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性迟钝剖析（推荐）_机制砂可行性报告分析
体制性迟钝剖析（推荐）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机制砂可行性报告分析”。
《公共危机管理》课程阅读材料:
“体制性迟钝”的风险
随着我国改革由“普遍受益期”过度为“利益调整期”，群体利益冲突渐成为“社会常态”，社会矛盾一旦遇到“导火索”，往往呈现出突发性，对抗激烈，社会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等特点。
《瞭望》新闻周刊近期调查发现，当前一个突出问题是，面对这些冲突，在事件萌芽和聚集的初期，一些基层部门对社会矛盾却普遍表现出“体制性迟钝”——反应迟钝，信息失真，处理失当，往往走入“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怪圈，集中暴露出应急能力的薄弱。
对社会矛盾的“迟钝”不该成为共性
近年来一些重大群体事件看似突然爆发，但实际上都经过了“民意－民怨－民怒”的过程，并非不可逆转和无法先期控制。当前各地党委、政府系统大都有一套完备的信息报送、矛盾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也出台了详细、规范的文件。但当社会舆情初露端倪，可能升级为社会冲突时，有些基层党委政府却往往不能及时有效地发现、分析、追踪、监控、防范，使事态不断恶化,出现“预警机制不预警、应急机制不应急”的怪现象。
引发大批群众聚集围观、酒店被烧的四川大竹县“1·17”事件，起初仅仅是一个宾馆女服务员不明死亡的刑事案件。在事件酝酿、升级长达10多天的时间内，有关部门反应迟钝，漠然视之，最终使“小火酿大灾”。2007年1月15日，就有人在街头散发传单，围观群众增多，谣言四起。此时基层党委政府对这些危险的信号不够重视，而是集中精力去搞换届选举。群众的情绪从不满、愤怒到失控，最终酿成群体性事件。
在“1·17”事件之后，当地党委政府和党员干部以这一事件为典型教材，开展“五查五整治”，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严查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整治对待群众冷漠生硬、麻木不仁的问题”。
分析近年来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合川事件、四川广安事件、安徽池州事件、浙江戴海静事件等等群体性“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基本上都是由民间纠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引发，并迅速转化、升级。
本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这些事件中，“仇富、仇官、仇不公”是人群的情绪基础，随着事件升级，大量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人情绪激动，主动参与他人的维权行动，由“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而此时，一些基层干部和政法机关对群众心态认识不足，对事件发生发展认识不足，对社会危机认识不足。
这使近年来的群体事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起因都很小—基层反应迟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
这种现象说明有关基层党委政府对于“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一执政理念还没有入脑入心，一些干部见了矛盾绕着走，漠视群众疾苦已成为“顽疾”，这种状况十分危险——就像是坐在火山口上还浑然不觉。
迟钝背后的“体制之痛”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对社会矛盾的反应迟钝与现行干部考核任用、政绩评价体制有关。
1在一些地方，干部生怕上级听到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只报喜不愿报忧，谈问题是“金字塔”——一级一级往上缩小，而讲成绩却是“倒金字塔”——一级一级向上夸大。出现了问题就“怕”、“包”、“捂”，小事不报告，大事先摆平再报告，等摆不平被迫报告时，局面已经难以收拾，丧失了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的最佳时机。
2007年3月，中部某省的群众因不满当地计划改变行政区划，堵断铁路，导致干线铁路的上下行两条线全部中断。然而，如此重大的一起事件，省委、省政府竟然没有在第一时间收到基层党委政府的报告。当一位地方媒体的记者前往事发地采访后，把这一情况作为舆情信息报告给了省委宣传部，省里有关部门才获悉发生群体事件的消息。
而另一种表现，则是有些基层干部在事件处置中简单化倾向，回避了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
近年不少地方在对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具体纠纷处理中，政府与公安机关基本做到了秉公办事，但往往容易“就事办事、就案办案”，一是忽略对弱势一方当事人的体恤，二是不愿意对谣言、传言进行充分解释与澄清，群众了解事实真相、渴望秉公处理的愿望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满足。
这种处理方式容易使“事件易了，情绪难了”，强化了参与者的“不公推定”，增加了矛盾激化的可能。如在重庆万州事件中，民警不加解释，准备将当事人带回派出所进一步了解情况，被现场围观群众质疑为警察包庇“官员”；在安徽池州事件中，公安干警没有用手铐带走打人者，群众说“这些人和公安肯定是一伙的”；在浙江戴海静坠楼身亡事件中，网上不断传播政府包庇凶手的虚假信息，有关部门没有及时纠正，使群众的不满情绪逐步蔓延和积累，等等。
