改造建设过程中，要选择优良的树种，比如银杏、水杉、香樟等”。
数月后，***再次提出，要通过建设“森林重庆”改变重庆的小气候。他用带着战斗激情的口吻表示，“要组织千军万马上山种树”。
2008年9月下旬，重庆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植树活动—220万人当天种下1000万余株树。以此为标志，“森林重庆”工程开始以梦幻般的速度狂飙突进。
“黑洞”般的需求
重庆市主要领导以史无前例的力度推进着这一工程—重庆市林业局局长吴亚今年年初在《中国林业》发表的一篇名为《开发致富之山 打造宜居之城 全力推进森林重庆建设》的文章中透露，“***书记去年一年（指2010年）主持20余次常委会、专题会，研究部署森林重庆建设。黄奇帆市长亲自担任森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市人大出台了《重庆市森林建设促进条例》”。
在此背景下，森林工程成为重庆市各区县的“一把手”工程，实行“一票否决”制。
这篇文章还透露，为保证工程推进进度，重庆市委组织部将森林重庆“六大工程”纳入党政目标考核办法，并将考核权重从往年的5分提升到10分，占党政实绩考核的1/10。每年组织督查组考核区县造林工作，并在媒体上发布森林工程“排行榜”。
近三年来，重庆就像不知疲倦的机器一样不停地栽种着树木。
《重庆晚报》2010年3月的一篇报道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自2008年8月启动“森林重庆”以来，全市投入178亿元，是前10年总和的2.7倍，种树798万亩，比前10年总和还多出129万亩。
没人知道到重庆市栽种了多少株银杏树，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被木棍支撑着的这些身形挺拔高大的树种，直观展示了这座年轻的直辖市的管理者们期望改良城市生态和赢得外界尊敬的迫切心态。
这座城市对银杏树的需求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让市场都感到了不安。
“现在银杏树市场太疯狂，价格高得连我们都害怕了”。江苏省邳州市鹏程银杏苗木基地的总经理王成这样形容银杏树的市场氛围。
王成的鹏程银杏苗木基地位于邳州市铁富镇宋庄村，占地1500亩，供应树径从5厘米到80厘米在内的各种规则的银杏树。被誉为“银杏之乡”的邳州市各镇村里，这样的苗木基地触目皆是，一望无垠。
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当地像王成这样的银杏树供应商们集体感受着市场的狂欢。王成说，一株树径30厘米的优质银杏树从苗木基地的出货价就高达约6万元，“2009年到现在，银杏树的市场价格涨了5、6倍”。王成认为重庆市场“黑洞”般的需求是导致这一状况的最重要因素。
他估计在近年来，邳州的银杏树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流入了重庆。原因是，他发现当地的同行中“十家公司里有五家以上专门做重庆市场”。
在邳州，一株树径30厘米的银杏树从泥土里挖出，到吊装到卡车上只需要不到三个小时。数日的长途颠簸后，这株银杏树就被移栽到了异乡重庆的街头巷尾。
无效的质疑
在政府热情高涨大量引进银杏树的同时，重庆民间舆论却对政府此举流露出不领情的态度。
72岁的原重庆大学退休职工吴登明正是其中之一。这位总是一身户外运动风格的老重庆人现在的身份是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会长。在过去数年中，吴登明多次公开表达了对重庆大量移栽银杏树的反对意见。他将此做法视为“速成班式”的形式主义举动。
重庆人对黄桷树一直有着感恩之心。吴登明说，一直以来，烈日当头也需要在外谋生的贩夫走卒和著名的“棒棒”（重庆人对当地挑夫的俗称），都将黄桷树看成闲暇时的最佳歇脚处。
“人人都知道重庆是座‘火炉’城市，烈日当头的时节，枝繁叶茂的黄桷树下是人们最好的纳凉休憩所在”，吴登明为此专门做过测试，结论是：黄桷树下的温度比太阳能直射到的地方要低5摄氏度以上。
烈日高悬时，老人围坐在在树下抽烟摆龙门阵，儿童在一旁追逐打闹，此番悠然的场景早已融入到重庆市民生活中了。“每一株黄桷树下，都有无数重庆人的故事”，吴登明说。
但在现在重庆大量栽种着银杏树的街道、广场上，从清晨到傍晚，夏季猛烈的日照一刻不停炙烤着地面。
