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补课的思考_补课高中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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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补课的思考

蒙绍权

摘要:高中学校该不该补课?补课有没有理论基础,有没有群众基础,有没有利益思考,有没有责任主次?这些问题是补课问题讨论前首先应该弄清的基本问题。作者在本文中，从传统到现代，从理论到事实，全面公正地对这些基本问题作出了回答：补课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是教育教学社会活动的正常辅助手段；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它的产生更多的来自于社会责任思考，而不是个人利益、小集体利益的打算。补课必将长期存在，直到社会消亡。

关键词：高中；补课；理论；现实

时下，中小学的补课问题可谓是社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补课本来是件很小的事情，没有必要进行长时的争辩和议论，更没有必要拿到政府行政议程上来进行商讨和判研。然而，所有这些没必要的行为，都已经进行，而且还在进行着。我刚到教育局挂任副局长的第二周，就随同L组长到实验中学检查“补课”，原因是该校有学生举报学校进行了“补课”。X副校长告诉我“是家长们找我呀！一天有七八个家长上我家，围我，劝我！还要跪求我！手机都被他们打爆了„„”。在听了实验中学汇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走访了市内高中的一些校领导、部分教师，查阅了大量有关补课的资料，很清醒地卷入了“补课”争论的旋涡。

我认为，在这场关于补课的争论和实际操作中，我们首先应该从科学出发，尊重事实；其次应该从哲学出发，分清主次；再就是应该从责任出发，区别处理。

一、科学思考

解决补课问题应该尊重事实。只有尊重事实，才能做到讲科学。

（一）补课是一种社会现象,其由来已久。

从历史上看，补课可以追溯到给弟子开过“小灶”的孔子时代，其真正的历史是从隋朝开始，随着科举考试的确立而发生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中断，后来随着高考的恢复而复燃。

从国际上看，补课在世界各国都有存在，尤其是在亚洲，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等。补课是教育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在我国，高中学校补课现象普遍存在[1]。

（二）补课是教育教学的正常辅助手段。

邓小平同志说，在假期，“有的学生还可以补补课。”[2]补课，作为一种完善教学环节和提高教学质量的补充手段，其有效性和不可缺略性有着充分的理论根据和详实的实践举证，在现实中，应该得到肯定和支持。

理论上，因个体差异，学生对知识的接受能力有早有晚、有快有慢，学习成绩不可能都是一个优秀水平。对因为基础差，想补课的这部分学生和成绩优秀想要钻研更深的学生，学校或社会应该给他们提供补课供给[1]。

实践中，“因材施教”“勤能补拙”“民生于勤”“业精于勤”“熟能生巧”等这些千锤百炼的名句名训，是几千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经验的总结和实践的凝炼，是从实践中产生又反复应用于实践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它们中都意蕴着“补”的内涵和意义。就是在日本，中学生补课补习也是常见的事情，“睡四个小时意味着胜利，睡五个小时意味着失败”的说法就是日本人强调“补课”重要性的很好例证。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记得一个事例：南京 1

市禁止补课，2004年出现了高考成绩大滑坡，后经查明是“全省其他城市在双休日教育资源利用方面强于南京”，如，多年高考成绩一直处于江苏全省第一的南通市，那里的“学生们能吃苦，时间比别人花得多得多” [3]。这事例，印证了邓小平的那句话：“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但“要极大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没有‘三老四严’的作风，没有从难从严的要求，没有严格训练，也不能达到目的。”[2] 高三大部分学生都认同这种“只争朝夕”“劳其筋骨”的做法，他们认为“针对高考，现有的学校补课有着其他的课外学习方式(如学生自学、家教等)无可比拟的优势。”[4]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刘穿石认为,“就教学目标而言，如果一个学生达到目标了，那补课就是多余的，但并非所有学生都是优秀的。对于成绩一般或较差的同学来说，适当补课也是可以的。”[5]

