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生思想及其现世价值_中国古代民生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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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民生思想及其现世价值
【摘要】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逐渐解放自己的历史,而这部历史的主线就是人们在需求与满足之间的轮番选择与放弃。不论是野蛮还是文明,生存就是人类存在的最低线,凸显出民生永远是人类探讨的首要话题,人们在探索和思考改善民生问题时表现出很高的智慧,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了解中国古代的民生思想,可以更好的为当今社会的民生建设服务。
【关键词】古代民生思想 十八大 价值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与民生思想紧密相连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是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民本思想作为一种执政理念,经历了远古时期的“天本”和殷周时期的“神本”,形成于春秋时期,成熟与战国时期,而后又经过长期的充实与发展,到明清之际达到顶峰。千载以下,民本思想已经成为历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它哺育了一批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鼓励着一批先行者前仆后继颠覆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统治。纵观这一过程,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政治文化的进步。在民本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民生思想。
一、上古社会的重民爱民思想
重视人民在政治生活中固国安邦的地位和作用,是我国上古社会朴素的人文主义传统。早在殷周时期,由于平民暴动时有发生,统治集团中一些比较开明的政论家如箕子、微子、比干等预感到社会的危机,从而怀疑“天命”,提出要尊重人民,统治才能长久的思想,认识到民心即天心,民意即天命,民情即天意。《尚书·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尚书·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就是说,统治者只要对民负责就是对天负责,顺乎民心就是顺从天意。周公吸取商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的灭亡教训,宣扬“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的思想,提出“天命靡常”的观念。
二、先秦时期的主要民生思想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尤为重视对民生问题的探究,诸子的民生思想,内容极其丰富,蕴义极其深刻、观点各异。这里重点阐述孔子、孟子、和老子的主要民生观点。
第一,孔子的重民爱民思想。到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的变革及动荡不安,天命神权的思想更加动摇,产生了重民轻神的思想。而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子将上古社会的重民爱民思想整理为一套学说,这套学说以“仁”为核心,意在通过“正名”恢复周“礼”。孔子讲“仁者爱人”,而“仁”又是“礼”的内在依据,“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他认为:
“人而不仁入礼何”。“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孔子的“仁爱”强调主观的道德修养,是内圣之学。他认为,“仁”的标准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他提出实现“仁”的简易方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其弟子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还说,能够“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则“仁在其中矣”。孔子的“仁爱”精神推及社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为外王,亦即“德政礼治”。其特点是伦理和政治相结合,政治伦理化,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以德教为本,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孔子还反对后敛、攻伐与独裁,要求统治者正己以正天下,所谓“政者正也”证实对统治者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正名”是实现“礼”的重要途径,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而“正名”的依据是周礼,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恢复社会的和谐有序的状态。
第二,孟子仁政王道思想。时隔百余年之后,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由于时代不同及学术发展的原因,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爱学说及德政主张,从而超越了孔子。孟子深刻阐述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立足“以民为本”的原则,将其更多地应用于政治之中,以内圣之学开启了外王之道,如其言得民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他对梁惠王、齐宣王、腾国公都说过仁者无敌的道理:“乐民之乐民,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同时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礼,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反映了民众的心声和现实社会的要求。进而提出了丰富而具体的“仁政王道”思想---者也是孟子政治学说的中心思想。在对待君民关系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人民是国家君主存在的根本,统治者必须为民谋福利,否则便可变置江山社稷和帝王君主。民心民意是衡量统治者政治得失和是否发动战争的标准。孟子认为,如果战争对人民有利,可以救民与水火之中,便可以“诛其君,吊其民”。