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_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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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这不仅体现在农业文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本身也反过来加强了农业文明在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

中国的定居农业大约起源于距今8000年前。距今6500年前，在黄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粟子；距今7000年前，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稻谷。中国古代传说的“神农氏”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农业经济的发展。《白虎通》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新语》说：“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这些资料都是中国农耕文明初期的反映。

农业文明涉及到人口、土地、气候及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构成了中国农业文明的独特性。

土地因素。土地是农业文明的母体。谁更多地占有了土地，谁就更多地占有了生存的主导权。在农业社会，正是诸如人们拥有的土地所处的自然环境、拥有土地的数量与质量，拥有土地的方式，土地的耕作方式等因素将人的不同社会地位以及人在社会上所起的不同作用区别开来。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都围绕着土地这个最为核心的农业文明的要素来进行。众所周知，西周时期实行井田制，与之相适应的是各受封诸侯国向周王缴纳“贡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主要标志是铁器时代的到来和牛耕的推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逐渐瓦解，各诸侯国通过变法承认土地的私有权，并实行了与之相适应的按亩纳税、重农抑商等赋税制度和经济政策。春秋时期的土地改革，引导了整个中国社会大变局的序幕。我们不必提到历朝历代数不胜数的土地改革，就是到了现代中国，土地仍然是主导社会变革的核心因素。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国共内战中，土地制度改革成了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致命武器之一；而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是从土地承包方式的改革开始的。

人口因素。土地供给能力的有限性与人们无节制、无休止占有土地的行为始终是一对无法克服的矛盾。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非常适宜人的生存；加上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相比，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所供养的人口显然要更多一些，因而中国自古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从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看，中国远古时代部落众多，大禹治天下时，仅诸侯就有“万人”之多。由于生产工具简单原始，农业耕作只能局限于土质松软的冲积平原地区。自上古至春秋时代，中国人口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人口极少。

气候因素。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受大陆、大洋的影响非常显著。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少雨的季风气候是中国气候的显著特点。中国气候虽然有许多方面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但灾害性天气频繁多发，其中旱灾、洪灾、寒潮、台风等是对中国影响较大的主要灾害性天气。中国的旱涝灾害平均每年发生一次，北方以旱灾居多，南方则旱涝灾害均有发生。在夏秋季节，中国常常受到热带风暴——台风的侵袭。在中国的秋冬季节，来自蒙古、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不断南下，冷空气特别强烈时，气温骤降，出现寒潮。寒潮可造成低温、大风、沙暴、霜冻等灾害。

水利因素。水是农业文明的灵魂。当水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农业资源时，水是农业的命脉；当水成为一种灾害时，水是摧毁一切的可怕力量。自古以来，治水一直是中国人关心的头等大事。传说大禹为整治水患走过全国很多地方。在古代部落林立，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作为“政治”人物到达任何一个部落，尤其是不完全为其所辖的部落都会有极大的危险。也许只有在治水这样的“民生”问题上，各部落才有可能形成共同的意志。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治水的过程，就是文化交流的过程，也是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的过程。

社会因素。中国社会政治因素对农业文明的影响十分巨大。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王朝兴衰的周期律，每隔数百年甚至不足百年的时间，就会发生王朝更替，导致社会大动荡。由于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对农业资源无休止的占有，下层人民拥有的农业资源在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却又承担更多的义务，直至无法生存下去，人民只有起来反抗王朝统治者的暴政。当*发生时，人口就会大量减少，人们的生产活动也会相应减少，人民生活往往极为痛苦。

那么，农业文明究竟如何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呢？

从生态文明所提供的全景式的认识高度与广度来考察人类文明史时，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关注，这就是在生态文明所进入的两极时空中，需要重新认识与评估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对于人类文明的功与过、贡献与局限。长期以来，我们在工业文明给定的单一时空中，存在着两个倾向：一是对工业文明价值的过多追捧，导致对其存在的弊端认识不足；二是对古代农业文明的过度批评与否定，导致对其合理的历史价值认识欠缺。

当谈到农业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时，我们都会想到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其实中国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不是这四大发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基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标准和对西方文明的贡献而提出的，如果从生态文明发展的视角全面评价古代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我们会发现，这四大发明相对于古代农业文明的其他贡献而言，属于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如果说工业文明留给人类的遗产集中在科学技术与物质层面，那么古代农业文明对人类的贡献则主要集中在文化与精神层面上。古代农业文明对人类的四大贡献可概括为：生态化的农耕方式，系统宏观的认识模式，修身养性的精神生活及感悟生命的宗教文化。

