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院《蔡家大院的故事》_蔡文姬的故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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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院《蔡家大院的故事》

濮院何来蔡家大院？濮院有朱家厅、闵家厅、夏家厅……是的，可是稍上一点年纪的人，都记得在庙桥堍下的寺前街2号，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设有濮院文化馆一事。每逢假期，我常去那儿阅报。一次，有人招呼：“25号，来打盘乒乓！”我一犹豫，才领会是在向我招呼。因我穿的是学校统一做的汗背心，前面印着舒同写的“实践”两字，是班级名；后面印的号码，是我的学号。可见此馆在设有阅报处的同时，还有足够的空间，设有乒乓桌，可打乒乓。此馆址早先是陈家厅，但在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却住着一蔡姓人家。陈家有一后代，当时误染毒瘾，一时毒资无着，便变卖家产，今天卖窗，明天卖门，所以这陈家厅慢慢就改了姓，姓了蔡。蔡家大院，面对庙桥港。石帮沿有石台阶可下，供洗菜洗碗之用。当时没有自来水，吃水用水全靠市河。石帮沿上还有缆船石，经常停靠小船，甚至小火轮、快班船也来往其中。蔡家大院的主人——蔡冠洛（字丏因，号可园，别署梅花泾寓公1890—1955）手拎皮包，经常从石台阶跨入船中，前往嘉兴，再转往台州、绍兴、上海一带教书谋生。从石库门进去，便是一个天井，左右两厢房，常住着蔡家的亲戚、帮佣等人。大厅西边便是用作厨房的西披间，常见身材矮小的蔡师母在忙碌着。蔡家原先不是濮院人，蔡先生原籍绍兴诸暨，蔡师母是山西人，所以讲话时，都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大厅与一般江南民居无异，一排落地长窗，方砖地面，廊柱下面有石鼓礅，鼓礅石下面有仰盘石，粗大的廊柱上当年还有漆制的楹联。是蔡家接待客人的地方，有八仙桌可供全家吃饭，有茶几和椅子可供休闲。大厅尚有足够的空间，供蔡先生在大厅里踱来踱去，思考着什么。临窗还有一藤椅，每逢夏天，蔡先生手持大蒲扇，硕大的身躯靠在椅背上，嘴里念念有辞，哼叽哼叽，不知是背诗经，还是背佛经。靠后窗的折襟板下，有一张画桌，铺着宣纸，放着笔墨，蔡先生常在上面写写画画。他的字被《濮院历代名家字画选》所收录，自有评说。他的画，见过的人不多，我是亲见者，我不但看过他的画，也看过他作画。从他那里学到，如画鸟，只须一笔，中间一曲就行。如画树，只须四笔，就象现在的“丰”字。当时看到，吃惊不小，所以至今还记得。从东面扶梯上楼，包括东厢楼、西厢楼，共有11间房，中间是佛堂，供奉着两尊石佛，如今早已不知去向。一间大的是书房，安放着一个巨大的树桩，是从濮院乡间野猫桥觅得，雇了四个人才抬到楼上。另外就是日本人侵占上海时，从世界书局搬来的十二只玻璃书柜，当时为濮院人所罕见，更不用说里面放满的线装本和精装本书籍了。太阳和熙地照进来，映照在玻璃书柜内精装本的烫金字上，蔡先生在家的日子，多数时间是在书房里度过的，手不释卷，目不旁鹜，所做的就是天下第一大好事——读书，间或也在一张硕大无比的写字台上写作。楼上其他房间或作客房，或作贮藏室，或作卧室，除了主卧室外，其他房间还住着蔡家的一子二女：铭绍、铭新、铭华。于是大院里便常常听到蔡先生、蔡师母呼唤子女的声音：绍！新！华！孩子们的到来，也使大院充满了热闹和活力。铭华在60年之后，尚能回忆起当年曾拉着我去香海寺看刚办起的梅泾中学学生们上体操课，并模仿他们的动作做体操的情景。