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履行案_保险合同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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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履行案
案例一 安徽省港航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原告）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以下简称第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第二支公司（以下简称第二被告）船舶保险合同纠纷案（吕淮波代理原告）。
基本案情： 2006年1月27日原告与第二被告订立险种为一切险的船舶保险合同，保险期一年。2006年3月27日保险船舶在鄱阳湖水域停靠中铁大桥局为建设九江大桥而临时搭建用于倒运建桥材料的14、15号栈桥码头做卸货作业时，撞毁该码头设施。事发后原告即时向第二被告报案，第二被告在勘查了事故现场后，即以此事故系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事故为由，拒绝原告的理赔请求。原告只得自行与受损单位达成赔偿协议，并按协议赔偿了200000元。此后，原告于2007年6月3日在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向两被告（第二被告是第一被告开办的分支机构）提起诉讼。要求两被告在扣除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额后，向原告支付保险船舶碰撞事故产生的损失款170000元，并赔偿因其违约拒赔至原告蒙受的行息损失11781元。本案涉及的重大、疑难问题：
1、管辖权问题。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在通海水域发生的船舶碰撞事故属海事纠纷，如涉讼应由海事法院管辖。两被告以鄱阳湖是通海水域为由，就蜀山区法院对本案的受理提起管辖异议，在异议被该院驳回后又向合肥市中院提起上诉。针对两被告的异议，原告代理律师抗辩的理由：通海水域系指与通海口直接相连的水域，如长江。鄱阳湖虽通海，但却是经长江通海的，并不直接与通海口相接，非司法解释中所称的通海水域，被告的异议不能成立。这一观点为一二审法院采纳。
2、受损设施的性质问题。
（1）受损设施是不是九江大桥的组成部分？
保险合同约定因保险船舶碰撞桥和桥的附属设施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两被告认为保险船舶碰撞致损的设施是为建九江大桥的设施，是大桥组成部分的附属设施，造成这一设施损失依约其得以免责。原告代理人的抗辩理由是，该设施是为建九江大桥而建的临时作业设施，九江大桥建成后，此设施即会被拆除，因此其并不是大桥的附属设施和组成部分。这就如同建大楼需要搭脚手架而脚手架并不是楼房组成部分的道理一样。
（2）受损设施是桥还是码头？
两被告不仅认为受损设施是九江大桥的组成部分，还认为栈桥是桥的一种，受损设施本身就是桥，碰撞致其受损同样不属被告的理赔范围。对此原告代理律师运用权威辞典对“桥梁”、“栈桥”、“码头”、“栈桥码头”分别所作的解释，论证了栈桥属于桥，而栈桥码头则属于码头，只不过是栈桥结构的码头，从其功能用途上看本质上不是供人、车辆通行的桥而是供停靠船舶装卸货物用的码头。
3、如何认定保险船舶不适航的问题。
保险船舶不适航而发生的事故属本案保险合同约定的被告得以免责的另一事由。本案保险船舶的《航行日志》记载事故发生的原因为停靠码头时“舵机失灵”。据此被告认为保险船舶是在不适航状态下发生事故的，其同样可获得免责。原告代理律师抗辩指出：不适航显然指的是在事故发生前即发现存在不适航的问题，而本案保险船舶出险的地点是本次航运的终点，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船员在事故发生前已发现船舶处于不适航的状态，却违规航行致事故发生。因此被告此免责主张不能成立。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涉及的专业性、学理性强，具有较大的疑难性，是律师代理此类诉讼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原告代理律师运用船舶、航运专业知识和受损设施定性的权威学理知识，站在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角度，较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判决结果：原告代理律师就本案涉及的争议问题发表的代理意见基本上为受案法院采纳，法院判决支持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例二 原告（被上诉人）李某，农民。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新郑市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新郑支公司）。
2003年1月18日，投保人史永安以其子史文昌为被保险人并以其妻李某为受益人与人寿新郑支公司签订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国寿千禧理财两全保险（分红型）合同。合同约定，被保险人身故，受益人应得保险金额10000元。2003年6月25日，被保险人史文昌因疾病死亡。李某要求人寿新郑支公司支付保险金10000元，而人寿新郑支公司以免责条款为由拒绝赔偿。该保险合同第七条规定了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其中一款为：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180日内因疾病死亡的，保险公司不负保险责任。
原告诉称，2003年1月18日，被告方业务员王彩霞找到原告家中，要求家长史永安、李某为其子史文昌投保。在王彩霞的再三动员下，又听了王彩霞讲的投保国寿千禧理财险的一大堆好处后，原告借钱800元交给王彩霞，其写了保单，又于2003年1月21日给原告开了人寿保险专用发票。但王彩霞始终未告知原告，合同中有免责条款，原告一直以为保单的前部分为宣传材料。原告之子史文昌于2003年6月25日因急病死亡，被告不按保单赔付保险金。请求判令被告按照合同赔付保险金10000元。
被告辩称，投保人投保时，被告在向其询问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后，已向投保人说明了国寿千禧理财两全保险（分红险）条款内容，并告知了免责事项，同时，被告签发保险单时，将保险条款一并送达了投保人，被告已经依法履行了保险责任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按照该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的规定，被保险人是在合同生效后的180日内因疾病身故的，保险人不负保险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除了上述在一审判决书中写明的案情外，根据二审承办法官的确认，还存在以下事实：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一份录音资料，该录音资料是原告在保险公司拒赔后去找保险公司业务员王彩霞时私自录制的，王彩霞对该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在该录音资料中，王彩霞承认其未向原告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被告以投保人在投保单中“声明与授权”一栏中的签名为由主张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该“声明与授权”栏
中写明，本人（指投保人）声明贵公司（指被告）已对保险合同条款履行了说明义务，并对责任免除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本人已经仔细阅知，和理解免责条款，并同意遵守。
