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评传_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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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评传》洪志刚

郑州大学出版社

目录：

一、从杭州到海盐（出生、举家之迁、胆小的男孩、医院里的风景）

二、无序的成长（阅读是如此的温暖、墙上的风景、快乐的写作、高考）

三、川端康成的启蒙（牙医生涯、川端康成的魅力、雄心出展、闪烁的《星星》、幸福的文化馆）

四、刀锋上的行走（从“小偷”到“大盗”、先锋出击、暴力与死亡、人性悲歌）

五、内心的真实（北京：另一种现实、虚伪的写作、在细雨中绝望的呼喊、寻找突围）

六、悲悯的力量（人物开始了奔跑、《活着》意味着什么、《许三观买血记》、无边的悲悯）

七、我能否相信自己（写作是为了回家、他没有自己的名字、往事并不如烟）

八、阅读与交流（音乐的魅力、寻找大师的智慧、网络与文学、与世界对话）

九、继续远行（艰难的自我超越、伟大的梦想是一部杰作、喧哗中的远行）可以读的论文：叶廷芳《他为了灵的至美，付出了肉的牺牲》 李陀《阅读的颠覆》

在《最初的岁月》中，余华曾这样描述他的童年：

我的记忆是从连一辆自行车也看不见的海盐开始的，我想起了石板铺成的大街，一条比胡同还要窄的大街，两旁是木头的电线杆，里面发出嗡嗡的声响。我父母所在的医院被一条和隔成两半，住院部在河的南岸，门诊部和食堂在河的北岸，一座很窄的木桥将他们链接起来，如果有五六个人同时在上面走，木桥就会摇晃，而且桥面是用木板铺成的，中间有很大的缝隙，我的一只脚掉下去是不会有困难的，下面的河水使我很害怕。到了夏天，我父母的同事经常坐在木桥的栏杆上闲聊，我看到他们这样自如的坐在粗细而且还老摇晃的栏杆上，心里觉得他们实在了不起。

余华曾深情的说道：如今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海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都会从那里产生。（《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我觉得这句话不仅道出了一个人内心深处无法派遣的文化记忆，也表明了地域文化在作家成长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的精神辐射力。

P68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对写作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童年记忆中的一切都是一个人最初获得的人生经验，它的新奇特征，鲜亮程度，陌生化效果，会以异常丰实的景象存留于他的心中，并构成他潜在的记忆资源。他自己也曾认为：我对叙述中暴力的迷恋现在回想起来和 童年的经历有关，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的父亲是外科医生，小时候我和哥哥两个人没有事做，就整天在手术室外面玩，我父亲每次从手术室里出来时，身上的手术服全是血，而且还经常有个提着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的护士跟在后面。当时我们家对面就是医院的太平间。我可以说是在哭声中成长起来的，我差不多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哭声。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医院死去，我差不多每天都要被哭声吵醒。

P72他对非理性的人性本能所赋予的合理性来看，他无疑首肯了这种隐藏于理性体系下的存在状态。所以，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余华果断地将司机与暴民的关系彻底地推到叙事背后，使人们无法从常理上推断出司机与暴民之间，究竟达到了怎样一种妥协。也正是在这种吊诡的关系，决定了“我”的所有反抗变得毫无意义。“我”只是暴力戏弄和摧残的对象，是乖张人性的印证物。

P73：‘利我’愿望的实现，这些暴力的发生发展，很少有必然性的逻辑规定，也无法用正常的价值体系来评判，它们最终目标都很明确，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施暴者自身原始需求。

乌纳穆诺曾经说过：“人类思想的悲剧性历史，根本就是理智与生命之间的冲突的历史：理智一心一意地要把生命理性化，并且强迫生命服从于那不可避免的最后死亡；而生命却一直要把理智生命化，而且强迫理智为生命的欲望提供服务”（《生命的悲剧意识》上海文学杂志社印行1987年版，第12页）从某种程度上说，余华其实是用自己的想像，艺术地呈现 这种不可逾越的生命悲剧。