铭绍、铭新几乎比我大一辈，他们身处战乱动荡年代，过早地走进社会，但稍长大，兄妹俩一起养蜂。铭绍，又名大可，写在一起便是奇，所以又名蔡奇、蔡英奇，笔名绿野，可是当时镇上的儿童偏偏读讹了，便叫他蔡哥哥，把蔡家大院叫作可园里。有一段时间，蔡哥哥从上海弄回了许多动物，于是可园便成了动物园，穿山甲、猴子、鹦鹉都养着，惹得大人小孩都跑来看。对于这几个孩子，先生和师母自然少不了操心和担忧。客厅后，又见一天井，因没有左右厢房，显得略大些，只放着几只石凳和石水架之类。便步入第二进——花厅。当时尚住着房东家的人及租赁房子的我父亲一家，我的三个姐姐，我及一个弟弟，都出生于此厅的楼上。厅后尚有一些平屋，堆放杂物，用作柴间灶间。从边门出便是寺湾街，与林熙之医师家为邻。从后门出，便是一大空白场，可以俯视整个香海寺遗址。两棵巨大的银杏如华盖般地罩着大地，晴朗的日子，还可以看到银杏上的蓝天白云和蓝天上盘旋的鹞鹰。我家出前门，必通过蔡家；蔡家走后门，也须穿过我家。蔡家自磨豆腐、豆浆、便招呼我家一起享用；他家客人多，一时情窘，便来我家借米，也是常事。客人前厅坐不下，便涌到后厅来，特别是蜂协开会，后厅自然也成了会场。江南一带，自古读书风气甚盛，尤为绍兴。有“无绍不成衙”之说，中国之大，各地地方官里师爷一族，竞非绍兴人莫属。蔡冠洛生于1890年，自幼读私塾，打下坚实古文基础，弱冠之时，即东渡日本留学，接触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辛亥革命时，他已21岁，所以有参加同盟会一说。同盟会是松散的反清革命组织，留日学生急进者居多，特别是绍籍学生，徐锡麟、秋瑾，即是他的前辈和榜样。所以蔡冠洛为同盟会会员一说，可信度甚高。1919年五四运动之时，蔡已回国任教，新文化运动对他的影响更是无可置疑的。蔡冠洛是中学老师，民国时期没有铁饭碗，实行聘任制，所以并不固定在某校任教的。战前战后，断断续续，在省内一些中学教书，以在绍兴一中任教时间为最长。长子命“绍”，可见1922年铭绍出世时必定住在绍兴。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至今尚留有蔡冠洛刻石，矗于一井旁，文颇长，为“饮水思源”的意思，与他的斋名“思来处”不谋而合，可见他也曾任教于春晖中学，他家于20年代末，始迁居濮院，住在东市众安桥堍，不久即迁入寺前街。当时国立省中名师月薪在银元百元左右，养活一家绰绰有余，所以时有一些老家的亲友前来帮衬投靠。1965年秋，我在杭大外语系读大四，去绍兴一中实习，获知蔡先生的更多情况。那年，我被分配初中部任教，该校前身就是秋瑾创办的大通学堂。那天，冒着秋风秋雨，独自一人先闯了进去，不料误入秋瑾当年的议事厅，厅前一个方型的石砌水池，雨正大，天色又暗，进去一看，空空荡荡，一抬头，一整排的烈士遗像：秋瑾、徐锡麟、马宗汉……不禁毛骨悚然起来，久久肃立，不能动弹。这个地方目前已开辟成纪念馆了，大通学堂也成了文物保护单位。但当年我就是在那里教到我的第一批学生的。我的指导老师是年近60年的诸柏春老师。第一天见面，他一听我的嘉兴口音，就说我向你打听一个人，接着用笔写下了蔡丏因三个字，又说这个“丏”字，读mian，不是乞丐的“丐”字。原是本校老师，他的同事，国学根底很好，未知你有否听说过他。我告诉他我与蔡先生同住一个院子，是他的邻居，又说了我所了解的他的一些情况，他听后不禁唏嘘感叹。他便告诉我，绍兴一中当年有鲁迅先生的表弟郦辛农，在1921年首先发起养蜂，响应的人很多，但蔡先生是唯一坚持下来的人，成为蜂业专家和创导者。他本人也受到影响，至今还在家里养着几群蜂呢。1996年我又到绍兴一中开会，适逢绍兴一中的百年华诞，在参观校史展览室中，又看到蔡冠洛的大幅照片和文字资料，称他为绍兴一中语文名师。