一些市、县的领导干部说，和谐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相反，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虽然自上而下都认为现在是“矛盾凸显期”，但具体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不少地方又苛求基层“不能出事”，不发生群体事件，无大规模上访，无人进京上访就叫“稳定”，评价干部能力和政绩也以此为重要指标。所以，基层就不敢主动向上暴露问题、讲真话，拼命把负面消息压住，把上访的人拦住，“稳定”变成了一种“社会控制”，在实际操作中就是“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
隐性社会矛盾增加应对难度
过去的矛盾绝大多数由涉及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紧迫的具体利益问题引发，基本能够为基层党委政府掌握；但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群体事件，参与主体大多是与事件无关且“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众。对一些不公平社会现象的不满和无可奈何，使得他们一有机会就要发泄出来。这种社会隐性矛盾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基层党委政府及时预警、研判、处置的难度。
接受本刊采访的一些基层党政“一把手”说，现在的群体事件越来越让人难以预见，似乎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导火索”，一个普通的纠纷，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甚至车票涨价，都可能因处置不慎酿成一场群众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发泄。这类社会心态比群体事件本身更为可怕，再大的群体事件最终都能平息，但推动每起群体事件背后的社会心态却难以扭转。因此，对于“无直接利益冲突”，基层党委政府很难控制和把握，处理起来往往不知所措。
专家指出，从另一个角度看，对隐性社会矛盾的预警、应对无力，深层次原因是群众对一些基层政权已出现了“信任危机”，这往往出现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现有的规范难以发挥作用，社会个体缺乏对规范的尊重等期间。
在当前的一些群体事件中，无论地方党委政府保持理性的克制态度，还是采取舆论引导，理顺情绪的措施，不少群众对此都持怀疑态度和对抗情绪，对社会公共行为准则以及社会基本价值尺度失去信心，甚至用各种激烈方式与政府搏弈。
对此，本刊记者在各地调研后发现，对此类事件的应对处置，需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以小抓大，树立公信。关键是不能将当前我国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期”，误解为“社会矛盾的应发期”，进而对看起来小的纠纷、案件不重视。而应在连续、多发的日常小事中，做到公正、公开处理，既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也防患于未然。
二是与群众作换位思考，变“冷执法”为“热执法”，变“硬执法”为“软执法”。在执法中，要带有浓厚的群众感情，学会与当事群众作换位思考，有人性化的执法。
三是要相信群众，将事实真相尽早说，说详细，说清楚。一系列事件都表明，民间传言与网上猜测，是聚集人群、引发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基层政府往往在说清情况、澄清事实方面表现迟缓，或在说明情况时语气生硬、事实不详、事件结果不了了之，没有消除群众疑虑。对此，应高度重视群众知情权，相信群众判断力，尽早、尽快、尽量详细公布事情真相，这是处置群体事件的重要原则。
民意畅达是社会矛盾预警应急的基础
社会矛盾最初往往是以“社情民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些地方对社会矛盾的迟钝实际是对“社情民意”的忽视。民意是执政党最可宝贵的政治资源，对民意的尊重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当前应建立健全尊重民意的体制与制度，不断拓宽民意表达的渠道，集中民智、反映民意、推动民主。
受访的专家建议，在进一步健全人大、政协、信访等传统民意表达渠道外，当前应重视网络在表达民意上的重要作用，加强对“网民”群体发展趋势、主要特点、重大影响的研究，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牢牢把握网络舆论的主控权；要健全网络灵敏高效的反馈机制，使之成为民意表达、推进民主进程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加强处理网上民意的机构和部门，由专人负责收集整理网上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时报告，传达给相关部门审核处理，并在网上反馈。尤其针对那些网民反响最强烈、评论意见最多的焦点问题，应及时地给予解决或答复，防止激起“民怨”。对网络上不实的、误导的言论，也应该及时予以澄清。有关专家指出，利用民意来指导决策现在还没有成为干部的自觉行为，不少干部还是习惯于“为民做主”而不是“让民做主”，政府工作的着力点与民意存在偏差，甚至有时出现“好心办坏事”的尴尬局面。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科学评价观”，建立官员政绩考核的科学评价体系，将民意作为干部政绩考核最为重要的标准，使官员的功利心、政治抱负与人民的利益协调一致。也只有这样，对民意的尊重才能落到实处，引导民意、运用民意的水平才会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