（三）补课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哪一位家长不想自己的子女有好的学习成绩？哪一位学生不想自己学有长进，考得高分？家长想，学生想，于是刻苦学习、勤学好问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优良传统，成了贯穿于中学阶段所有中学生的主流意识。这种意识奠定了补课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在学生方面。浙江大学教育系教授李可依2005年时曾对高中补课做过调查，发现“每所学校都有超过半数的学生赞成学校补课。从学生的出勤率来看，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各个学校的学生在补课期间的平均出勤率高于95%。”[6] 南方日报记者赵新星2010年7月对广东一些市县的补课进行调查时同样发现“叫停补课高三学生不答应。”[7]

在家长方面。对于学校的补课，绝大部分家长是持鼓励和赞赏态度的[8]。只要身体能坚持下来，家长认为孩子放弃双休日及节假日时间去学习是完全应该和有价值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诲往往是“苦就苦这三年，考上大学，你才有饭吃，你才能出人头地。”[1]

（四）禁止补课与减负没有多大关系。

1．与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没有多大关系。

禁止补课的理由是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给学生留出足够充足的睡眠、休息、娱乐和自主活动的时间，让学生健康成长。问题是禁止了学校的补课，就能给学生自由自主及充足的休息了吗？事实上，禁止补课后，城里的学生，有的走进社会补习机构或自请家庭教师，他们的功课依然满布，作业还是大堆，而且脱离了大班集体的状态，生活更加单调，学习更加枯燥。没有走进社会补习机构的，泡网吧，泡K吧，看电视玩游戏聊天，无所事事；农村的学生，少数确实能参加家庭的生产生活、社会实践，但更多的是外出打工。外出打工本是好事，可以接触社会，体验生活，可是结果往往是，经不住打工的诱惑，一去不返，放弃了学业。用湖北教育学院教育与信息管理科学系熊华生主任的话说：“不准学校补课，实际只能做到不让正式学校补课，但补课行为本身得不到制止，不过是从正式学校转移到校外补习班。这种局面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学生的睡眠、休息和自主活动的时间并没有因此得到保证，反而产生了一些新的弊端。”[9]

2．与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没有关系。

有人说，禁止补课虽然没给学生减轻多少课业负担，但不用交补课费，减轻了学生家庭

经济负担。禁止补课貌似减少了补课费的支出，减轻了家长的经济负担，特别是减轻了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但真实情况却是：家住城里的大部分学生从学校走进了参差不齐的社会补习机构或教师的家庭小范围补课，参加社会上的补习班或请家教所需的费用“与学校收取的补课费用相比，简直是太高了！”[10] 家住农村的学生无法像城里的孩子一样走进社会补习机构或自请家教，眼前确实是不用交补课费，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但随之而来的是，考不得好成绩，就上不了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这样，家庭的经济负担就变得更加沉重了。通过补课，家长要用高分来“省钱”[1]。

（五）学校或教师补课不是为了赚钱。

几乎所有媒体认为学校或教师为了“外快“是补课的主成因之一，这种说法是对我国绝大多教师的高尚人格、高度责任感和良好心愿的亵渎，是不负责任的主观臆造。

长期以来，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忠实履行人民教师的神圣职责，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巨大贡献[11]。我们承认,在教师队伍中，有个别教师唯利是图,课内留一手,课外开小灶；个别教师胁迫或变相胁迫(言语暗示或委托其他教师拉生源)本班及其他学生参加自己的补课。但这些现象的存在不能让我们作出假设推定：所有教师课外补课都会“对本职工作敷衍了事”,“使师生关系商品化”,“使学生受教育权不平等”等等。一句话,我们的教师队伍是纯洁无私，乐于奉献的，“个别教师的个别问题,不能上升为整个在职教师的群体性问题” [12]。

从责任感方面看，学校或教师要求学生补课，这正是学校或教师对学生高度负责任的表现。调查表明，大多数学生认为学校组织补课这一行为是以“学生群体”的利益为着眼点考虑的，不存在教师为了从他们身上赚钱的看法[4]。家长也认为“学校不补课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 [13]。

从教师的劳动价值看，教师的劳动是超值的付出。高中学校的教师早起晚归，周六周日得不到休息，为了学生多考上几个，考场上多拿几分，思考着，工作着，默默地奉献着，与国家发给的工资和补课所得的“外快”相比，其劳动力的“价格”未能真实地反映其“价值”，是极其低廉的劳动。一些有良知的家长真心地感叹教师的工作“是十分辛苦的，而所开的工资与其付出的劳动严重不相符，长期以来对高中教师欠得太多太多。”[10]

