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入世后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_弘扬中国精神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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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入世后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

一、经济全球化时代与爱国主义话语爱国主义是以对民族和国家的关注与定位为基础的,因此爱国主义总是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纠缠在一起。爱国主义虽然可以以热爱国土、历史、文化、人民等情感的形式萌生,但是它必须经由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洗礼方能获得成熟化的或理性化的表现形式,所以这导致在人类历史上,爱国主义在近代才开始成为最强大的政治和道义力量。这主要是因为,无论在东方和西方,从18世纪开始,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命运都成为最鼓舞人和最牵动人的事件。美国独立战争在今天被看成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意识的一次最大规模的爆发,而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各地纷纷宣誓,放弃分歧来保卫国家。在东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惊醒了千年氤氲沉醉的梦境,但国破家亡的悲苦遭遇也唤起了人们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可以说,尽管在一些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深厚的历史积淀塑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成为传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的不竭源泉,但是这些传统爱国情感毕竟无法与近代兴起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同日而语。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近代东方国家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感得到空前的升华,曲折艰难的生存状态却提供了一种空前清晰的关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权利的自觉意识。殖民主义在对东方进行掠夺和压迫的同时,也瓦解了东方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移植15了新的生产方式,引进了新的意识和观念,促动了东方国家内部的改革,所以西方殖民统治在一定意义上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民族主义也就从西方传到了东方,由欧洲现象变成了世界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世纪出现了‘印度的复兴’,出现了拉姆·莫罕·罗易、达耶难陀和罗摩克里希纳;出现了‘泛伊斯兰主义’和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出现了穆罕默德·阿布度和阿拉比;出现了‘青年土耳其党人’;出现了明治改革家和戊戌诸君子,何塞·马蒂和何塞·黎萨。”(序言)而19世纪在东方开始劲舞的民族主义旗帜为20世纪新东方的缔造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所以,从18世纪开始,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强势话语获得了长时间的延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那时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始终处于一脉独流的状态,实际上当近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谋求自己的发展和强大的时候,也在同时生产着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物质和精神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又紧接着指出:“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http:/// 中起来,使财产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P254~255)列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也做出了基本相同的阐释,他说:

“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3](P129)这说明,从近代以来,一方面民族主义的高涨推动着全球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深化又是以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发展作为表现方式的,因此全球化与民族化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构成背景和底色,当然只是在很长的时间中,民族化的这一面总是显在上面或者显得更为明亮一些而已,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高涨的时候,普世主义或者世界主义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近代以来,民族主义也在不断遭到置疑和解构而出现低潮,而作为解毒剂或解构工具的就是普世主义的思想和信念。有学者就指出,近代在西方盛行的民族主义就暗

藏着一种倾向,即过分地强调本民族的统一和强盛,对人类任何一部分的权利和利益都漠不关心,“除非与他们自己有同样的名称、讲同样的语言”;而且,“民族情绪远远超过对自由的热爱,人们都愿怂恿统治者去粉碎那些非我族类、语言有异的任何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4](P11~12)20世纪所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应当说都与极端化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也暴露出了民族主义中的一些阴暗或消极的成分,也正因为如此,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危害性或者民族主义与战争和暴力的联系开始为人们所广泛关注,而人类共同的生存、和平与发展的呼声愈益激越。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开始呈现出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科技的进步和全球性经济的发展似乎对民族主义产生了巨大的颠覆作用,与此同时,主张弱化爱国主义的思想和观念开始甚嚣尘上,经济全球化与爱国主义话语主要就是在这样的层面上开始关联起来。对于经济全球化时代为什么需要弱化爱国主义的话语,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一些理由:

(一)全球化的跨越国界的经济、世界性的货币体系和市场一体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各种世界性的政治、文化组织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而使国家的许多职能正逐步被全球性的社会所代替,或者说国家的大部分职能开始让渡给全球性的社会。

而人类社会全球化的方式向内在化亦即全球范围内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有机结合的方向发展,并由此促进了一个全球性社会的形成: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它要求人们突破传统的乡土观、民族观、国家观,以面向全球的思维方式来代替面向民族国家的思维方式。具体来说就是,要承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的价值判断,承认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人类共同文化和价值观的存在的重要意义,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领域坚持人类的利益而非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努力谋求和谐协调发展。“对‘普遍性参照’的需要,甚至是迫切性需要,从来没有我们时代感受得这么强烈„„现代化过程是„„猛扑向被他们自己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封闭起来的群体的挑战,促使他们自己形成一个由对话者和伙伴组成的开放性集群。”16(二)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解构作用在不断增强,经济全球化迫使民族国家交出部分经济决策权,改由国际协调机构行使。这样,经济全球化就必然造成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侵蚀,使国家主权的神圣性大打折扣,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发生剥夺性的改变。而解构与建构实际上总是如影随形,民族国家主权的被解构往往体现的就是全球化的建构作用。在传统社会中,如果说民族国家可以独立地、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经济、政治和其他事务,可以封闭地确定自己的目标,但是这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却很难行得通,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外部参照,民族国家很难确定自己的决策方向。

(三)经济全球化使得许多民族化的元素开始逐渐褪色,特别是对于作为当今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的公司来说,它们的产品、风格、模式等诸多方面都变得越来越雷同,因此对于它们来说,只能按照功利主义的标准来进行区别———即按照是否成功来区分。

德国贝塔斯曼股份公司董事长托马斯·米德尔霍夫认为:随着经济趋于全球化,在像贝塔斯曼股份公司和戴姆勒奔驰汽车股份公司这样的公司里,管理网络同国际通用机器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的风格是一样的,不存在什么美国的公司和德国的公司,而只有成功的公司和不成功的公司。这样,民族化的发展之路将必然面临着改道的选择。

由此,许多人自然会得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话语已经过时了的结论,而且认为它们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力量,也会拖拽着许多民族国家远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重新遁入封闭的状态,也就是说,在爱国主义和民族国家意识的熏染下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已经过时。

情况果真如此吗?实际上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蕴涵了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既会造成相互的遮蔽,但也会构成相互依存、相互“解毒”的关系。如果说普世主义的盛行会增加这枚硬币的厚度,这也就意味着同时加固了民族主义的基础,反之亦然,所以当人们可以轻易列举出支持普世主义的诸多理由的时候,换个视角也能够

找出许多支持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根据来,如:

第一,当今的任何全球性问题最终都要求得到民族化的解决和落实。在现代社会中,不仅仅经济的发展表现出全球性的征候,而且诸如生态问题、人口问题、精神家园的重建等等都不是单独的国家和民族所能应对的,都需要全人类的共同行动,但是全人类的共同行动仍然需要通过民族国家的组织或者通过民族化的诠释鼓动才能够取得效果。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虽然说跨国公司已经成为最显性的或最活跃的生产单位,然而任何一个跨国公司都没有褪尽民族化的色彩,相反,在跨越本土以后,其民族化的色彩越发鲜艳,而这也是跨国公司在经营发展中所竭力追求的。比如,遍及世界各地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就在鲜明地传递着美国快餐文化的信息。因此,不管是对于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或者生态问题全球化,都不能仅仅局限在问题本身,还必须要有地缘政治的视角,而地缘政治讲的就是国家的问题、民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