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思考_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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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思考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有了长足发展，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不高，落后的面貌没有根本改变，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加大。鉴于此，探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机制不仅是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全中国亟待思索和解决的课题之一。
【关键词】少数民族 产业 可持续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生态环境脆弱,教育落后,人才素质不高,投资力度不足等。这些都制约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西方一位经济学家曾形象地把人才,教育,科技比喻成三驾马车,共同拉动国家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然而,少数民族地区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人才严重匮乏,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劳动力素质不高。事实上,少数民族地区要发展,人才、科技、教育一个都不能少。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少数民族地区也面临着挑战。人才、科技、教育这三个问题都未曾完全解决,并且,经济全球化并非是经济上的世界一体化,相伴发生的还有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一体化。
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在的问题
1.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低。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上的差距逐步拉大。少数民族地区人均GDP、人均工业总产值、人均储蓄、人均消费、人均收入等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主要表现在交通和通讯上。通讯线路少，质量低，整体通讯能力严重不足，通讯基础设施亟需改善。
3.产业层次低，比较效益差。少数民族地区是全国主要的农业经济区域，而农业是效益偏低的产业。少数民族地区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少数民族地区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等资源型重工业所占比重较高，投资效益较差。
4.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市场化意识比较薄弱，市场化程度较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非国有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这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之所以难以实现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加快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
1.加大补偿力度。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建立完整的利益补偿机制，主要包括：（1）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资源开发必须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未来发展利益给予补偿，资源增值转移必须对当地居民优先受惠权给予补偿，补偿费计入资源价格。（2）规范自然资源价格。自然资源价格应反映自然资源使用的成本。自然资源使用成本包括资源开发生产成本、资源消费成本、环境复原成本。资源品消费成本通过征收资源品消费税补偿。环境复原成本通过列支资源生产消费费用标准。对生态环境维护和未来发展利益的补偿，补偿费标准依据资源开发对环境影响和资源品消费情况而定。对生态环境的补偿应满足生态复原的要求，对未来发展的补偿应当为消费者所承担。（3）设立不可再生资源未来发展补偿基金。把一部分从不可再生资源开发中获得的利益通过税收途径转为积累，用于支持形成未来发展长期效应的基础建设，未来发展基金的形成通过扣除不可再生资源总成本中的资源品消费成本来获得。
2.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要做好以下几点：（1）严格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提高教育普及率，为此，国家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力度，要加强对教育投资发放的管理，各级政府不得以各种理由挪用或推迟发放教育投资，保证教育投资的及时到位；同时，要加强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宣传，使西部地区儿童平等地接受教育。（2）
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的教学条件和教师待遇，增加教学设施的投资，定期派教师到条件较好的地区进修，提高教学水平；广泛招揽有志于西部开发的毕业生到西部从事教育；在条件许可的条件下，与东部地区联合办学：提高远程教育和网络教育的接收率：同东部地区学校联合，在一些重点大学开办民族预科班和民族班，尽可能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入学，加快少数民族地区所需各类人才的培养。（3）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人才，职业教育的重点放在农、林、果木管理、家庭畜养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毕业生到那些条件艰苦且与所学专业对口的贫困地区扶贫。在贫困地区增加科普知识的宣传，使贫困农户基本能够掌握一至二门技术，结合地区优势，加快贫困地区脱贫速度。
3.改造传统产业，发挥区域特色优势。西部应加快资源型产业的发展，促进传统产业主要是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和技术改造。提高重要农业、能源、原材料基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规划建设一批新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重点治理资源开发区、工业、城市聚集区的环境污染。调整改造、大力振兴原有“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远西部地区在加强部分有优势的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交通、通讯、供水、居住条件和文化教育水平。促进地方资源的开发和农牧业的规模经营及产业化，通过富民以稳定边疆。着手进行大江大河源头地区的生态保护和生态恢复。在制定远少数民族地区开发方案时，要重新审视远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问题。远西部地区不宜再搞那些代价大、收益低的资源开发及其加工的大项目。增强中心城市的功能，以机械电子和化学等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工业为主导，完善中心城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旅游业枢纽职能，形成具有较高水平服务业的现代化城市经济，形成西部经济核心区，并率先在西部地区实现现代化。积极培育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二级产业带和西部边境开放经济带，增强整体经济实力，以优势资源的加工利用为重点，发展地区特色经济，为长远区域开发格局的完善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4.建立生态破坏的补偿机制。首先要建立资源输出地和资源受惠地之间的补偿机制。资源受惠地要对资源输出地因输出资源造成的环境破坏进行补偿，这样一方面可以限制资源受惠地对输出地资源的无限制浪费，同时也可以帮助输出地保护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其次要在上游地区生态保护与下游地区资源开发之间建立补偿机制。即上游的生态保护使下游资源开发得到了好处，则下游地区要对上游地区的生态保护给予下游地区的正面影响给予补偿，一方面分担上游地区生态保护的费用，提高上游地区进行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
