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元培学院发展历程_北京大学元培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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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的死与生——北大元培学院观察 九月的时候，我们几个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元培同学一起去见一个北大的学姐。北大的学姐在得知我们来自元培之后，冷笑了一声：我们那一级就有好几个很优秀的被“骗”进了元培。几个同学开始争辩，讲元培如何如何好。学姐再度冷笑。其实，在大一的时候，有很多元培自己的人都在大喊“上当受骗”。不满的情绪在大二大三持续弥漫，但到了大四突然渐渐减少了。毕业之后，之前的抱怨者居然都成了辩护者，似乎从来没有抱怨过。

我报考志愿的时候，理想主义情结不可一世。第一个否定的就是和“金钱”沾边的光华管理学院，第二个否定的就是和“实用”相关的法学院。但那时的我，只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却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历史之深邃，中文之精美，政治之诡谲，均强烈地吸引着我。于是，我便大笔一挥，写下了充满无限可能的两个字：元培。直到进了元培，我才发现我的同学中和我一样对于所谓“专业”迷茫不已的不在少数。中国的高中生们，在题山试海的轰炸下，想要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是什么，这该是一件多难的事情！

至少在那时看来，元培的前景是令人激动的：挂着北大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的名讳、自主选择专业、导师制、弹性学制、宽口径、重基础，这些对一个高中毕业生来说似是而非的概念，一下子在被理想主义洗脑过后的心灵中膨胀开来，放佛这个叫做“元培计划实验班”的东西，真的跟九十年前那个激情澎湃的老人治下的激情澎湃的时代息息相关。于是，背起行囊，我走进了元培。

当我第一次踏进元培的大门，便已经闻到元培死亡的味道。2007年9月，元培计划实验班换掉不伦不类的名字，改成元培学院。元培学院的成立，也就是元培计划的失败，元培从凌驾于各院系之上的计划，变成与各院系平级的学院，数年之前信誓旦旦的将北大变成大元培、仿效欧美建立本科生院的雄心壮志，并不意外地跳票了。成为元培人的第一天，便目睹了大元培的死亡。躬逢其死，倒也爽快，接下来的四年，便有了足够的时间，去观察偏安王朝的小元培怎样在“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中求生存。

元培的时代终结后，小元培的日子更为凄凉。元培的自主选择专业，必须得到各专业院系的配合，然而某些大院系就是公然不配合，由于财大气粗，也就根本无可奈何，只好让钟情于斯的一干人等把苦水往肚子里咽；元培人的跨院系选课，每逢到了期末考试，总是一堆考试撞车，于是又是一干人等，穿梭于元培教务和专业院系教务之间，汇报、挨骂、协调，弄到后来只好一声叹息。我们的第一任院长、高度理想主义的朱庆之教授，在大元培转轨为小元培之后不久，朱院长即挂冠而去、远走香港。朱教授对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汉语言文学是我谋生的手段，而我还有我自己的兴趣。”朱院长心怀天下、目光如炬，断然不肯做这种小朝廷的儿皇帝，除了出走，估计也实在没有其他的方案。我大一上曾选过朱教授的《古代汉语》，至今仍受益于《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的诵读，而朱教授也成了本科期间极少数几位给我们的“论文”进行回馈的老师之一。

一个流传很广的、不知真假的段子讲述着元培的辛酸：大概是2002、2003年的样子，在某堂人数爆满的课上，一位老师望着教室后面站满的人群，说出了以下这句话：这堂课选课的人太多了，为保证本系的同学能够选上这课，请元培的同学出去吧！假设这个段子是真实的话，我不知道我的师兄师姐们是在怎样一种众目睽睽之下退出了那个挤得满满的教室。几乎我的所有同级同学们在刚一迈入元培就听到了这个段子，第一次听瞠目结舌，第二次听怒火中烧，第三次听归于无奈，第四次听便开始指责对方为祥林嫂。2007年的元培处境，已经比2002年好得多，起码不大会发生这种公开被歧视的悲剧，然而“非我族类”的颓唐，却依然在举手投足之间弥漫，让每一个元陪人都能感觉到自己似乎是这个园子的异类。