79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他创作了一批先锋式的短篇小说，包括《古典爱情》、《爱情故事》、《鲜血梅花》、《此文献给少女杨柳》、《往事与刑罚》、《两个人的历史》等。

80从叙事内涵上看，这些作品任然保持着《十八岁出门远行》以来的审美思考，或结构古典，或错谬因果，或时空穿梭，依然是在倾力的展现种种高度自由的内心化叙事，但是在审美情趣上，这一时期的作品则悄悄地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爱情故事》之外，其他的小说都明显减少了血腥气息，也大力削弱了暴力场景的直观叙述，而是代之以更强硬的哲学思考。

P85 在1989年第5期的《上海文论》上，余华发表了第一篇带有宣言性质的长篇论文《虚伪的作品》。因为这种真实观不仅限制了作家想象力的自由发挥，还导致了文学创作对对客观真实的高度依赖，使文学无法真正地进入人类的精神地带，展示各种丰沛的心灵景观和人性品质。面对先锋与传统之间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障碍——“真实”问题，余华毫不含糊地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审美观念，即“内心真实观”。

P91

1990年新春伊始，余华便按部就班地着手长篇小说的尝试。这便是《在细雨中呼喊》（原名《呼喊与细雨》）中的写作。它伴随着余华对以前先锋性的霸权叙事的重新质疑，也潜示了人类生存中的悲悯情怀开始慢慢地浸入余华的内心深处。因此《在细雨中呼喊》作为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并非仅仅意味着他在创作潜力上的再一次彰显，还意味着创作主体自身的一次艰难的嬗变——由冷静、强烈、暴烈向温暖、缓和、诗意转移，由人性恶的执迷展露转向人性善的深情召唤。92受难意识：很多人将《在细雨中呼喊》视为余华创作由先锋实验向朴素回归的一个转折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篇有效地限制了暴力性的叙事话语，将以往那种令人兴奋的血腥气，彼此杀戮的痛快感，赤裸裸的人性攻击欲剔除在外，而代之以温情和悲悯的意绪。

94：这是一种文明缺失的代价，是物质和道义的双重匮乏所导致的结果。但是，从余华叙述的核心目标来看，对基本人性的漠视，对基本人道的贬抑，对人的基本尊严及其伦理温情的践踏，才是形成孙光林内心苦难的根本缘由。

95.这种受难主题的确立，其深远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使这部小说本身有了某种悲悯意识，更重要的是，它折射了余华心中渐渐涌出的某种自觉的苦难的意识。

105、悲悯的力量

经历了《在细雨中呼喊》的写作之后，余华渐渐地完成了自我写作的又一次重大调整。这次调整，不仅使余华有效地缓解了以前的先锋探索与传统写作之间的割裂状态，而且也使他重新认识到了小说叙事对生命存在状况的一种尊重。1992年完成了他重要的代表作《活着》还先后创作了三部中篇和一部短篇《夏季台风》、《祖先》、《一个地主的死》、《命中注定》

107这种变化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余华充分意识到了人物自身的生命价值，使小说叙事明确地回归到生命内在的丰饶性上，从而尽力回避创作主体对人物形象的过度干预

英国作家劳伦斯曾说过：小说是生命的一本光辉的书籍。除了生命之外，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劳伦斯等：《英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1页）

米兰昆德拉：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实人的可能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小说的艺术》，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2页”

“活着”是本是中国人的一种最朴素的生存愿望，也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生存要求。但是活着的背后，又分明地洋溢着一种对生命的感恩，也折射出一种对命运的自然承受。这个词表达的意蕴不是进攻、喊叫，而是忍受，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活着”是生命本身的要求，也是活着的人的最基本的目的，人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余华：任何小说，有的小说就是先从一些细部开始，有的就是先有一个主题，那条路都可以去走，而且结果往往一样，没有那种一定要怎样的条框。《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4页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通过写活着，以此来展示“眼泪的宽广和丰富”，强调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传达活着是生命本身的要求这一充满苦难意味的存在本相。富贵后来在回忆自己的一生时感慨：这辈子很快就过了。。。我认识的人一个挨一个的死去，我还活着。富贵的这番话，看起来非常简单，也非常朴实，但细细品味，其中似乎又蕴含了某种“无欲之境乃至高之境”的中国式的生存理念。正是因为对简单原则的极力推崇，《活着》才赢得了某种近乎透明的审美效果。