胡锦涛总书记在阐述提高我党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问题时指出：“我们正面临着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贫困问题，特别是不少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正是这种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和谐，不尽快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温饱，就谈不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通过扶贫开发，缓解和消除贫困，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无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一）要狠抓经济发展，为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物质保证
一是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是确保工作持续性的重要保证，是经济发展能否有效推进的重要基础。要以扶贫开发和经济发展为中心，项目落实为重点，增加农民收入为根本，实现脱贫和促进社会发展为目标，拟定“突破一类村，带动二类村，拉动三类村”的工作思路，为总体工作提供指导性纲要，为快速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促进群众增收致富打下良好的基础，从而推进经济快速发展。二是建立经济发
展资金运作长效机制，推动各项产业发展。一方面积极探索死钱变活钱的使用机制，采取借种还种（还钱）、借物还物、借畜还畜或借母还犊的方式，将收回的种、物、畜继续用于有偿发放给其他贫困户，将死钱用活，滚动发展，扩大扶持面。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小钱融大的机制，将财政扶贫资金与信贷资金融通使用，用扶贫资金帮助有饲养能力的农村贷款养殖户贴息贴保，使小钱变大钱，扩大畜牧养殖业规模。三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在推动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过程中，必须把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放在重要位置，大力发展水、电、路、房和基本农田建设，为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脱贫致富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二）要转变执政理念，充分发扬民主，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政治保证
一是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解决执政理念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在提高执政能力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提高执政能力，首要问题是抓发展，只要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尽快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就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干。二是突出党建，发扬民主，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带头效能。要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充分调动班子成员的积极性，并选派能力强的乡干部下村挂任支部书记，确保村级班子的活力与稳定，使扶贫开发工作得到有力支撑。
（三）要狠抓教育、环境，提高人口素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人员和环境保证 一是加强教育培训力度，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整体素质。通过派遣和邀请技术人员深入贫困村组现场指导生产、召开培训会等多种形式，提高群众科学种养殖水平，转变生产观念。加强扶志，扶志与治愚相结合，针对贫困群众信心不足，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安于现状，胸无远虑，精神消沉，缺乏拼搏争先意识等思想状况，大力推进“文化科技下乡”活动，广泛宣传科学文化知识、经济信息，用健康文明、积极进取的文化活动，引导群众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振奋精神、增强自我争先发展的紧迫感，开拓进取、依靠自身力量脱贫致富奔小康。二是治理人居环境，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环境保证。要按照发展生态经济、建设生态环境、培育生态文化的要求，大力推进生态家园建设，开展生态文明村创建工作，努力实现生态文明村经济结构好、人居环境好、道德风尚好、生活方式健康的目标，大力建设富裕、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村寨绿化、道路硬化、庭院净化”为切入点，在少数民族各自然村寨开展文明村寨建设，引导村民向文明、卫生的生活习惯发展。三是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少数民族地区群众观念落后，长久以来，形成多生多养的情况。所以加强计划生育工作力度，是解决贫困地区尽快脱贫致富的重要因素。要把提高计划生育率、降低多孩率、控制人口增长作为工作的着力点，加大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力度，转变贫困群众生育观念，同时强化“三结合”帮扶和“村为主”工作，大力开展育龄妇女妇科病普查防治和出生缺陷干预等计生优质服务，促进优生优育。从而彻底改变“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落后观念，扭转人口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的局面，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总之，在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能否建设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搞好扶贫开发和经济发展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是其中的重要一环，随着此项工作的深入推进，各种新问题、新情况必然出现，因而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及时发现和研究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不断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使少数民族地区逐步脱贫奔小康，从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
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一)科学发展能促进民主政治进步，有效化解政治层面的民族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民族之间、阶级之间等等的关系”。分享权利是把握民族命运的基础。在当代世界，“少数民族日益坚持自己的要求并谋求权利，是一个正在影响着发达的和发展中的、西方的和东方的、中央集权化的和尚未中央集权化的国家的全球性现象”。
在当代中国，扩大民族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多民族国家的国体决定各民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利。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本质赋予了我国各民族平等的政治地位和同等的民主政治参与权利。在民主政治发展方面实现科学发展致力于解决民族问题，主要是完善民族政治参与的制度和渠道。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让各族人民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事务，积极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以此增强民族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内化国家认同。设立民情民意上传下达的有效渠道，确保各民族群众能够及时表达和反映自己的心声。各级政府及时了解民情民意，及时化解不满情绪和各种矛盾。
