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的考验_经济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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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的考验

——陈清泰所著《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一书摘登⑤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的研究显示，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阶段。

生产要素驱动阶段，是以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环境和低技能廉价劳动力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当地产业和企业借助廉价资源优势，在资源消耗量大的产业率先得到发展，发达国家该类产业也伺机向当地转移，当地开始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在这阶段企业没有创新能力，技术主要来自模仿或外资；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企业主要靠价格竞争。这类产业具有方便的“替代性”。低成本优势不可能永存，当其他后发展的地区一旦进入这一发展阶段，该地区的优势很快会丧失，产业的再转移将不可避免。

投资驱动阶段，是以资本投资作为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力。此时政府有强烈的投资愿望和较强的投资能力，企业有极高的产能扩张的冲动。大规模投资使基础设施改善、产业规模扩大、企业实力增强、产业配套能力上升、金融环境和竞争环境得到改善，与先进国家的差距缩小，从而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赶超期”。这一阶段主要依赖国外的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生产的是标准化而非差异化产品，与先进技术水平相差一代至两代，企业主要在价格敏感的同类同档次产品中竞争，各地产业结构趋同。这一时期较成熟的原材料、零部件会有一个较大发展，但由于对国外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的依赖，很难形成强大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这一时期在资本密集、劳动密集，特别讲求规模经济，而不太讲求售后服务的标准化产品，可以形成产业竞争优势。投资驱动阶段显著的特点是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环境污染加剧，进而使资源环境的约束增强、劳动和要素成本上升。这一阶段后期，由于对原料和投资品过度需求，造成生产要素持续涨价；由于产能过剩，所生产的产品不断降价。两者的“剪刀差”造成GDP增长很快，但财富积累相对缓慢、投资效益呈递减趋势。

创新驱动阶段，是以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经济发展涉及的各个领域相继出现创新要素，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体制、结构、组织、人力资源和分配机制等的创新。经济发展形成了新的动力，技术进步使劳动效率和资源效率不断提高，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经济增长质量大幅度提高。企业不再局限于引进、吸收国外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由专注产能投资转向更加关注创新能力的投入和建立核心竞争力。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主要不是价格竞争，而是技术和产品的差异性。正因如此，企业对成本和汇率变动的承受能力增强。在这一阶段，大学、研究机构的水平提高、数量增加，产学研研发体系形成，智力型人力资源优势得以发挥。这些新机制会进入自我强化的状态，在某些地区可以聚集某些产业，形成产业集群。以率先形成的优势产业为基础向纵向和横向扩展，形成更高层次的区域竞争优势。此时企业也会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差异化环节投资于国际市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快速成长。

改革开放后，中国从生产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起步。20世纪90年代，中国较顺利地进入高储蓄率的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和企业以持续大量投资，逐步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引进从全球市场上可以获得的先进技术、技术装备，建立起现代化、高效率，适应于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在资本密集、劳动密集、规模经济特别明显的基础原材料、标准化产品和零部件等产业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力，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最重要的制造基地。在此期间，企业完成了资本积累，具备了对国外技术的改进能力，全社会创新活动逐渐活跃。较好地实现了投资驱动阶段的历史任务。

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可以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不能及时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型，那么因缺乏技术进步的支撑，经济效率上不来，使投资效率呈递减趋势。不仅居民

不能更多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且资本积累获得的可能是“负财富”，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的终结。例如前苏联的结局和以阿根廷为代表的南美国家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很值得借鉴。

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对很多国家是一个很难跨越的门槛，能成功跨越的事例并不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只有日本、韩国实现了成功跨越，其后是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

中国能不能顺利实现转型，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严峻考验，关系未来国家的前景。中央不断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结构调整为主线”，提出“转变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等，所有这一切的一个根本的含义，就是必须加快向创新驱动发展阶段转型。由于体制上的缺陷，各地对投资驱动增长方式产生了很强的依赖；由于人们对这一转型的规律性、必然性缺乏认识，使转型的步伐十分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