审判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投保人史永安与人寿新郑支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属有效合同。人寿新郑支公司在其提供的格式合同中所注明的“声明与授权”，不仅没有把免责条款提得更突出，反而又罗列其他内容，不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要求。人寿新郑支公司没有向李某履行合同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应当承担保赔责任。故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保险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人寿新郑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李某支付保险金10000元。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将本案焦点归纳为保险公司是否履行了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违反了《保险法》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保险公司的“声明与授权”不仅没有把免责条款提得更突出，反而又罗列其他内容，不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要求，是违背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某辩称，签合同时上诉人业务员王彩霞未向我方念合同免责条款。对于免责条款，上诉人未明确说明，也未向我方告知。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相同外，另查明，根据人寿新郑支公司业务员王彩霞的录音及其证言可知，王彩霞在办理史永安这笔保险业务时，未就保险合同中所包含的责任免除条款向李某和史永安进行解释和说明。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之规定，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中规定的免除保险公司赔偿责任的条款，负有向合同对方明确说明的义务，否则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所谓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公司在与对方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于责任免除条款应当在保险单上或其他保险凭证上对免责条款做出能够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且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解释，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本身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履行了说明义务。本案中，投保人史永安虽然在保险单上签字，但由于被告业务员王彩霞在办理此笔保险业务过程中未向史永安明确说明解释保险合同中所规定的免责条款，因此该保险合同中第七条所规定的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被告对被保险人史文昌的死亡应承担保险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处理并无不当，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系人身保险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人寿新郑支公司对双方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条款是否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法》第十八条之所以规定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负有向合同对方明确说明的义务以及不履行该义务的法律后果，是因为：（1）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合同条款由保险人事先拟定，投保人没有机会参与合同条款的协商和拟定；（2）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一般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投保人作为一般消费者因其自身局限不易了解条款的真实含义，容易发生误解。因此，法律强制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以确保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何谓“明确说明”存在严重分歧。人寿新郑支公司认为其在签发保险单时，将保险条款一并送达给了投保人，投保人也已签收，且投保人也签名声明保险公司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因此其已履行了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而投保人史永安和受益人李某则主张，保险业务员对保险条款的内容并未向其详细解释，就免责条款没有进行告知和明确说明。笔者认为，通常情形下，保险人应当采取合理的措施或方式对免责条款进行明确说明，且这种说明义务要达到合理的程度。具体而言，正如本案二审判决书中的本院认为部分所写的一样，保险公司应当对免责条款在适当的地方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如将免责条款集中单列为一部分，或者将免责条款的文字加粗加黑；此外，保险公司还应当就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保险公司仅仅向投保人送达了包括免责条款在内的保险合同，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履行了说明义务。在诉讼中，保险人应对自己已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从审判实践来看，保险公司提供的有投保人签字承认的关于保险公司已经就免责条款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声明，可以作为保险公司已经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初步证据。但本案中王彩霞的证言推翻了这一证据，证明其在与投保人签订合同时未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解释和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认定被告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两审法院把握住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实质，从而准确地判定了保险公司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使案件得以正确解决。
编后补评 我国《保险法》第十八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这是法律为保护投保人一方利益而设立的一项特别制度。依此规定，保险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向投保人明确说明责任免除条款是该责任免除条款产生效力的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五条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虽然保险人明确说明责任免除条款之义务为合同前义务，但从公正角度而言也应适用前述举证责任分配规定。这样，保险公司如欲依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条款拒赔，而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又提出保险公司未履行该明确说明义务时，保险公司有责任举证证明其已经依法履行了该明确说明义务。
