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人度牒是什么_爱上僧人怎样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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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度牒是什么

度牒一百道，起码可以卖钱数万贯，苏轼用这些钱买米佣工，才使得“半年之间，目见西湖复唐之旧”，才有了之后位于“西湖十景”之首的苏堤春晓。

最近，关于僧人身份、僧籍管理的话题不经意间成了舆论热点，是耶非耶，现在不是有定论的时候，但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度牒制度，或许会给今天带来一些启示。

《水浒传》第30回中写道：孙二娘为了帮助“血溅鸳鸯楼”的武松“逃灾避难”，提议他假扮头陀，“得这本度牒做护身符”，“前路去谁敢来盘问？”武松果然依计而行，从此成了行者武松。

梁山好汉中的另一位僧人鲁智深，是赵员外买下一道五花度牒，让闯了祸的鲁提辖落发做和尚。鲁智深非常重视这本度牒，他离开桃花山时，“便取出包裹打开，没紧要的都撇了，……；胸前度牒袋内，藏了真长老的书信”。

度牒是封建国家对于依法得到公度（与没有度牒的所谓“私度”相对应而言）、成为僧尼者所发放的证明文件。唐代度牒都是绫素锦素钿轴，北宋用纸，南宋改用绢，和政府官员所用的纶诰材质一样，上面详细记载了僧尼原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剃度师名及所属官署，在日本还保存有入唐求法的最澄大师所得的一轴唐朝度牒实物，属于日本国宝级的文化财。

持有度牒的僧尼，不但有了明确的身份凭证，还可以得到政府的保障，获得免除租税徭役的特权。

度牒制度究竟始于何时，现在不能完全确定，目前关于度牒比较详实的记载出于唐代，在唐代度牒被称为“祠部牒”，因为自武则天统治年间起，僧尼隶属礼部四曹之一的祠部掌管，故有此称。

拥有度牒能免除租税徭役，从金融学的角度，它的现值就是未来免税的现金流量，不可避免会成为商品或者说准有价证券。在唐代，度牒的商品化总体上是偶一为之，但已经基本成型，宋代度牒买卖才全面盛行。

《醒世恒言》第十二卷《佛印师四调琴娘》写道：“原来故宋时最以剃度为重，每度牒一张，要费得千贯钱财方得到手。”为解决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困难，北宋英宗治平年间，朝廷开始出卖度牒，以弥补财政亏空。从此以后，宋一代始终用卖度牒作为政府应付营造、赈灾、筹饷的办法。比如神宗年间，政府就曾以度牒充青苗法本钱和市易法本钱，凭借度牒筹款来推行王安石的新法。

在苏轼的文集中，就有好多篇涉及要求朝廷特批度牒的文书，北宋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苏轼在杭州太守任上，针对当时西湖淤塞过半、影响这一带的农业生产和杭州百姓生活的情况，苏轼特向朝廷奏报《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要求皇帝拨发度牒一百道，度牒一百道，起码可以卖钱数万贯，苏轼用这些钱买米佣工，才使得“半年之间，目见西湖复唐之旧”，才有了之后位于“西湖十景”之首的苏堤春晓。

可以说，苏堤的建设经费靠的就是一百道度牒，再回过头去看《水浒传》，赵员外卖给鲁智深的这个人情还真不算小。

当然，度牒的商品化也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还是以宋代为例，发度牒的初衷是为了摆脱财政困境，而滥发的结果却是挖肉补疮，只能应一时之急，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而且，拥有度牒者数目的激增，就意味着大量的纳税人丁的锐减，此消彼长，反而进一步导致朝廷财政状况恶化。

度牒的商品化对佛教本身也有巨大的消极影响。度牒价格的高开高走、一路长阳，让普通百姓身份的善男信女的出家变得越来越困难，而有钱购买空名度牒的富裕俗人因为度牒而合法地具有公度的僧侣身份，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名列僧籍，但却不住寺院，恣意放肆，或虽住寺院而不守清规戒律。他们真正的兴趣不在精神层面的宗教皈依，而在现世的酒色财货。这对严肃神圣的佛教教义和天竺中土历代大德高僧传承下来的寺院戒规，无疑是严重的破坏。

南宋理宗年间，中元禅师就曾经指出：随着度牒的买卖，佛教的各种弊端日益增多，住持之职因货贿而求取，“嚣顽无赖之徒”凭借金钱而得入寺，如此下去，“何以整齐风俗？”

之后历代都有度牒制度，直到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因为“摊丁入亩”政策的广泛推行和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历时千年的度牒制度终于被废止。

当今，根据中国佛教协会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制定的《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寺院对要求出家的人，经查明身份来历，认定符合出家条件的，方可接受留寺，指定依止师，授予三皈五戒，经僧团一年以上考察合格，再正式剃度，并按规定的办法和手续发给度牒。”

但在实务操作中，现在只有统一编号的戒牒而并没有全面推行度牒，据不完全了解，只有在北京等地正在进行试点僧伽证制度，而全国范围的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备案工作的推进，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实现度牒的主要功能。

（原文载上海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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