科学发展还要求国家建立机动、高效的民族社会危机处理机制和民族意识调控机制。民族意识和宗教情感往往成为最廉价、最有效的政治动员资源，被敌对分子利用，煽动起破坏国家统一的不法活动，危及社会稳定。民族意识和宗教情感作为敏感的认同纽带，也常常会使局部的、场景式的民族纠纷、摩擦向更大的范围扩展、升级，从而形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危机或群体事件。针对这两类不同的社会危机，应建立起及时、高效、有力的危机应急处理机制，快速稳妥地化解危机，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和睦，捍卫国家主权。民族问题本身是民族之间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的对立双方是相关的民族整体，而相关民族整体的态度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本民族民族意识的强度。关注民族意识的发展轨迹，审视民族意识的发展变化，及时对民族意识进行调适，将有助于避免民族问题的产生和现有民族问题的解决。
(二)科学发展能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化解经济层面的民族问题
从经济结构上看，西部与东部地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实现程度差距较大的是经济发展、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在经济发展方面，西部与东部地区农村的发展差距在8年以上；在人口素质方面，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在10年以上；在生活质量方面，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在5年以上。2005年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1170万人，约占全国总量的50%；贫困发生率为6.9%，比全国高4.4个百分点，其中大约有20个民族的390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24%。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大多数分布在西部地区，居住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75%，因此，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
在历史上的民族政治压迫因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被消除之后，经济因素引发民族问题的权重空前提升，而消除经济发展的差距只能靠分配环节的均衡化和生产环节的差距缩小。分配环节的均衡表现为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政策倾斜，生产环节表现为国家对民族经济的政策支持，但如果民族地区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效仿东部地区，一则很难实现赶超，二则可能引发诸如生态恶化等其他问题。因此，缩小民族经济发展差距，必须立足于民族经济的科学发展。民族经济的科学发展关键体现在评价标准的科学性上。民族经济科学发展的标准不是简单的东部地区的指数标准和量化数据的套用，而是要以民族群众的需要满足程度为基点，即民族经济发展应以内生需要为内驱，以外在支持为助推，在发展评价上体现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民生标准、生态标准、质量标准、速度和效益标准、永续性标准统合为科学的评价标准。
民族经济的科学发展在发展目标设定和发展模式选择上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从主观认识方面看，作为本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民族群众因为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不同而对本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模式理解也不同。发展目标的设定和发展模式的选择只有和发展主体的主观认识趋同或接近，发展主体才会在实践中形成积极性和主动性。从客观方面看，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居住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决定了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消费结构、生产方式各有千秋，主打产业也各有不同，有的地区旅游业、商贸服务业发达，有的地区畜牧业发达，有的地区工矿业相对发达，因而，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应从本民族、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各具特色，各有长处，各具优势。
(三)科学发展能促进民族文化繁荣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可以有效化解文化层面的民族
问题
文化是民族稳定而长久的特征，民族是文化的主体。从一定角度看，民族问题是一个突出的文化问题，事关社会稳定的精神支持。民族的差异性通常会通过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表现出来，由于民族文化都是民族精神、审美价值的外在表现，所以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会从较深层次影响到民族关系。20世纪70年代，西方兴起了后物质主义思潮。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表明，人们判断幸福和满意的标准已由物质主义时代的单纯重物质满足，转向了既注重物质满足也注重文化精神满足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多地关心自己的文化和精神感受，于是基于价值不同的文化冲突不断增多。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出现了个别出版物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事件，其实质就是一种文化差异引发的价值冲突。
科学发展落实到民族文化层面，一是要有尊重和包容的多元文化观，即承认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各民族成员长期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对话”的成果，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和价值，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应受到尊重，人类的文化是同生共在、在多样中发展的。关于文化的价值，文化相对论的观点认为，“承认由各个社会为引导人们的生活而产生的价值，理解它们的对于靠它们而获生存者所具有的价值，虽然它们彼此之间有区别”。二是要有辩证的文化发展观，民族文化需要创新和发展。各民族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质的同时，不断扬弃自身文化中消极、过时的成分，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才会使文化体系保持活力。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通过发展来延续，实现文化发展，各个民族都能从文化多样性中受益。民族文化差异并不必然导致民族文化冲突。回顾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异质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借鉴、合作从未间断。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不同民族之间存在文化通象特征。由于不同民族具有共同的生理构造，面对的自然及社会环境也有相似之处，因此，有些文化现象在几乎所有已知的社会中都存在，这就是文化的共性。文化共性在人类发展初期表现得更为突出，不同地域的民族在原始宗教、生产方式等方面几乎有着共同的特点。也就是说，各民族的文化成分中有着共性因子，有着取向整合、遏制冲突的基础。另一方面，文化差异是否导致冲突关键在于民族间对待他民族文化的态度，如果各个民族像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一样尊重他民族的文化，文化多样共存的格局就会形成。如果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中心，歧视、排斥、贬低他民族的文化，就会埋下民族文化冲突的隐患。
(四)科学发展能促进各民族成员和谐交往，可以有效化解社会交往层面的民族问题。民族散居化和各民族人口多向流动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各民族成员彼此交往、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在社会交往中出现民族问题的机率也随之提高。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标志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经济发展环境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面临许多机遇，同时也对今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合作中，以开放促开发，发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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