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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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主要特点为，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该神秘统摄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该一神秘产生敬畏及崇拜，并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

2.宗教归根结底

是族群领袖为维护族群内部团结，假借神的名义（受神的启示）为族群制定的行为规范。

事实上，可以这么：人不是神创造的，而是人创造了神。在宗教中引入神只是为了使其教义更有说服力而已。一个宗教代表一个族群的行为规范，这才是最重要的。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很复杂，宗教信仰会影响法律。宗教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宗教常常被统治阶层用来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另一方面，宗教也常常被反抗者用来作为反抗压迫的工具。

3.藏传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和12岁等身像，以及大量佛经。依据藏地佛教历史记载，松赞干布本身为十一面千手观音，文成公主与尺尊公主分别为绿度母和白度母，后建大小昭寺。

随着喇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

清王朝通过尊奉藏传佛教，与生活在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新疆、内外蒙和东北地区的蒙、藏民族建立了强大有力的共同的精神信仰纽带，进而控制了东北到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为入关统一中国创造了重要条件。藏传佛教于后弘期时传入青海、四川、甘肃、内蒙、云南及今蒙古国，13世纪后开始传入元、明、清宫廷，对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和宗教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先后传入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周边邻国及邻境。上世纪初，开始传入欧美，分别建有传教中心或藏传佛教研究机构，并得到发展，现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之一。

当时西藏的政权是若干大奴隶主的联合统治，赞布是这个联合体的最高领袖，但由于本教在西藏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它的势力左右着赞布的决策和执政。

本教是“多神教”而且神灵是分散的，没有统一的主神，不利于松赞干布建立“中央集权”的愿望，那统治者总是希望的权利是集中、有力而且独断的当时吐蕃的周边都是流行佛教的地区，如当时唐朝也盛行佛教，出于政治的考虑，松赞干布主动重视佛教，在与唐和尼泊尔的交流中，松赞干布很可能意识到佛教对他建立集权的“中央政权”有辅助作用；这时佛教在藏区的势力还很小，几乎还没有民间信仰基础，在松赞干布以后的几位赞布也同样重视发展佛教，到赤松德赞时佛教的势力有相当的发展，同时佛教和本教的矛盾也随之增长，正是在这一时期佛教与本教的斗争过程是佛教“自觉适应”和“被迫适应”藏族社会政治的重要表现。

在“佛本大辩论”（）

后赤松德赞令吐蕃全区尊奉佛教，并且与贵族大臣在神前发誓，永不背弃佛教，政府财政给寺院拨款；选任可靠僧人也可位居大臣之列，佛教僧人开始进入政治领域，赤松德赞后的三位赞布都热衷与佛教，使佛教在吐蕃得以全面推行，逐渐渗透于藏族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生产活动，而且当时，供奉僧侣实行“三均贫富”和“七户养僧制”。吐蕃时期疆域非常辽阔，军队数量庞大军费开支严重不足，赤热巴巾时期僧人过于庞大，由于僧寺都免税造成财政危机；为解决危机，只能剥夺僧人的特权所以朗达玛采取针对“佛、法、僧”的灭佛运动，最终也导致吐蕃王朝的崩溃瓦解，这是藏传佛教政治功能对藏族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即美国社会学莫顿所谓的宗教的反功能。

藏传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和汉传佛教，它对藏民族社会生活的影响极大。藏民族全民信教，加之历史上统治者给予的特殊供养政策，及后来形成政教合一的制度，使藏族聚居区寺院林立，僧尼众多，寺院往往是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西藏纳入中国版图之后，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历代中央政府无不采取“因俗而治”的策略，把利用藏传佛教作为对西藏施政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保持西藏社会稳定，以实现中央的政治统治为目的的首要因素而谨慎从事；

二、藏传佛教有根据中央政权的强弱和对藏传佛教的态度，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对中央施加影响，使其在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中强占有利地位，由此可知藏传佛教不仅能够“自觉适应”社会政治的发展，而且始终处于一种“积极”活跃的状态中，与政治呈现出“动态性”的趋同关系。