也了解到抗战最艰难的日子里，该校校长沈金相（1902—1993）率领全校辗转在乡下山区一带，蔡先生布衣粗饭，倍受艰辛，丝毫没有退缩，深得学生拥戴。沈金相在解放后，曾长期在桐乡一中任数学老师，他在桐乡的日子里，是否去过濮院，找过蔡家大院，就无人知晓了。不久前，我曾以“收藏世家”、“国学大师”称蔡先生，被人责疑，一个中学老师，以大师相称，未免太夸张。确实，当前个别大学语文老师，自撰论文，尚且困难，进行剽窃，报间时有披露。而蔡冠洛自当别论，他手持大蒲扇，口中念念有词，笔走龙蛇，倚马可待。一身跨儒释两家，书、画、篆刻、医、农、文史均出手不凡，可自开中药药方，可用毛笔书写英语信件，而且有著作传世，证明他非一般中学语文老师。其著作《清代七百名人传》上中下三册，为清代713人作传记，总字数达200多万字，用文言文一气呵成。该书扉页上有作者自叙，其中说：“余乙丙之交，蛰居沪市。遇艰处困，钝塞勿施。来者无徵，斯文将丧。意戚戚以寡欢，目悁悁而不寐。辄转实录，稽之野乘，而成斯编，聊以遗忧。”考乙丙之交，为1935年到1936年间，正是红军长征北上到达陕北之时，也是国难当头之日。一年时间，成此煌煌巨作，其博学、其才识、其勤奋、其敏捷，可以想见。在他编写的《养正院亲闻记》中，收录李叔同（弘一法师）二十多篇演讲。《弘一法师书信》曾收录李叔同写给蔡丏因四十多封信，我们可以说丰子恺、蔡冠洛同是弘一法师最密切的弟子，不同的是丰子恺在一师时与李叔同是师生关系，而蔡是出自对弘一法师的敬仰自称弟子的。弘一法师生前在1930年时就写下遗嘱，交夏丏尊保管，内容是死后的一切书籍和遗物悉数交蔡继承，并在那一年已有十三包书画、写经、信札及生活物品寄放蔡家大院。传说，解放后，濮院某糖果店包长生果的纸被人发现竞是弘一法师亲笔抄写的佛经。濮院仅蔡氏一家与弘一法师有密切往来，可以相信这些东西都是从蔡家大院流散出去的。蔡家大院曾忙碌好一阵子，在楼上打扫出一间空房，僻为经堂，准备恭请弘一法师来濮院长期居住，后来因战争爆发，此愿未遂，弘一法师改道福建，园寂于福建泉州。蔡冠洛为桐乡籍人士，他的著作，桐乡图书馆竟无收藏；他的事迹，桐乡文史资料，竟无介绍，也属憾事。另有一绍兴籍养蜂老人，名童勉三者，早年常在我家走动，他毕业于杭州蕙兰中学，定居在濮院固安桥街。在我考大学那一年，他还拿了好几文言文尺牍一类的书，定要我看。他曾略带神秘地对我说，早年出入蔡家大院的人很多，各色人士都有，其中还有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我听后将信将疑。直至后来，1979年，我在人民日报副刊偶然读到一篇著名蒋祖贻（1913—1992改革开放后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文章，我才相信确有其事。该文说1937年，蒋祖贻偕同其父蒋伯潜（1892—1956），因革命活动而遭迫害，逃离上海，来到濮院，受蔡冠洛先生掩护和资助，才得于回到金华老家隐蔽。该文还说到早在1936年，蔡冠洛在任世界书局总编辑时，在他编辑的中小学课本上，曾公开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陕北进行抗战活动的事迹，这是在出版物中首次提到中共和红军的活动。许多年之时，我把此事告诉大可，他也知道此事。并告诉我，实际上早在二十年代末，他父亲就掩护和营救过地下党员赵季良和郦延明。他们同为诸暨三都人，又同为政法大学毕业生，被国民党逮捕，关进大狱。消息传来，蔡先生十分焦虑，在大厅里久久踱方步，思索营救方法。后来通过国民党要员蒋鼎文，用刚成立的江浙养蜂协会出面具担保书的办法才营救了他们。他们双双来到濮院，住进蔡家大院，空闲时也曾教蔡家子女学唱“国际歌”。其中赵季良，已被酷刑致伤，跛一足，经蔡冠洛介绍去当时由夏和春女士主持的濮院敬业小学和瑞本女校任历史和音乐教师。