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佛教法幢宗及心道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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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佛教法幢宗及心道法师

兰州大学 王运天 梁一仁

中国佛教自汉传入中国以来，宋明以后逐渐衰落，但清末民初随着一批高僧、学者积极开展佛教文化事业，曾呈现了“复兴”现象。他们在中原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印经书、办报刊、建道场、组织研究会、创办佛学院，培育僧才，四处弘法，融通宗派，以期振衰起微。

历史上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欧洲及西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在他的主干线上有一段长达一千多公里，宽几十公里，最窄处仅十公里的狭长地带，夹在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之间，形似走廊，又在黄河以西，故称之为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山脉、高原、沙漠、戈壁、绿洲穿插其间，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河西文化”孕育和诞生的土壤。况它的历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还独领风骚，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发展做出过特殊的重要贡献，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不息，而河西地区因山河阻隔未受波及，各地的著名学者能工巧匠、众多文化人，避乱来此休养生息，收徒授业，使发达的中原文化和各民族大批珍贵学术典籍在此地得到保存、传播和发展，后称之谓“五凉文化”。使河西走廊成为古老的华夏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及其相应的文化宗教等汇流之区。宗教方面也呈现出五颜六色的景象，欧亚各种教派甚至巫教邪教这儿都曾有过。

当历史的车轮已从封建专制走向共和，沿海一带和中原地区随着水陆交通和科技实业的发达，已萌生现代文明景象之时，而呈现在河西走廊的却仍是守旧和落后。在文化宗教方面更是宗派林立，民间信仰繁多。仅佛教而言，汉传佛教敬仰的观音菩萨，在这儿就有观音老母、观音娘娘、观音仙姑等多种称谓，那些土生土长愚昧无知的出家人，也是自立山头，寺院变成家庙，充满迷信和封建色彩，根本谈不上佛教的教理、教义和正信。

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位厦门闽南佛学院毕业并在福州鼓山佛学院任教，受虚云、弘

一、印光、太虚等诸大善知识教诲的湖北高僧心道法师遵恩师湖北章华寺钦命方丈净月上人之命，只身远赴西北，到青海塔尔寺修学藏密。途经陕西、甘肃等省时，亲临藏、蒙、回等民族地区，耳闻目睹了西北边陲佛教式微，教律松驰，僧伽无多和外道盛兴，危害正法的现象。

面对多民族、多信仰和邪教横行的现实，心道法师往返于青海、甘肃、陕西、宁夏、新疆、内蒙、四川等省区讲经说法，引导信仰民间宗教及各种巫婆神汉会道门的群众和信徒，反邪归正；并要求僧侣彻底革除所沾染的社会恶习和原沿袭的教内陋规，严守戒律教规；并倡导平时修持，要诸宗融汇，互不排斥、责难，要相互尊重，不论是大乘还是小乘，都要遵佛祖“建法幢、震法雷”，勿使“法殿欲崩，法幢欲倒”，要建法幢于处处，破迷网于重重，就要使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教义和人生佛学进入社会。遇到战争和重大灾难时，要救国救民，清除世俗间把佛教理解为处世消极，不关心国家兴衰和国民存亡的等等尘障。如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北他号召和组织广大信徒抗日救国，亲自组建了“中国佛教徒战地服务僧众救护队”、“僧侣防空义勇队”等，自任总队长，晚上学佛诵经，白天训练救护技术，赴战地救护伤员，捐资慰劳抗战将士、救灾、助学；举办护国息灾法会；发动僧众参加劳动，植树、造林办手工作坊、工厂等等，这些深受社会支持和重视。

在塔尔寺学密法时，受到九世*大师的赏识，康藏大*、金刚上师亲施灌顶、授记、传授密戒，修持金刚乘法，获堪布之位和班智达尊称。恩久*亲任经师，并赐“丹巴增贝堪布佛”称号。九世*大师嘱其曰，“吾们原来一家人，宜相亲而相近，共弘佛法”。使心道法师以汉僧的身份，登上了喇嘛的法台，讲经说法，这在藏传佛教寺院实为罕见。在回族聚集的宁夏省和伊斯兰教的阿訇平等论教，友好相处，其释穆（穆斯林）一家的主张，被当地人民广为传颂。