从补课收费额度方面看，学校的补课收费是象征性的。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现代家庭一般都是想通过请家庭教师来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但请家庭教师对一般工薪阶层而言，这是不胜负荷的经济负担。家长认为“学校集体补课，收费要少得多。”[8] 这种象征性的收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给学生家庭减轻了因雇请家庭教师所带来的经济负担。

《人民日报》刊登袁新文的文章指出，虽然“教师有一定的特殊性,社会对教师这一社会角色,也有着较高的道德期待”,但“教师的劳动也是有价的”,补课的超值劳动就更该有报酬。如果因为对教师有高的道德期待就不许教师有物质的追求，不许教师有微薄的收入，不许教师食人间烟火，那是极其唯心的和自私的。

二、哲学思考

补课中需求与供给是构成这个问题矛盾的两个方面，分清矛盾的主次面，确定矛盾的主

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是对问题性质把握的前提和基础。“学校补课问题屡禁不止甚至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学生家长们有强烈的补课需求。”显然，居于支配地位，对补课的发展起主导作用的是家长和学生的补课需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被支配地位，对补课的发展不起主导作用的是学校或教师的供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当然，矛盾的主次方面可以转换，但至少现在还看不出转换的情况。在各种事件处理中，如果分不清事件矛盾的主次面，就会造成是非模糊，思路不清，办法不明，在行政责任的压力下，就往往容易出现“板子乱打”的现象。

三、责任思考

在全国各地补课事件的处理中，几乎都只将板子打向学校或教师，是典型的“乱打板子”现象，是主观的、片面的。这种处理方式混淆了补课问题矛盾的主次面，最基本的是忽视了补课市场存在的前提条件。传统经济学（如马歇尔、凯恩斯）认为市场往往先有需求才有供给，需求产生供给[14]。也就是说，在补课市场中，先是家长存在对补课的需要，然后才产生学校或教师、社会补习机构的补课供给。所以补课需求方的家长或学生是始作俑者，是这事件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要打板子也应该先打或只打家长或学生，即使补课是双方同时存在才得以发生，那么在打板子上也应该对家长或学生、学校或教师以及社会补习机构等相关主体

给予区别打板才对，而现实事件的处理中，“把板子单纯打在学校和教师身上，这是不客观的”

[8][1]，显然是片面的，有失偏颇的。因为“补课供给者这一方，也就是中小学，可以管制住。但是，补课的需求不可控制” [9]。

参考文献：

[ 1]詹云华.普通高中学校补课问题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6.11.[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5，106.[ 3]王琦,高学军.破解大考之后南京教育三大悬疑[N].江南时报, 2005-8-9(4).[ 4]李可依,商丽浩.高三学生视野中的学校补课[J].教学与管理,2006.(4).[ 5]蒋廷玉,陈晓春等.家长对禁补令并不领情减负,在叫好声中遭梗阻[N].新华日报，2010-1-29

[ 6]李可依.高中补课的“群众基础”[J].上海教育科研,2006.(3).[ 7]赵新星.假期学生补课禁亦难不禁亦难[N].南方日报记者,2010-8-3(A13).[ 8]韦明,刘月芹.中小学“补课”现象的透视与“减负”问题的思考[Ｊ].教育导刊,1996.(Z2).[ 9]熊华生.从另一种角度对中小学补课现象进行思考[J].江西教育科研,2007.(3).[10]宋维家.高中补课不该划在减负范围之内[N].大连日报,2005-9-22(A03).[11]邹声文.全面提高教书育人水平 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N].人民日报,2010-9-10(01）.[12]熊明川.对“禁止有偿补课”的理性思考[J].教学与管理,2010.(10).[13]李樵,罗欣.学校正常放假竟遭学生抗议[N].楚天都市报,2009-8-22(A10).[14]（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译者：朱志泰, 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7.20-35.（作者简介：蒙绍权，曾两年挂任玉林市教育局副局长。博士，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