在本案中，被告人寿新郑支公司在承保之前依行业惯例要求投保人签署了一份“声明与授权”，在该“声明与授权”中，投保人声明保险人已经履行了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当原告主张被告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时，被告即向法院提供了原告所签署的前述“声明与授权”。由于投保人在该“声明与授权”中承认被告已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故该“声明与授权”应视为被告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的初步证据，如果原告不能提出证据推翻该初步证据，则应认定被告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然而，二审中，代理被告办理本案所
涉保险业务的业务员王彩霞证明，其在办理该保险业务时，并未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解释和说明。依此证据，被告并未履行其明确说明义务。这样，被告提供的“声明与授权”与原告提供的王彩霞之证言即产生了矛盾，法院到底应采信哪一项证据呢?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从法律规定看，我国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前述两个证据的证明力哪个更大。但从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看，应认为王彩霞之证言的证明力更大，理由如下：其一，王彩霞是被告人寿新郑支公司的业务员，其对自己在经办该保险业务时是否代理被告履行了该明确说明义务最清楚，其有条件对该事实进行证明。其二，作为被告的业务员，王彩霞有义务在经办该保险业务时代理被告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王彩霞未代理被告向投保人作此明确说明，属于一种失职行为，如果被告因此而受到损失时，作为业务员的王彩霞不仅将难辞其咎，甚至可能因此对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按常理，王彩霞不应作损己利人的假证明。其三，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业务员在未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内容的情况下要求投保人签署“声明与授权”的情形并不鲜见。而且，在本案中，“声明与授权”是被告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其本身也属格式条款。不仅如此，该“声明与授权”除了注明投保人声明保险人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外，还同时掺杂了许多其他内容。这也加大了欠缺专业知识的投保人了解“声明与授权”之真实内容的难度。其四，如果法院认定“声明与授权”的证明力强于被告业务员王彩霞之证言，则该“声明与授权”的证明力当然更强于订立保险合同时在场的其他人的证人证言（如果有的话）。这样，除非有录音录像证据，则即使被告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确实没有向投保人明确说明责任免除条款，原告也将很难证明这一事实。其结果只能是，只要投保人于订立保险合同时在未了解“声明与授权”内容的情况下签署了作为格式条款的“声明与授权”，则即使保险人未履行其明确说明义务，投保人一方也几乎不可能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而主张该责任免除条款无效。最后从社会调整效果来考虑，如果认定“声明与授权”的证明力比王彩霞之证言大，还会起到纵容保险业务员在经办保险业务时不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而是想方设法诱使消费者在“声明与授权”上签字，从而无法保证《保险法》第十八条的执行，动摇了作为保险法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反之，认定王彩霞证言的证明力高于“声明与授权”，由保险公司承担不利责任后，保险公司可加强管理并要求保险业务员承担赔偿责任，这样就可以促使保险业务员在经办保险业务时严格履行《保险法》规定的义务，从而保证了保险市场的规范有序运转。因此，本案中二审法院认定保险业务员王彩霞之证言的证明力大于“声明与授权”应是正确的。
案例三 2002年8月23日晚21时左右，袁某驾车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行驶时发生交通事故，袁某未向事故发生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报案，而是先将伤者送至附近医院，后又回到现场将车开会家中，未能保护事故现场。8月24日上午，袁某将车开至汽修厂，当日下午14时左右，袁某到海淀区交通管理部门报案，认可事故全部系自己一方责任所致，交通管理部门按简易程序处理认定：袁柏松负事故全部责任。袁某依据责任认定，对其他事故人进行了赔偿，然后向北京平安保险公司索赔，但北京平安保险公司以袁某未保护现场也未立即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报案，违反了保险合同的相关条款为由，不同意理赔。袁某认为北京平安保险公司所述其未立即报案的事实及不同意赔偿的依据都不能成立，诉至法院，要求北京平安保险公司理赔。法院经审理后查明，2001年8月29日，袁某与北京平安保险公司签订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保险期至2002年8月28日。双方合同条款第二十八条规定：保险车辆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袁某)应当采取合理的保护、施救措施，并立即向事故发生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报案，同时在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第三十条规定：被保险人不履行二十八条规定的义务，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法院认为被保险人违反合同约定，保险公司依合同有权拒绝赔偿，故判决驳回了袁某的诉讼请求。本案涉及对合同条款的理解问题，合同条款规定的：“保险车辆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袁某)应当采取合理的保护、施救措施，并立即向事故发生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报案”，订立该条款目的可理解为敦促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后及时保护现场，由交管部门确认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实际状况，一方面要分清责任，一方面要排除被保险人是否有违反保险条例的情况，公平的确认是否理赔。搞清了这点，就能明白，袁某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未在第一时间向事故发生地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报案，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没有勘察现场的情况下又擅自将车开会家中，未能有效保护事故现场，使得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的实际状况变得不明，虽然在第二天，袁某到交通管理部门报案并接受了处理，确定了事故责任，但仅凭责任划分，让保险公司理赔从法律上讲有失公允。由此虽然对“立即”一词可能有不同理解，但放在本案，被保险人的行为显然已经不符合保险合同条款中规定的“立即”了，故在被保险人已经违反合同约定、未履行先行义务情况下，保险公司有权依据合同拒赔条款不予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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