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吉诃德论_唐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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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埃文斯(英)在《理性的唐吉诃德》里说:它之于现代小说正如弗洛伊德之于精神分析学。实际上,弗洛伊德本人也是塞万提斯的崇拜者。1883年的夏天,他对未婚妻玛莎·伯内斯坦白,自己对《唐吉诃德》的兴趣胜过对大脑解剖学的兴趣。他发现,唐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对话对他们开设的课程来说很有意义,既能帮助人们分清现实和幻想,又有助于理解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他对唐吉诃德的理想主义抱有一种奇怪而浪漫的同情:“我们都曾是高贵的骑士,在梦境缠绕的世界里穿行,曲解最微小的事情,把平凡琐事放大成高雅珍奇的东西,并由此塑造出一个悲伤的角色„„对于那些自己曾经是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依然是的东西,我们人类总是抱有敬意。”
时至21世纪,拥有强大自我意识的我们不仅懂得很多,而且知道自己懂得很多。我们应当提倡阅读《唐吉诃德》,由此知道幻想中的人能够做出种种高贵、古怪、无法预料的行为。启蒙运动是我们自由的基石,但这世界需要的不仅是理性。卡洛斯·福恩特斯曾经写过,在小说的最后,唐吉诃德患上了“现实主义思乡病”———他思念的不是塞万提斯创造的那种真实,而是古老的、由骑士、魔法师和可怕巨人的离奇冒险故事组成的真实。福恩特斯写道:“在以前,写在纸上的东西———哪怕是一个幻想———都是真的。在史诗当中,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做的,两者之间并无区别。‘对
亚里斯多德和中世纪的人来说,’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解释道,‘任何不包含内在冲突的事物都有可能存在。半人马对亚里斯多德来说是可能的,对我们却不可能,因为生物学不允许这种东西存在。’”福恩特斯很好地阐明了唐吉诃德的痛苦———他必须在精彩的虚假戏剧和乏味的现实需要之间进行选择。但这本小说还通过这位骑士的双重课程———一是他面对自己的“幻想需要”所必须做(或不做)的选择,二是读者面对他的需要所必须做(或不做)的选择———为未来的读者照亮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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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福恩特斯所说,现实“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既可能大笑也可能饮泣。”但面对它们的震撼,现实也会觉得自己力有不逮、略逊一筹。听过这些话之后,我们这些读者将会永远记得,这世上不只有一种客观真实。
塞万提斯自己就已经感到了现实的幻灭。正是现实中的冷落和不幸在驱使他写作:对于一个理想一再受挫的人来说,到高贵的梦想中去找安慰是一个清清楚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