第一，在天人统一观指导下，形成的顺天时、借地力的生态化的农耕方式，对目前从化学农业走向生态农业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工业革命以来，无论科学技术发展在工业生产领域创造了怎样的效率与奇迹，但是在农业生产领域，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且正在盛行的化学农业，还导致了食品风险与粮食生产力的衰退。为什么工业化技术在工业生产领域获得巨大成果，而在农业生产领域却遭遇失败，其根源就在于，农业生产属于生物圈时空中的生产活动，在生物圈中的农业生产方式，属于依靠天时地力的生产活动。在农耕生产方式中，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天地与人的关系，无论怎样使用这样的表现人力的先进工具，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无论是以机器代替人力的机械化农业，还是以化肥替代有机肥的化学农业，直到目前违背植物伦理的转基因技术，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天地构成自然力主导的农业生产方式。拯救当代的农业危机，必须从古代农业生产中汲取经验与智慧。在几千年的农耕生产中，围绕如何顺应天时与利用地力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天时、养地力的生态农业技术的智慧与文化，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对于医治与拯救现代农业危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二，走向两极时空的生态文明，需要一种系统整合的认知模式，而农业文明时代的认识模式就是系统宏观认识模式。创造现代庞大的物质系统的工业化科学技术，起始于原子式微观认识模式。起始于西欧的大机器革命，所需要的能量不是来自太阳世界，而是来自原子世界。按照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质与能关系原理，物质被分解的层次越深，越深入到微观、渺观世界，其蕴藏能量越大。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沿着对物质解构、深入的路子走下去，就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导方向。微观分析与解构对于化合物是有效的，但对于生命世界而言却是灾难性的。生命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运行的世界。对生命，解构意味着死亡。

当代人类遇到的资源与环境困境，在根源上来自工业化时代认识模式。如果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认识模式，囿于现有认识模式的任何技术创新都无济于事。应对危机，当代人类需要一种认识模式的革命。如果说１５世纪走向工业文明的西欧，曾经从古希腊文化复兴中汲取了智慧与营养，那么，走向生态文明的当代人类也同样需要从古代东方系统宏观的认识模式中汲取智慧与营养。时代需要东方文化的复兴。

第三，古代人类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创造的丰富多彩、修身养性的精神生活，是对当代物质化中毒生活的一副解药。当代人类生活在一个被人造化合物包裹的城市化世界中。工业化发展的程度越高，人类被人造化合物包裹得越严、越厚；离自然越远时，当代人类的感觉就越文明。目前我们都在惊呼我们的自然环境受到了污染与破坏，其实另一个可怕的污染与危机被我们忽略了——这就是我们自身的精神家园同样正在遭受着工业化文化毒素的侵蚀。

医治当代人类精神危机的解药，在目前这个精神转化为物质、物质吞噬精神的世界中无法找到。当我们沿着生态文明打开的时空通道进入到古代农业文明的时空时，却发现我们的先民过着另一种生活。在古老文明的时空中，我们的先民在赞美自然的歌声中春播，在吟诗虫鸣中度夏，在感恩祈祷中秋收，在静思养性中过冬。农业生产所提供的食物也许只能果腹，但他们仍然感到满足与快乐。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的精神愉悦远超过收获本身。即使在颗粒不收的灾年，他们也从未抱怨与诅咒自然，而是不断地反省自身。正是在这样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古代先民创造了一个超出现代文明人能够想像出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作为古代农业文明中心区的中国，在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发展中，并没有形成围绕工具的稳定而系统的科学技术创新制度，可数的科学家甚少。但是可以盘点的中国古代文化大师、宗教大师、诗人却是成千上万。如果单从工业化物质财富观看，古代农业文明是相形见绌。但是，如果从古代文明创造的庞大的精神财富看，现代工业文明毫无疑问地相形见绌。

第四，重新认识与评价古代宗教文化的新价值。我们需要关注古代农业文明对人类另一个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古人对生命秘密的感悟与探索所能达到极点的宗教文化。宗教作为古代人类对生命认识的巅峰，也是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巅峰，更是现代人类很难企及的高峰。如果我们不以现代的偏见与傲慢来看待古代宗教，而是从更广阔的时空、以更平常更包容之心来看待古代宗教的话，可以说古代宗教是古代人类对生命系统认识的高科技。古代宗教在对人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的终极问题回答中，也以古人类的智慧回答了宇宙从何来、向何去的问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的科学也越来越证明，中国道家与佛家所认识的世界与当代科学家认识的世界有惊人的一致性。如果说现代工业依靠物力外推把人类文明的足迹送到了月球，那么古人则通过心力内求把人类文明足迹拓展到了另一个无限广阔的宇宙。在生态文明时代，当代人类面临着另一个革命性突破，这就是将古老的信仰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各自不同时空，都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也在各自单一时空中走向了极限。当代人类的使命，就是必须突破单极时空认识误区与局限，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中汲取营养，在两元时空中探索拯救人类的新路径。

