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化专题期末论文_西方文化专题期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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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李约瑟问题的思考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由于水平所限，本文只探讨科技方面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技文明非常发达，诞生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众多发明，对中国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有过不可估量的影响。而反观西方古代，除了一些天文学，几何，数学，哲学方面的成就外，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道的科技成就。

而在十六七世纪的西方，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各样的发明大量涌现。几乎所有的近代科技都是起源于西方，从地上的汽车到天上的飞船，从电的发现到整个社会的电气化，从计算机的发明到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这一切都来自西方社会。而中国则在这段时间内销声匿迹了。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国近代科技远远落后于西方呢？ 我认为有如下几点原因。

科技观方面：中国的科技观注重实用，不论是造纸术，火药，指南针，还是印刷术，都是为了一定的实用目的而发明的，而西方则更加注重抽象四维，譬如几何方面和代数方面的很多定理都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这正是中国所缺乏的。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这些抽象四维得到的结果似乎没有多大用处，所以西方的科技成就乏善可陈，而中国则由于其基于实用的科技观，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创造。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发明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再是一些人凭借生活中偶然的一些灵感和发现稍加琢磨就能做出来的了。它们需要雄厚的理论基础，其中就包括数学，几何学等一直不太被中国人重视的非实用的抽象的学问，中国由于这方面知识的匮乏，连理解近代科技都困难，更何况是利用理论基础去做出科技发明呢。

学术制度方面：西方大学的起源非常早，在文艺复兴之前已经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大学，而在文艺复兴之前就已经有了几百年的积累，在大学里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思想，虽然早期的大学多是教会大学，但其中也讲授一些数学之类的知识，这给后来的工业革命积累了公民的科学素养。而中国则是以科举作为社会学术制度的核心并以此作为学校制度建设的依托，一切为了科举制度服务。必修的科目也是一些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除了儒学之外都被排斥在了体制之外，如墨子之类有更多科技含量的经典都没有被纳入考试范围，自从明清以来尤其如此，规定儒家四大经典作为考试范围无疑是给中国人的思想套上了一层枷锁，而对科举的佼佼者的奖励就是进入仕途，这无疑让中国人坚定了“学而优则仕”，“学习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这对于科技发展无疑是一粒毒丸，它扼杀了读书人的创造性，并限制了他们的思维，这样死板的教育模式自然不能催生科技发明。反观古代四大发明，也没有任何一个是由科举产生的。火药可能起源于道教的炼丹者在炼丹过程中的意外发现，指南针的发现则更可能是出于偶然，只有造纸术和印刷术是刻意尝试的结果。火药本来可以有更大的用处（譬如制造兵器），而中国人只把它用于制造过年放的炮仗，这说明我们缺乏推广的意识，而推广也正是抽象思维的内容。而在科举诞生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科技发明也主要集中在农业，中医等这些不在科举体制内的学科。或者说科举对于科技发明没有任何贡献。

知识产权：西方很早就有了产权意识，人们在尊重他人产权的同时自己的产权也受到了保护。在近代更是有专利权等保护知识创造者的权益，这样人们就有更多的动力去搞发明创造。相反，反观中国社会，产权这个概念在古代根本不存在，并且直到明清，官方也没有任何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只是私人有些“秘方”之类可以保护知识收益但是不利于知识广泛传播的做法。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一些人去做创新，但是这种创新由于缺乏官方保护，注定只能在小范围内传授。而达不到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甚至是在今天，中国人依旧产权意识淡薄，各种盗版各种山寨层出不穷，因为知识产权这种观念从来就不是中国人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比如前段时间的百度文库侵权案，一些作家联合起来维护他们的知识产权。社会上的主流舆论却是支持百度的多，说这些作家无非是想要钱，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收益权本来就是作家的合法权益。而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出来维权又有何不妥呢？从这件事中我们只能说直至今日，知识产权的保护，在中国，仍然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对于知识创新者而言是很不利的。就拿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来讲，没有发明者，受益者是全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件好事，然而从更大的方面讲，这打击了中国人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在不能为个人带来利益时，又有多少人能投身创新呢？这些问题在十六七世纪之前并不明显，因为那是西方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尚处萌芽，没有健全的制度保障，而随着西方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完善，中国相形之下的毫无改观就更显出了对创新的扼杀。

地理环境：中国是陆地文明而欧洲是海洋文明。这样的地理环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二者的文化意识的差距。中国的面积几乎等于整个欧洲，而欧洲的国家数目却远远多于统一的中国，自从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之后，主流的封建王朝都是大一统的。而欧洲却从来没有统一过。由于国家面积的限制，欧洲诸国之间战争不断，每一个国家都面临这外界的威胁，各个国家处于一种势力制衡的状态。而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周边文明中最发达，最先进的。这就让中国人形成了一种盲目自大的自我感觉。认为自己处于天下的中心，并自负地藐视，排斥其他文明，认为它们与中国只存在藩属、进贡的关系。欧洲各国则不同，他们面对着诸多不可小觑的对手，时刻都要保持警惕和客观的自我认识。对其他国家先进的科技成果也竞相推广。因此，一旦一个国家有一个重大的科技成果，这个成果就可以在短时间内传遍全欧洲，而推动其他国家的科技进步。中国不存在区位竞争，因此各个地方的官员也没有推广科技成果的动力。另一个方面，中国的大陆文明在潜意识中，由于陆地面积充足，有一种对海洋的排斥和漠视，而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应对来自陆地的威胁。欧洲各国则不相同，它们由土地面积的限制，只能视线放在广袤的海洋上，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则更加推动了它们对海洋的探索。并推动了与航海相关的各种科技的进步。

哲学思想：这可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中国由于国土面积的充足和周边文明的相对落后，在思想上一直有些自负，同时中国哲学又讲求中庸、和谐、礼，这和研究科学所必需的思辨精神从本质上讲就是背道而驰的。“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这样的话绝不会从一个中国读书人的口中说出，我们讲究的是“尊师敬长”，“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我们不敢挑战权威，我们讲求的是服从。我们不讲“真理”而只讲“礼貌”。这样顾及面子的做法对探求真知而言是致命的。而西方则自古提倡思辨，怀疑，质疑，而在十六七世纪打破了教会对知识的解释权之后更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们更加开放地去追求真理。

总之，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在科技观，学术制度，知识产权，哲学思想，地理环境等多方面，中国的条件都不利于科技发展。在西方制度尚未健全的古代，这些优势并不明显，中国可以利用自己地广人多的优势取得更多的成就，而在十六七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制度的健全和西方一些一直存在着的隐性优势的显现，中国在科技方面自然就被西方远远地甩在后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