因心道法师1933年在上海法藏讲寺接兴慈上人天台宗四十三世法脉；1940年在湖北章华寺接净月上人临济宗五十世法脉；1941年在青海塔尔寺由九世*和恩久*、阿嘉*亲施灌顶并授记，所以深受各族信教群众的敬仰。1942年在河西等地汉、藏、蒙诸佛教信众的拥载下，他决心创立“法幢宗”，以弘扬正信佛法。农历十一月十一日，将张掖古佛禅寺改称“大法幢寺”，正式创宗。在西安大兴善寺任方丈时，创办僧学院、出版《西北佛教周报》、成立“法幢学会”，编纂《法幢丛书》，这一切得到当时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和虚云老和尚的充分肯定与赞赏。

所谓法幢宗，并不是别出心裁新立一个宗派，而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西北地区民族杂居，宗教信仰广泛，除回族信仰伊斯兰教，蒙族和藏族信仰藏传佛教之外，正信的佛教徒，在汉族中本来就不多，却教派林立，以历史沿袭和新从外地粗浅学来的诸宗诸派学人，如天台、临济、伪仰、曹洞、慈恩、净土等，又互相排斥；再加上本地很多僧侣素质不高，又忙于赶经忏、办庙会，还迎合民间习俗，搞占卜、看阴阳、焚纸钱等迷信活动，疏于弘扬正信，把十方丛林变成子孙庙，使诸多打着佛教旗号的各种会道门遍布各地，如大乘门、清茶会、归根道、二宝会及孔孟道、一贯道等反动邪教，乘机横行等现实，他以高深的佛教典籍理论，把当时群众信仰最多的净土宗和禅宗、密宗融合在一起，汇聚在佛祖的法幢之下，这样就把打坐参禅的禅宗信徒、念佛诵经的天台、净土等显宗信徒以及藏蒙族中持咒修学的各密宗信徒，都随缘地聚在同一个寺院（法幢寺）或居士林（法幢坛）所设的禅堂、念佛堂、密坛内修学佛法。同时只要是行善积德，育人济世的各教信众，研究佛学典籍的各界学者、善知识们也都可在“法幢学会”共同商讨参学。心道法师在西北五省区弘法，前后达十五年之久，所到省、市和县、乡皆创设、改组和筹建居士林、佛教会、念佛堂等上百个佛教团体，新建、改建、恢复数十座寺院，依律、遵法、按仪传三坛大戒七次，剃度弟子百余人，受三皈依和五戒的居士数以万计，其中也有社会贤达、名流和民族地区头人等。现在西北诸省，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信徒和后来剃度、皈依的教徒中，凡原法名、法号为融某、谛某、理某、道某、振某或广某、润某、慈某、风某、溥某者，都是心道法师的再传弟子。心道法师，参学习律于东南，弘法建宗于西北。主张佛教革新，破除陋习，主张人间佛教，入世学佛，依律依戒，建寺创宗，曾一度在教内外引起非议：重修持者，斥之另立门户，无视显密差异，有违所谓的“教规”、“教制”；重弘法者认为他不参政、不干政、不议政、只拥政的主张对当局政要若即若离，有碍弘扬；持异议者和受责罚者心怀不满，设障刁难，甚至讹传心道已破戒还俗、被逐师门、投湖自尽、自缢身亡等。外道也恐揭其愚弄信众的真相，不断诬陷诽谤，造谣中伤，在青海和新疆身陷囹圄如此等等。导致当时编撰一些佛教书刊时，跳不出宗派的偏见和信息的局限，删去了心道法师的许多弘法事迹。虽然因误解、传闻等种种原因，教内外对心道法师褒贬不一，但是他在西北数年，依据西北特定的地理、社会、经济等因素，契合佛教的教理和教义，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佛教在西北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赋予了新的发展理念，其奠定的弘法基础为现在西北诸省佛教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九四八年离开西北，南下住持南京普照寺，并成立中国法幢学会暨南京市分会。随后住上海弥陀寺，不久迁锡南昌，住永福庵、南海行宫和佑民寺。新中国成立后，因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心道法师在寺内组织僧众拥政拥军，从事生产劳动，并兴办旅社、服务和手工小作坊，自食其力维持道场。曾任江西省和南昌市政协常委，南昌市佛教协会第一二届会长等职，并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二、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任理事。1968年，往生于江西南昌。僧腊47年，世寿64岁。

时值建设华夏文明传承与创新区的今天，着手研究探索挖掘当年在丝绸之路上为振兴佛教而做出贡献的诸善上人，如心道法师，具有时代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