1995年8月27日余华的又一部代表作《许三观卖血记》完成了。夏中义先生说“若曰卖血是另一种活着，那么《活着》便是另一种卖血。”《学人本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言外之意，他们都是通过极致性的生存方式，表达了对苦难的承受勇气，展示了生命的坚韧质地。许三观一共有十二次卖血的经历。124—125许三观卖血是出于好奇，终于慰藉，虽然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的卖血都滑出了自己的预想目标，但是，她使许三观的卖血行为形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人生圆圈，非常完整地记录了许三观以卖血来拯救苦难的现实目标，因为，除了开始和结尾的两次之外，在剩余的十次卖血过程中，有七次是为了一乐，一次是为了二乐，一次是为了私情，一次是为了全家，其卖血的结果，也都达到了许三观的预期效果，也就是说，他通过自己的血液，在商品交换化的法则中，实现了自我生命的哺育功能，使家庭摆脱了一次次的绝境，使孩子们的生命获得了延续，就像许玉兰最后向儿子们说的那样。王安忆认为：余华的小说是塑造英雄的，他的英雄不是神而是世人。但却不是通常的世人，而是违反那么一点人之常情的世人。就那么一点不循常情，成了英雄。比如许三观，倒不是说他卖血怎样，卖血养儿养女是常情，可他卖血喂养的是一个别人的儿子，还不是普通别人的儿子，而是他老婆和别人的儿子，这就有点出格了。像他这样一个俗世中人，纲常伦理是他安身立命之本，他却最终背离了这个常理。他又不是为利己，而是问善，这才算是英雄，否则也不算。许三观的英雄事迹且是一些碎事，吃面啦，喊魂什么的，上不了神圣的殿堂，这就是当代英雄了，他不是悲剧人物，而是喜剧式的。这就是我喜欢《许三观卖血记》的理由。126许三观卖血的核心意义，它体现了道义的力量对自我尊严的战胜，体现了利己的愿望对尊重生命的服膺，也体现了一个俗世中人在战胜自我的过程中，走向“问善”的不朽品质。

127卖血的荒唐仪式，其实却隐含了对血的敬重和对生命的崇拜。丹尼尔。贝尔曾说：仪式首先依赖一种神圣和亵渎之间的明确界限，这一界限是所有参与文化的人一致同意的。仪式把守着神圣的大门，其功能之一就通过仪式换起的敬畏感保留不断发展的社会必不可少的那些禁忌；仪式，换句话说就是对神圣的戏剧化表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92页

余华说作家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的诚实，必须在写作过程里集中他所有的美德，必须和他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恶习分开、在现实中，作家可以谎话连篇，可以满不在乎，可以自私，无聊和沾沾自喜；可是在写作中，作家必须是真诚的，是严肃认真的，同时又是通情达理和满怀同情与怜悯之心的；只有这样，作家的智慧才能够在漫长的长篇中小说写作中，不受到任何伤害。《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

146=147在余华心中，北京始终还别人的城市，在一次访谈中，余华曾由衷地说：“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当我不写作时候，我才会想到自己是在北京生活”《我能否相信自己》251页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是表明了余华对自身故土文化的深深眷念，也折射出了一个作家的写作与他成长之间形成的无法割裂的文化牵连。这是一种割不断的“红丝带”，他注定了一个作家终身皈依的精神资源无法剥离他最初的人生经验。所以，这里的回家，即是一种精神的返乡，也是一种灵魂向自我文化血脉的自觉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