民主改革之后，藏传佛教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变迁

政教分离是藏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表现，从此宗教也“很少”参与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组织，但是因为藏族历史的特殊性和藏传佛教对民众生活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某些方面藏传佛教与藏民族的生活仍然息息相关。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藏区的寺院乃至整个藏传佛教采取了民主改革，实现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成为个人的自由，这是藏传佛教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迫别人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这种变迁在解放以前的藏族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宗教领袖和宗教团体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条；利用宗教教义和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并要求宗教团体和宗教信仰者在政治上爱国爱党，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时代发展的要求，更是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相处”的必然趋势。

（一）宗教行为更加功利化

1、进行某些宗教活动的同时也希求经济利益

寺庙举办法会、僧人给人念经，都能有些经济收入。如萨迦寺每年举办的法会都能收到信徒的布施。据萨迦寺有关负责人介绍，萨迦寺一年收入可达100万左右，大部分是来自旅游收入，如门票、出售纪念品等；其次是寺庙的产业，如商店、旅馆等，萨迦寺的产业主要有药业、藏香、护身符、宝瓶等零卖旅游纪念品。在拉萨有新建旅馆，在日喀则正在修一个四星级宾馆，投资1300万元（贷款）；再次是信徒的布施。信徒的布施虽然不是主要的，但其数量也不可忽视。

普通信众则将朝拜和办其他事情攒在一起，既完成了朝拜的心愿，又顺便办了其他事情，可谓一举两得。如萨迦镇帕措村的一位老人说：“每天煨桑两次，每天供佛，早上在家中念经。去其他地方朝拜（拉萨等地），因为儿子在拉萨，一边看病，一边朝佛（费用儿子管）”。萨迦镇宗廓村的一位老人说：“家中每天要干活儿，没时间上拉萨朝圣，一年去日喀则一两次拜佛，顺便干些别的事。一年到萨迦寺4~5次，谁有空谁去，冬天有空时去转经，夏天忙了就不去了”。萨迦镇宗廓村一名村民说：“由于村务特忙，没有时间去朝佛，以前到拉萨去过几次，现在有4年没去过拉萨了，很想去朝佛，但没有时间去”。萨迦镇宗廓村有位年轻人曾因为出去打工路过拉萨时去朝圣，没有专门去朝佛的经历。此外，寺院和僧人在农牧民心中的神圣地位也在变化，到寺院帮忙已不是无偿的了，寺院如果给工钱，也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如萨迦镇宗廓村一位老人的女儿曾在萨迦寺维修当过小工一天能赚25元。萨迦镇宗廓村的一位老人介绍说：“只要去寺庙干活，寺庙就会给报酬”。可见，很多信众到寺院做工已经不是无偿的了，经济利益的驱动在寺院和信众之间也架起了桥梁。

2、宗教仪式本着简约化、节省化为原则

首先，从经济条件上看，家庭经济条件好的，每年用于宗教方面的开支相对多一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有些宗教仪式则因陋就简，有些宗教活动则该省就省。如萨迦镇宗廓村的一位老人说：“夏天忙了就不去寺庙朝佛了”。萨迦镇宗廓村的一位老人认为，很想去琼结，但由于时间、金钱等原因不能去，从未到过日喀则、拉萨等地。只在萨迦寺、琼结（去年冬天去了一次），现在村里家庭之间经济竞争大、生活有压力，只能一心一意谋经济发展。

其次，宗教活动与正常的生产活动冲突时，选择生产活动而省略宗教活动。萨迦镇的一位牧民说：“很想去朝佛，但从事农业、经营副业，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生产活动中了，根本没有时间去朝佛了”。萨迦镇宗廓村的一位老人说：“只有在主要宗教节日时才去萨迦寺朝佛，因为生产活动太忙，所以不经常煨桑”。萨迦镇宗廓村的一名年轻人小时候去过日喀则几次，也到过拉萨两次，现在由于农牧业生产很忙，已有20来年没去过拉萨朝圣了。

