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元经济与社会的状况与发展趋势_中国实体经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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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元经济与社会的状况和发展趋势

二元经济结构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即在农业发展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超前进行了工业化，优先建立了现代工业部门。

一、我国二元经济的社会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城市化，实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体制，开始经济起飞。1952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50多美元，工业产值份额不足10%，人均粮食占有水平仅285公斤，农业就业份额高达83.5%，在半个多世纪发展历程中，“三农”为城市化和工业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到本世纪初，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基本建成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但“三农”发展相对缓慢问题却凸现出来。党中央、国务院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两个趋势”的发展战略，为统筹城乡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开创了二元经济社会向一元结构转换的新阶段，我国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农村综合改革取得很大成就，但二元社会结构的特征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总体水平还很低下，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还很明显。二是我国农村人口仍占很大比重，农村劳动力就业还存在很大困难。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呈不断扩大趋势。四是教育资源的分配和教育机会不平等。五是城乡社会保障水平还有相当距离。

具体来说，我国目前即处于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得不到有效转移，二元经济特征非常明显，迟迟不能转化为一元规模的个体生产变为集中的、大规模的社会生产的过程。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料在使用上的社会化、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以及为满足社会的需要而生产。生产社会化是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将越来越高。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较好的反映了这一时期城乡关系的变化。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体上呈现出先缩小后扩大的走势。1978～1983年,农村改革获得巨大成功,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超过了城镇居民,城乡之间收入差距逐步缩小。1983年是30年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年份。1984年以后,中国进入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的时期,城镇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的激励效应不断递减。特别是1994年,我国经济再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并成为这些年扩大最多的年份。1995～

1997 年,国家开始较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再加上政府实行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出现了短暂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略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的情况,城乡收入差距再次缩小。1998 ～2003年,出现了农产品购买力下降的情况,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续6 年没有超过6%。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从2004年开始,政府在“三农”问题上采取了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等一系列措施。虽然,农民的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增长速度还是低于同期城市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到2007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已经扩大到3.33: 1。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兼职收入、灰色收入和各种非货币因素,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被严重低估,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还会更大。

近来,中国正在开展的城乡统筹着眼于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使情况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中国城乡二元对立户籍制度最初只是户口登记和户口管理,但后来却异化成为一种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机制。农民向城镇迁移不是简单的人口在空间上的移动,更主要的是要使农村人口在这种城市化迁移中享受到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权益,使农村人口在迁移过程中实现非农化,推动城市化。但是,地方政府由于种种原因,想尽办法控制人口迁入的迁入。奚建武(2008)提出,随着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城市周围,尤其是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包容性广、开放度大,辐射性强的特大型城市,在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上嵌入了新的一元,产生了原住民(主要是当地农民)与外来移民(主要是流动民工)之间的新二元差别,从而形成了当代中国城乡关系中特有的复合型二元结构。2005年所作的城市地区流动人口调查显示,中国城市流动人口达到了14 735万,其中超过11 000万为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不过,这些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有一半的人离家大约仅仅3年时间,有70%的人离家大约5 年的时间。城市户籍保障了城市人口在正式就业、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特权,同时制造了户籍人口与非户籍流动人口之间的鸿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陈甬军认为,中国的1.5亿农民工被统计进常驻城市人口是一种“伪城市化”。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规定,在城市居住6个月或超过6个月的按照城市人口计算,而在此前的1990年则规定在城市居住时间必须满1年才能算作城市人口。这些农民工在城市买不起房,缺乏消费能力,在农村还有宅基地,随时可能离开城市返回农村。加快城市化

进程,需要尽快解决农民进城的体制性障碍,包括户籍制度的限制, 进城务工增加收入和社保统筹等。

自2004年起,全国范围内相继出现“民工荒”现象。国内劳动力市场进入了深刻调整期。我国劳动力供求形势将面临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的双重矛盾。新一代就业群体以技校、中专、大专学历的毕业生为求职群体的大多数。他们对企业文化、归属感、薪酬福利等都有一定要求。中国劳动力成本全面上升,使长期以来产业赖以生存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有人认为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终结。[ 9 ]