吴登明带着《南都周刊》记者到位于沙坪坝区的汉渝路实地体验了一番。站在横跨这条路的一座人行天桥上，道路两边的景致形成了强烈反差—在正午阳光下，一边满是郁郁葱葱的黄桷树、小叶榕，而对面则全是看上去几无树叶的银杏树。其中有的一片树叶没有，看上去已经没有生命。
道路靠银杏树一侧的某服装店女员工说，这些银杏树移栽过来已有一两年时间，“当时挖走了不少黄桷树，我们都气得很，但没办法制止”。
她不喜欢这些几乎没有遮阳效果的银杏树，因为它们影响了店里的生意。她抱怨在高温天气里，路人都不愿愿意走这边，“恼火的很”。
“政府认为银杏树能美化城市，提升城市形象，但老百姓想要的是能遮阳”，吴登明说，因为树叶稀少，重庆人给这些银杏树起了个带着戏谑色彩的新名字—“光头树”。
28岁的向春是重庆市另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重庆青年环保协会的负责人。自重庆市大规模推进“森林重庆”工程后，向春就对政府移除黄桷树、小叶榕等传统绿化树种，大量栽种银杏树的做法持质疑态度。2008年底，向春曾因重庆市水利局将大楼外原有绿化树移除，换栽上包括银杏树在内的十余株大树一事向对方咨询情况。水利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给他的解释是：一方面是为了响应“森林重庆”的号召，另一方面是为了体现重庆水利事业在直辖后取得得发展成就。这也是为了给各部门起带头示范作用。
事后，一位现场施工人员告诉向春，移栽来的十余株大树的总价约在“250万左右”。
根据向春的调研，截至2010年年底，重庆市以银杏树为主的“银杏大道”已有数十条之多，且新建道路“基本都是用银杏作为行道树”。
尤其让他难以理解的是，一些道路旁原本以往长势良好的黄桷树、小叶榕被活生生挖走，换栽上银杏树。即便在绿化景观已经非常好的地方，也会见缝插针地栽进去几株银杏。
4月底，向春在重庆南岸区的兰花路发现有工程机械在将长势良好的黄桷树、小叶榕、法国梧桐，甚至树径较小的银杏树挖掉，换栽成光秃秃的粗大银杏树。向春将这一情况发布到网上后，引发了众多重庆市民的讨论，大多对此事持反对意见。
向春曾打电话到南岸区市政管理绿化委员会咨询此事。
向春当即打电话到南岸区市政管理绿化委员会，想要咨询此事。但接电话的一位工作人员的答复令他感到十分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提档升级；问他花了多少钱，他说凭什么要告诉你；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凭什么告诉你；问他的办公地点在哪里，他说：凭什么告诉你”。
不甘放手的向春在半个多月后就此事向该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6月5日，是对方本应按照规定作出答复的最后期限，但这天向春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政府行为”，向春说，重庆市民一方面对“森林重庆”的出发点持支持态度，但同时也对工程的信息不够公开、缺乏公众参与机制、违背树木生长规律进行移栽等诸多问题心怀不满。
向春还曾上网浏览过重庆市政府的公开信箱，向春曾上网浏览过在重庆市政府的公开信箱。他说其中有不少是重庆市林业局和园林局等部门对民众反对大量栽种银杏树意见的答复，但向春对这些答复的印象是“基本都是不针对问题回答的新闻发布会模式”。
“现在重庆市的城市景观，已经到了‘无银杏、不景观’的地步”。
在国内知名网站“天涯社区”的重庆版里得到了印证—几乎每一条关于某地方的黄桷树被银杏树替换掉的帖子下，都留下了数十上百条跟帖。大多数是对此类举动的反对和不解。
也有市民称并不排斥银杏树，“银杏树相对是要漂亮点，但重庆是否钱多到为了那一点点的视觉效果而去大量换栽价值不菲的银杏树？”一位网民这样留言。
在重庆市政府公共信息网上，各区县打造“银杏景观大道”、“环城银杏树城市林带”、“银杏长廊”的宣传报道比比皆是。报道中，银杏树均被赋予了“壮观美丽”、“提升城市品位”之类的作用。
现在，每天仍有装载着银杏树的大型卡车轰鸣着驶入重庆。那些网络上的质疑声似乎无人在意。一位重庆的律师说，他担心长此以往，重庆将成为一座没有特色的城市。
?”唐学山说，“让树安详一点，不要折腾了人，又折腾了树。”
校园里长着一棵，古老的银杏。几百年前，人们把它称为神；几百年后，人们把它认为活化石。春，它长出了绿色的小耳朵；夏，孩子们在它的树荫下乘凉；秋，孩子们在树旁玩耍；冬，它在风雪中屹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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