我对元培的认同就是在类似的段子中开始孕育，然后在亲身的经历中开始成长，等到毕业的时候，发现所有的牢骚都成了辩护。在元培的第一课，便是选课。在所有院系均优先保障本院学生的选课权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元培人都或多或少地被挤下若干门专业课。在元培的第二课，便是认生。与一堆专业院系的同学坐在一起，元培人总是很显眼的，或则遗世独立，或则自动抱团，总归有一种他者的感觉。在元培的第三课，便是迷茫。被赋予了在众多专业院系间穿梭而行的权利，也开始了选择越多越痛苦的纠结。每一个元培人都会去质疑：元培准备好了吗？元培带给了北大什么？元培带给了我们什么？我不得不说，元培的成立是草率的，因为它根本没有得到学校和专业院系足够的支撑，也根本没有自己的教学资源；元培什么也没有带给北大，北大并没有因为元培而真的在教育改革上有所迈进，北大还是那个北大，不增不减。这些令人扫兴的答案，应当归咎于昔日政策的制定者。据说当年元培方案的出台，乃是几位海归学者上书校长的结果，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然而，在元培的十年发展史中所真正依仗的力量，不是我们日理万机的校领导、也不是我们飞来飞去的知名学者，而是三五个尚在其他院系兼职的老师。他们游走于诸位领导大人之间、行走在众多专业院系之间，真正地在为元培的前途和元培学生的福祉奔走，有的因为挫折而离去，有的因为希望还在坚守。一个当初被作为事关学校发展前景的改革计划，草草地开局，草草地行进，如果自己不去争取，没有一个人肯来施舍。所谓的冷眼和谩骂，我的元培老师们全部一揽子承受下来，默默地耕耘，默默地拓展。面对一个不负责任的当局，元培人所能依靠的，就是自己。

那么，元培带给了我们什么呢？在我看来，所有元培人的最大收获就是纯粹。和我同一个寝室的，乃是三位当年的奥赛金牌得主，于是我这自高一以后再也没碰过物理、化学的纯文科生，拜此机缘所赐，居然跟他们大谈特谈起夹逼定理、高斯公式、常微分方程等玄之又玄的概念，以及被普及数学史和物理学史。当然我也不忘推销秦始皇、史达林还有卡扎菲，以独裁政治学的视角观察历史上执政者与科学家之间的依存关系。我的左边隔壁的何同学，由理科转经济，精通政史，尤擅逻辑，于是常常和我争辩国是，虽鲜有一致，而多有获益。我的右边隔壁的杜同学，由物理而生态，口头禅便是“战争是人类的癌症、人类是地球的癌症”，理想主义得一塌糊涂，与我实在是一丘之貉。在整个四年期间，我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着五光十色的学科的元培人相互切磋，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考虑诸如就业和升学之类的实际问题。这群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一个是犬儒党、跑路党、带路党，他们天真地以为每天所谈论的那些事情会因为他们的谈论而改变，他们也天真地以为总有一天自己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把高高在上的理想主义践行成低低在下的现实主义。套用最近网络上的一句流行语：这群元培人，要做的是要有光、要有诚的人。

小朝廷终究还是要生存，而且能在困境中庄敬自强，一展赴台之后蒋中正的风范，也才能真正的走出困境。于是，我们有了元培-耶鲁项目，我便有了机会和万里之外纽黑文的杜嘉实（Jorsh Dorsey）结下缘分，也有了机会去聆听和品评耶鲁老师的授课；于是，我们元培的学生开始走出国门，穿越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游走在中心和边缘之间，而我则选择去了台湾一家并不特出的大学，因为我志在登岛；于是，我们有了政经哲和古生物学专业，第一批政经哲专业的毕业同学都成绩斐然，为元培增光添彩。

更令所有元培人感动的是，元培的学生，走上了雪域高原，走进了华夏边陲，以最最纯粹的理想主义，去做最最有现实意义的事情。这些都是元培人自己一步步打拼出来的，而我知道，每一步都很艰难。

我知道，不应该以理想主义强求元培，所以大元培理念的逝去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它的提出本来也没有经过合理规划，更没有得到专业院系的同意。大元培的失败，早已经是定局，而小元培的成功，则是我们现在可以孜孜以求的。大元培的死，不是自杀，而是他杀，北大的前途，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会因为大元培的死而付出惨重的代价，所有看笑话的、扔石头的、挖墙脚的院系，也都丧失了大元培本来能带来的机遇，这种鼠目寸光，实在令人惋惜；而小元培的生，乃是所有元培人暴霜露、斩荆棘开辟出来的尺寸之地。不必抱怨黎明前的黑暗，元培人怎样，元培便怎样。在毕业季，所有的元培人已经停止了对元培的抱怨，大家都开始珍惜起这份难得的夕阳时光。在南戴河、坝上的疯狂之后，我们07级元培人在最后一刻凝聚成一个整体。由于专业不同的缘故，即便是同班同学，也鲜有见面机会。借着毕业季的狂欢，许多四年以来没讲过几句话、没见过几次面的同学熟识了，但也就此告别了。

元培ambition(野心)已死，元培ambition(雄心)长存。北大可以永远没有我，而我不能一日没有北大。

临别之际，挥手之间，化用先校长严复的诗句，赠与所有活着的、死去的、离开的、留下的北大人：“震旦虽沉陆，来日必倒悬。太平如有象，把酒会林泉。” 元培理想的重生，就在我们的身上。试看天地翻覆。

（作者系北大元培学院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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