（二）宗教生活逐步现代化

1、僧人逐渐接受并使用现代化的工具

在现代化浪潮的包围之中，藏传佛教僧人的生活也不断向现代化方向迈进。如萨迦寺不少僧人开始使用了某些现代化工具。诸如手提电脑、电话、手机等现代化的工具，寺庙内部高层管理人员的办公室一般都安装了电话，有些上层僧侣则配备了手机和手提电脑；出门坐着轿车，或骑着摩托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有时还可看电视、电影，上网等，通过广播和电视收听收看各种新闻，也成为某些宗教职业者的一种爱好。至于僧人进茶馆、饭店等，则是屡见不鲜，某些僧人偶尔也光顾一下舞厅和电影院。

2、寺院、僧舍、道场出现了现代化的装备

现在的萨迦寺已经改变了对现代化设备的排斥之心，而是主动地接受并加以利用。寺内手提电脑、台式机、手机、电视机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购置。各个房间都安装了电灯，办公室、部分寺庙管理人员的宿舍也安装了电话，至于普通家庭所用的电饭煲、电水壶、电暖器、电动酥油茶搅拌机也都不同程度地进了寺院。寺院尚有自己的汽车以及少量的其他现代化工具。还举办了电脑培训班。据萨迦寺寺管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萨迦寺学经班有个电脑班，主要教计算机、汉语、英语等。当然，寺院现代化与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不过这足以表明，藏传佛教寺院也正在接受现代化的洗礼。

3、宗教仪式采取了现代化的手段

宗教与科学在历史上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也有相互吸收的一面。藏传佛教亦然。现在藏传佛教在宗教仪式上就不断吸收和借鉴现代科学成果。如萨迦寺举办法会时，也逐步利用了现代科技手段。法会现场的声、光效果浸润了现代气息，色彩、着装、外景也都不同程度地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了渲染。

综合以上可知，藏传佛教的宗教生活也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着现代转换。

（三）宗教观念渐趋淡泊化

18世纪初，卫藏地区共有寺庙3500多座，僧尼35万人之多[2]。另据魏源《圣武记》所载，乾隆二年，西藏喇嘛总数为三十一万六千余人，占全西藏人口的33%，占男子总数的66%。而且，喇嘛在信众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生育子女要请喇嘛命名；婚姻需喇嘛占卜；疾病需喇嘛医治；灾难要喇嘛禳解；死亡要喇嘛超度；何日播种何日收获亦要喇嘛决定；若天干无雨或有冰雹水灾，均须喇嘛祷告；至于春秋佳节祭祀跳神等盛典均由喇嘛主持[3]。

现在藏传佛教的信仰现状与历史上相比，无论是寺庙的数量，还是僧尼的人数，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据2000年的统计数据，西藏现有寺庙1700多座，僧尼46000多人[4]。不仅如此，信众虔信的程度、寺院的功能、教义的神圣地位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1、藏传佛教神圣地位逐渐淡化

民主改革前，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制度，藏传佛教是广大藏族民众的精神支柱，具有极高的神圣地位。民主改革后，政教分离，藏传佛教不再发挥政治功能，神圣的光环只在宗教领域内闪烁。然而，这并不能在短时期和很大程度上消减普通信众对藏传佛教的虔敬之感、崇拜之情。随着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推进以及信息化的加速传播，一些信众已经不再把藏传佛教当作精神依托、立命之所，也不再把藏传佛教的某些教义、信条当作价值坐标、行为指南。如萨迦县萨迦镇帕措村的格桑认为，以前的信仰浓，现在淡化了。萨迦寺的有关负责人从信仰今昔比较的角度介绍说：“现在人的价值信仰越来越淡化，宗教活动越来越流行，宗教走向世俗化、形式化的问题普遍存在”。萨迦镇的有关领导介绍说：“老百姓越来越靠科技，越来越不依靠宗教等神秘力量了”。