我母亲就是赵老师的学生，至老都还记得并会唱赵老师教的那些歌曲，其中一首叫“慈娘曲”，可惜当时没有加以录音，以至失传。郦延明则由蔡先生资助，创办巢园蜂场，以养蜂作为掩护。抗战开始后，他们双双投奔新四军，重新参加革命，郦延明牺牲于皖南事变。赵季良在解放初还在世，后来失去联系。濮院一解放，蔡先生就拿出他历年所收藏的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邮票和钱币，公开展出。这恐怕也与他长期交往我党地下工作同志不无关系。据说就连胡乔木同志、艾思奇同志早年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时，也曾与当时任世界书局总编辑的蔡冠洛有过来往，并执师生礼。我想也是事出有因的。现在的老师类似公务员，是终身职业。民国时期的老师是自由职业，只见蔡冠洛时而长衫，时而短装，进出于庙桥港的快班船。一身多职，进退自如。这使现代的人很难理解，以致在解放初，还因他办有实业，要评他为大地主成分。只见他上讲台，就是名校名师，滔滔不绝，一口绍兴国语；入出版界，俨然作家，出任世界书局总编辑；入农门，挽起袖子，戴上蜂帽，自养蜜蜂，活脱脱一个农民；进商界，自创实业，出任江浙养蜂协会总理事长，一干就是二十四年。说到下海从商，蔡冠洛当是鼻祖，早在二十年代初，绍兴一中同事郦辛农赠他四箱意蜂，从此起家，他先后创办过可园蜂场、可园农场、可园医院。而且曾在一度非常闹猛的香海寺，开过可园茶室，又名“冷香阁”，雇用四个女招待，一时成为新闻。在濮院西市思家桥附近，置地百亩，僻为生态农场，单移植槜李达700株之多，雇用农工多人，竞获丰收，一时间濮院大小水果摊均出售可园自产水果，并有部分运往上海，远销南洋，开创大规模种植槜李成功先例。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日寇铁蹄践踏濮院，百业凋零，在公路旁筑起炮台，可园农场尽在步枪射程之内，以致农工在树下施肥锄草，也屡遭枪击，农场自此荒废，槜李络续枯死。可园医院，由他刚从上海华仁医学院毕业的儿子大可任医生，并聘女护士，后因医死汉奸一事，掀起轩然大波，我母亲还清楚地记得，四个荷枪实弹的伪兵闯进蔡宅，指名捉拿蔡冠洛，只见蔡先生拉开衣襟，露出赤肉，大呼：“来！来！朝这里打！朝这里打！”随即被五花大绑，押进日本人炮楼，日本人震于他的气宇和胆量，加之他曾留学日本，精于日语，一番较量后，竞“哈依”、“哈依”地放了他回来，使在场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但可园医院的命运也可想可知了。蔡家大院最热闹的还是江浙养蜂协会，它的始末盛衰的历史，与蔡家大院的始末盛衰几乎重合。当时濮院四郊，遍植乌桕，吸引全国各地蜂场来此放蜂。连李济深创办的南华蜂场、陈济棠创办的强华蜂场也到濮院来。养蜂协会应势而生，呼之欲出，成立于1929年7月1日，理事长即蔡冠洛，发起人为春晖中学同事，后立达学园创办人，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者匡互生，绍兴一中老师郦辛农，嘉兴一中老师孙青选等人，其发起人和骨干竟以知识分子居多。永久性的总会址就在蔡家大院内，定于每年7月1日在蔡宅召开年会。江浙养蜂协会是一个同业商会，会员并不限于江浙两省，兴旺时期会员达120人，涉及上海、广东、安徽、湖北等省。一群群的养蜂人，进出蔡家，喝茶吃饭，议事商谈。实业救国，蔡冠洛不尚空淡，身体力行，在教学编辑之余，一直坚持养蜂达30多年之久。如果要写民国史的农业部分，即为发现江浙养蜂协会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笔。江浙养蜂协会活动覆盖当时的蜂种推广、知识普及、蜂具出售、蜂病防治、蜜源开发、蜂产品加工利用、内销外贸及与国外同行交流合作等方方面面。