“人”是一切文明的核心因素，文明是通过影响“人”而改变文化结构的。农业文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围绕农业文明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的。

人与“天”的关系。农业文明的最大特点是离不开“天”。在古代自然科学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农业是靠“天”吃饭的。人们无法解释复杂的气候变化现象，往往把“人”与“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农业文明与气候之间的关系，代表着“天”“人”之间最现实的联系。由于中国农业具有精耕细作的特点，人不能仅仅通过对“天”的崇拜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而必须依靠自己的辛勤耕耘。因此，中国人所理解的 “天”主要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天”。“天”虽然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但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与西方的“上帝”人格神崇拜有着本质的不同——“人”可以通过自己的道德善行把握“天”的存在。“天人合一”与“天人和谐”体现了农业文明主导下的中国人必须适应客观规律的变化，这正是中国式经验哲学与实用主义理性思维对于“天”“人”关系的总概括。

人与自然的关系。农业文明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农业资源在空间上的相对固化。通俗地说，人相对固化在土地上，通过耕种土地获得生存的条件。农业文明的人口“居有定所”与游牧文明的“居无定所”是明显不同的。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决定了人与土地的关系只是一种相对的关系，土地是无法被固定占有的，连国家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由于农业文明人与土地的相对固化关系，能否拥有土地是人能否生存下去的首要前提，因而，如何更多更久地占有土地等农业资源便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占有欲。为了争夺土地等农业资源，冲突乃至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春秋时期，周天子威信渐渐降低，很多有势力的诸侯依次采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来开展兼并战争。他们经常打着“勤王”的旗号，事实上是想取得自己称霸诸侯的目的，并非真正帮助周王树立天子威信。各国征战不止，其核心还是为了占有更多的土地等农业资源及其所体现的国家主权。一些势力强大的诸侯国总是通过不同方式占有别国的土地和人口，而一些弱小的诸侯国不得不被迫割让“城池”以求苟安，直至最后被消灭。“春秋无义战”指的就是假“勤王”真争霸的意思。因而，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人占有欲大爆发的时代，无论是诸侯争霸，还是诸侯国内的宫廷政变，都是赤祼裸地为了占有更多的现实利益。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人与土地之间的相对固化关系，生存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之间便有了不可回避的“关系”。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是十分鲜明的，往往需要通过集体协作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之间，人们共同耕作，共同生活，很自然地结成了血缘纽带关系。生活在同一个村社的人们，由于共同征服大自然的需要，也结成了形形色色的关系。中国农业生产中，常常遇到各类灾害，单一家庭/家族，甚至一个地区的人们也无法抵御农业灾害的侵袭，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征服大自然。历史上很早就有中国人团结协作共同抗御自然灾害的故事。传说鲧治理洪水9年失败，其子禹复治水13年，反映了上古人民连续数十年疏导江河、协力治水的事迹。鲧、禹治水与随后早期国家的形成有其内在的联系。当时，禹平水土，可能出于公共事业的物质需要，观地定赋，任土作贡，殊方各进。随着人们战胜自然能力的增强和财富的迅速积累，私有制和早期的国家也就相应产生了。正是共同对付自然灾害的需要，家族/部落式的低级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才逐渐被打破。农业文明凝结的集体主义精神，无疑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人与社会的关系。人如何更好生活在农业社会中，是中国人最为关心的大问题。农业文明的生产效率在远古时代应该说是比较高的。历史事实表明，社会只要能够稳定3、50年，中国就会变得空前繁荣。人口于是大量增加，同样的土地所供养的人口规模也会相应增加；加之统治集团由于财政供养人口的大量增加，分摊在每一块土地上的负担也会相应增加。这样，社会就会发生*。由于内耗，导致了人口大量减少。王朝兴衰的周期律与人口增减的周期律是基本同步的。社会大乱则人口大减，社会小乱则人口不减，社会不乱人口则会增加。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农业，抑制工商是政治上的一贯做法。工商文明是对农业文明的有益补充，也是寄寓在农业文明之中的活的灵魂。限制工商文明的发展不仅抑制了人口的流动性，更是箝制了思想的自由性。中国人的眼睛里只有自己所看到的“一亩二分地”，斗争的战场始终围绕着这“一亩二分地”来进行。这种内倾式思维方式让中国人世代固守在农业文明的铁屋子里，防守着心中那千年不变的土地与“家”的存在，构筑着“家天下”的万里长城。对于外界的变化不关心、不了解，更没有游牧民族那种外向型进攻意识，绝不放弃农业文明所孕育的经验式保守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