2、对藏传佛教某些功能的失信

现在，藏传佛教的某些功能已经退化了，某些功能则风俗化。如萨迦县的信众生病，绝大多数选择去医院，而不是请僧人；村民发生纠纷，多数人认为要找政府、法院来解决。就是与百姓性命攸关的生计大事，也不一定唯僧人是从了。诸如发生干旱或者下冰雹，也不一定完全依靠冰雹僧人了。萨迦镇有关领导介绍：民间说：“冰雹喇嘛已退休了”，这个说法很普遍（现在老百姓不依靠于宗教，但仍依赖于这种风俗习惯，婚丧嫁娶都不能缺少僧人等）。就像十世*大师说的那样，“宗教要服务于社会、老百姓”，也就是要满足于老百姓的需要。老百姓之间的矛盾由法院和政府来解决，不可能由*和僧人来解决。

3、对僧人虔敬程度的改变

民主改革以前，僧人在藏族信众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极大的神圣性，决定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此，格勒在《西藏传统社会中的宗教信仰》一文中有如下记载：“在人们的心目中喇嘛属于„三宝‟中的第一宝„僧‟，因而受到大家的尊敬和崇拜，不论属于哪一个教派的喇嘛，对于贫民百姓来说，都是皈依和依靠的对象。在西藏，一个人从生到死都离不开喇嘛的帮助，子女生下来要请喇嘛命名，子女长大结婚需请喇嘛占卜，平时患病要喇嘛医治，出门办事也要请喇嘛占卜，人死后更需喇嘛超度……社会上任何一种群体也离不开喇嘛，一个部落、一个村寨、一个地区，甚至西藏地方政府的重大事件也往往靠喇嘛念经、降神和占卜来最后决定。社会上的各种纠纷在俗人无法调节时靠喇嘛来裁定，占卜和神判有时候胜过法律。在日常生产中求雨、防雹、祈祷丰收等更是喇嘛的神圣职位，至于一年四季各种各样的节庆盛典同样离不开喇嘛的主持。”[5]

现在，虔诚皈依和依靠僧人的信众仍然存在，但这只是较少的一部分人。根据我们的问卷和访谈调查，许多年轻人已经不再轻信藏传佛教职业者是他们唯一的寄托。物质财富的获得、现实生活的幸福，更多的还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自身的病痛、肢体的伤残，则大多数前往医院或者诊所就诊；日常的矛盾、邻里的纠纷则更多地依靠政府的调节和法院的判决。这种变化主要受到来自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由于藏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通讯的不断改进，很多藏族民众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与外界接触，渐渐改变了观念，从而也改变着对僧人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宗教职业者自身的变化。部分，即使是极少数宗教职业者，如果经受不起经济大潮的冲击，抵挡不住金钱权力的诱惑，忍耐不了青灯古殿的寂寞而别有所图的话，就会影响整个僧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如萨迦县萨迦镇帕措村的一位老人说：“如果学佛经能彻底悟道的话，我觉得人生最好的选择是当和尚，但是当今社会这样的和尚很少，很多僧人求财富、地位，到处跑，甚至还俗等现象也很多”。萨迦镇的一名干部认为：“现在的僧人出家目的不明确，当僧人不为人类社会、来世着想，天天在混，受到社会潮流的影响，还俗的较多。随着僧人的减少及文化素质的退步，寺庙的文物也不好管或没有人管。”这说明，部分宗教职业者追求财富、地位的做法也改变了人们对僧人的虔敬程度。

（四）宗教信仰日益理性化

理性化并非理性主义者所独有，信仰主义者在宗教信仰需求方面也有理性的思考和选择。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广大藏区，无论是宗教职业者，还是普通信众，对藏传佛教信仰越来越具有理性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