它的内部管理也很严格，发有会刊和通迅，除总会址外还在上海、杭州设有分会和办事处，会员定期组织学习交流，大会发言后即分组讨论，其发言稿及讨论要点均以油印资料发至每位会员，内部还经常进行文艺活动，以凸现企业文化品味，以增加企业内部凝聚力和活力。解放初期曾发生多次农民殴打蜂工事件，养蜂协会即协调有关部门，加以劝阻，当时上海松江人民政府曾贴出以松江区行署顾复生具名的铅印布告，号召保护养蜂，制止农民盲目行为。1950年夏天，年会期间，养蜂协会曾在香海寺大银杏前照相留念，参加有濮院蜂场及外地会员数十人，理事长蔡冠洛端坐中间，他的儿子大可手持以一蜂王为会徽的绿色会旗站在最左侧，我的弟弟如勋，当年仅6岁，偎倚在蔡师母的怀里，也被摄了进去，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同年，蜂协参加华东地区博览会，获政府嘉奖。蔡冠洛已年届花甲，仍思绪万端，壮心不已，提笔写了致毛泽东主席书，力述发展农业为国民经济之本，发展农业当以发展蜂业为先的观点。以现在看，这种成本小，推广易，获利快的运作理念也无不当之处，而且60年后的今天，中国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蜂群总量，蜂产品总量两个世界第一，蜂业研究、蜂产品开发名列世界前茅的结果，蔡先生九泉有知，也当含笑。信发出后，他曾收到中央农林部回复，并汇来100万元（当时币制）作服装费，邀请他参加中央农林部工作。蔡先生踌躇满志，准备赴京。作为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满怀实业救国理想和抱负的知识分子，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和企盼，溢以言表。不料，事发突然，土地改革、镇反运动接蹱而来，1951年冬，我弟如勋正上小学一年级，从平桥教室放学回家，走进蔡家大院玩耍，发现蔡师母暗自哭泣，蔡先生一言不发，大厅之内空空荡荡，不复往日热闹气氛。他虽年幼，但也获知蔡家的儿子大可已吃官司，被捉进去了，遂回家报告，我家才得知蔡家出事。其中原因不尽为他人所知，但我们知道，蔡家为此立马衰落，蔡家大院轰然倒塌。后来蔡家搬离濮院，去上海金山居住；蔡冠洛夫妇先后于1955年在金山旁林病逝，蔡先生享年65岁。蔡家大院因无人看管，红木家具、名人字画、历代文物、及十二个书柜图书资料包括弘一法师寄存的遗物遗墨，尽遭散失，其中也不排斥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并在*时期登峰造极的，株连抄家之风的影响，被公家单位取走，至今无人问津，不知去向。江浙养蜂协会因未在嘉兴专区民政部门登记备案，自行解散，其下属的各蜂场，于1965年溶入社会主义改造大潮，部分并入上海冠生园食品厂，部分并入杭州市牛奶公司养蜂场，走上社会主义建设康庄大道，并在改革开放中继续贡献力量。蔡大可因反革命罪被判十年徒刑，发送青海劳改，刑满后留场当医生，直到33年后，62岁那年才回到濮院，获得平反。暂住归家湾黄宅，后自建小屋，唯童心未减，以老顽童自称，收藏烟标、火花、石头自娱，安居25年，以87岁高龄因心脏病突发逝世。网上一片哀悼声，皆是全国各地烟标协会藏友，而焉不知此位绿野，一生酷爱大自然，本色竟是养蜂人，追悼会上默唱他的遗作“养蜂好”之歌，代表昔日蜂友的，仅笔者一人而已。蔡家大院遗址曾为镇粮管所、文化馆、电线厂等单位占据，并已于几年前全部拆除，仅留下一个台门，并不显眼地置身于已显得十分狭小的市河前的老街旁。关于蔡家大院内发生的种种离奇热闹的故事，也只成为人们酒后茶余的谈资，将很快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