经调查分析,近几年的“民工荒”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区域性“民工荒”。缺工现象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等珠三角地区。第二,结构性“民工荒”。有经验的高级技工和熟练工人,高酬难求;苦、脏、累的体力劳动岗位用工需求量大。第三,女工“荒”。经济发达地区许多新建企业,全国大中城市宾馆、酒店,岗位的78%面向女性,造成女性劳动力供不应求。第四,年龄“民工荒”。企业大量需求的18～26岁工人倾向于工时短、环境好的企业,不愿从事传统型企业及苦、脏、累、低的岗位。第五,季节性“民工荒”。2004年起全国粮价普遍上涨,政府粮农补贴,种田收入有所增加。不少农民工在“双抢”季节回家务农,采取“两栖”战术,不少年轻人采取“候鸟式”就业,结队定期“迁栖”等。

二、目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障碍作用

就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城乡二元经济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1．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⑴ 形成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造成低下的农业劳动生产率。8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生产获得了巨大增长，但由于庞大农业人口的存在，致使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极低，1994年占全国劳动力总数54%的农业劳动力只能产出国内生产总值21%的农产品，与其他国家相比，按每个劳动力生产的谷物计算，我国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0%，是巴西的1/2，日本的1/3，意大利的1/10，英国的1/34，德国的1/39，美国的1/84。⑵ 从投资体制来看，改革前国家通过财政和金融手段把全社会80%以上的资金投入到城市工业部门，改革以后，财政投入向城市倾斜的定位仍然得以维持，进入90年代，开始运行的股市也将社会资金用于城市。

另外我国每年利用外资的大多数也集中于城市，所有这些造成了总体上社会资金向城市倾斜的格局。近年来，占总人口30%多一点的城镇占有全社会投资的约70%，人均额为农村的5~6倍，社会的投融资体制向城市的严重倾斜，使得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同时，农村的社会经济却缺乏活力，也使得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农民收入却陷入了低迷状态，城乡差距显著扩大，最终导致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二元经济结构阻碍着我国城市化道路的进程

改革开放前，中国处于集权的计划经济的制度环境下，国家凭借行政力量提供的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在使工业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却一方面人为地抑制、阻碍了农村要素流出，另一方面严格地限制了城市化发展的要素来源渠道和配置方式，城乡隔离式的经济要素流动抑制型制度安排形成中国“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两大封闭运行的系统。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以渐进、增量改革为特色的二元改革改变了纯计划经济的制度环境，然而要素流动制度供给仍然滞后于制度需求，所以在我国工业化的过程中没有遵循工业化与城市化共同发展的规律，使得我国城市化进程大大滞后于工业化的进步程度。

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质量

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较大的城乡居民差距，使我国城乡之间的消费出现严重断层，使得加工业在满足了城镇居民需求后由于农村居民需求尚未跟上而陷入困境，一方面城市居民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等家电产品的拥有率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城市中汽车、旅游等家庭需求难以形成主流。另一方面本应成为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后续消费阶段主力的农民，由于相当多的家庭因收入增长缓慢和负担过重，购买千元级耐用消费品的能力还比较低。这样造成了城镇市场上已经基本饱和的耐用消费品无法向缺乏有效需求的农村市场转移，使得相当多的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职工下岗失业。正是这种失调的城乡关系，既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最终也损害了城市职工的利益，最终导致最近几年城乡消费品市场需求不足，进而导致了投资不振，造成了经济增速连年下滑的局面，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三、我国的社会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各地正积极探索土地管理制度创新为今后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了重要的体制机制保障。主要举措包括:加强和完善政府对土地的宏观管理和统一规划,建立完善科学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增强政府对土地供应的调控能力,探索和完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和土地市场交易机制,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方面进行改革试验,改革征地补偿制度等。

2011年6月，由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首份《2011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下称《报告》)在京发布。《报告》对全国民生发展状况进行定量分析，编制了“2011中国民生发展指数”，对民生的区域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报告》指出，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保障与改善民生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国社会发展正处在新的转折关头。《报告》指出，面对挑战应着力抓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努力破除城乡二元格局，全力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加强社会管理与建设力度，切实保障与改善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