1、宗教投入的理性化

普通信众的宗教活动，诸如经堂的布置、请僧人念经、寺院的布施、圣地的朝拜，无不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因此，萨迦县的普通信众，每年都要拿出一定的资金作为宗教活动之用，但又不是无限制地盲目地支出，而是根据家庭的经济实力理性地投入。如萨迦镇帕措村的一位老人，每天煨桑2次，每天供佛，早上在家中念经。每年去萨迦寺多次，每次捐2~3元，若儿子（和尚）不在时每月请1名僧人，每次1天（每次15~20元）。1年的宗教投入大概花400元左右，占家庭收入20000元的2%。萨迦镇宗廓村的有位老人，几乎每年去两次拉萨，家中其他人每年轮流去朝佛，每次每人至少花1000元；去萨迦寺的次数很多，他本人由于做生意去的次数较少，家人去的多，每次供1袋酥油、捐5~6元，他自己每年去朝佛3~4次，每次供养100元左右，1年他家供寺庙不少于1500元，加上外出朝佛，可能2000~3000元左右，家中每次请30名僧人念1天的经，给每个僧人20元（共600元）。宗教支出占家庭收入12万元的2%左右。萨迦镇宗廓村的有位老人，去扎什伦布寺一次最多捐8~9元，1年请一两次僧人念经，一次1名僧人念1天，每次15~20元钱；1年到萨迦寺去4~5次，谁有空谁去，捐供与扎什伦布寺差不多，每次8~9元。宗教投入150元左右，占家庭总收入13000元的1%多一点。萨迦镇宗廓村有位村干部每年到萨迦寺20~30次（大部分是为了办事，有些是村里的事，有些寺庙的事情），每次供的钱数不一定，一般在1~5元之间。这些年都未请僧人念经（乔迁时请过两次）。吉日煨桑，每次念经时间不一。吉日供水、供酥油灯。家人朝佛的次数多，每年宗教开支100元左右（正常情况下），占家庭收入2000元的0.5%。萨迦县有位茶馆老板，去过拉萨、那曲、日喀则、江孜等地朝佛，拉萨大概两三年去一次，每年去萨迦寺5、6次（县境内三个庙也是如此）。一次捐10元左右。宗教投入每年1000元左右，占家庭收入3万元的3%多一点。萨迦镇宗廓村有位老人很少请*和僧人，很相信佛、遵守因果报应。但由于经济关系很少请僧人。每年宗教投入100元左右，占家庭收入18000元的0.6%左右。萨迦镇宗廓村的一位老妇人隔一年到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去朝佛（跟村里人结伴去）。一次大概花1500元左右。吉日全家去萨迦寺朝佛，一年内请僧人念经两到三次，一次请两到三个僧人，一人捐20~30元。每年宗教支出1000元左右，占家庭收入3万元的3%多。萨迦镇宗廓村有位老人一年宗教投入150元左右，占家庭收入2万元的1%不到。可见，不管家庭经济条件如何，广大的藏族农牧民信众每年或多或少的都在宗教活动中投入一定的支出，但总是有计划地按照家庭的总收入理性地投入，而不是“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那样盲目地支出。

2、宗教信仰选择的理性化

长期以来，藏传佛教一直是广大藏族民众的精神寄托，见庙就烧香，遇僧就磕头，把家里的所有财产都捐到寺院也甘心情愿，可谓“千钟委于富僧，欢怀畅于容发”，孩子很小就送到了寺院。这种信仰是宗教情感的爆发，具有很大的感情色彩。现在，随着信息化的加速，广大藏族民众认识到可作为精神支柱的很多，藏传佛教不是所有人唯一的选择，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意识形态、思想主义、理想目标、宗教派别，但广大藏族民众最终依然选择了藏传佛教，这种选择主要是受家庭的影响和熏陶。但是，这种选择也是建立在有众多选择坐标基础上的，具有很大的理性色彩。如萨迦镇宗廓村村干部说：“关于现在年轻人的信仰，十来岁时不懂信仰，随着年龄增长，学些文化知识、受家人影响，到寺庙朝佛、祈祷，对信仰慢慢开始认识，时时参加宗教活动，渐渐形成了对藏传佛教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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