他认为武王伐纣不过“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对君臣关系的论述,也不是一味地强调“忠君”,而要求互相尊重。他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臣如寇仇”。这也体现了孟子重视人格平等而不以势观人的超俗品格。生活于王道即衰的晚周末世的孟子,面对时代提出的课题,以悲天悯人、淑身淑世和博大精深、睿智圆通的理性之思,上承上古社会的重民爱民思想及孔子的仁爱学说,下启宋明理学及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之思,在人类思想史第一次开创了道德人本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学说体系,从而将儒家民本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第三,老子的民生观。老子,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其民生思想主要体现于《道德经》一书。老子的《道德经》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意蕴,而民生思想则是其精髓所在。
老子民生思想的灵魂是“道治”。老子认为,道乃万物之宗,天下之母,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因此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又指出,道化生万物的过程,是由道生出阴阳二气,二气不断交冲,互相激荡,形成一种万物和谐的状态。老子理想的“道治”求和谐,则需侧重民生,国以民为上,民以生为先,民生乃社会和谐之根本。老子具有强烈的爱民重民情结。他提倡执政者要尚民为先、“爱民治国”。对于执政者如何才能做到尚民为先,老子提出了如下要求:
首先,执政者要有宽广的胸怀,以民为上。“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特别是在处理与百姓的关系上,执政者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彻底摒弃“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优势心理,“以百姓心为心”,谦逊地对待每一个人。“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老子还主张无差别地对待每个人。他说:“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得善矣。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得信矣。”做到以民为上,人民就会对执政者“乐推而不厌”。
其次,执政者要有“无私”的精神,舍己为民。老子以天地长存为例,指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他认为,天地之所以长久,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是为万物利益而生存,而不是为一己私利存活。老子借此暗喻执政者要无私无我,舍己为民。为了百姓的利益,执政者要毫不顾虑个人利害得失与生死存亡,做到“后其身”,“外其身”。只有这样,执政者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从而得以“身先”与“身存”。
再次,执政者要有善良的心态,与民为善。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凡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执政者的善良是合乎“天道”的,正所谓“天之道,利而不害”。执政者要像“天道”一样,想得民心,顺民意,则需“知善之为善”,以善治民。
老子崇尚俭啬,反对奢侈。他把节俭称为三宝之一。他说:“我恒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俭”即“啬”,老子指出:“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以早服。早服是谓重积德。”作为个人要注重修身,广积朴德,“塞其兑,闭其门”,“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不要过分地放纵自己的私欲,去追求感官的享乐。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食、色本是人的生理自然之欲。而音乐亦能调剂人的情感,也是有益的。但是,如果个人一味沉溺其中,则会导致“益生”。“益生”对个人发展极其有害,老子认为,“益生日祥,心使气日强”。个人一旦达到“强”,就会“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可见,过分的纵情,将加速个人生命的提前终结。所以,“俭,故能广”。老子把“俭”视为国家之“深根固柢”。他认为,如果执政者注重节俭,就不会搜刮榨取、残民自肥,国家则会长治久安。他以盛水器注水与刀剑捶打为喻,提醒执政者不要贪求财货。他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他还告诫执政者不要误入歧途,追求奢华。他说:“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可是有些执政者却“大道甚夷,而民好径。”他们“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居住的“朝甚除”,拥有的“财货有余”。与他们相比,百姓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田甚芜”,“仓甚虚”。对于这样“非道”的执政者,老子痛斥为“盗竽”,即强盗头子。在老子眼中,英明的执政者要“去奢”,“多言数穷,不若守中。”
老子推崇“无为而治”,他反对执政者任意刑罚,横征暴敛,对百姓施以苛政。他说:“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执政者应体察民情民意,施行慎刑薄赋的政策,以自然和谐之道来治理百姓。
三、汉朝思想家贾谊的民生观
贾谊的民生观主要体现在:“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之所以强调以民为本,是因为他高度重视民心向背的问题,非常珍惜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定的局面。民生观在贾谊看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民之为本便体现为这里所说的民意;另一方面,就是强调要用礼义来教化百姓,而不是用法律来约束百姓。贾谊特别强调爱民和富民。他认为,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要得到人民的拥护,而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就要施仁政、爱百姓,做到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只有像汤那样“网开三面”,才能深得人心。相反,如果步纣后尘,背道弃义,与民为仇,结局就极其可悲。贾谊非常重视富民的问题,曾引用周成王的话,强调圣王执政就是要保证民众生活富裕(《修政语下》)。他在《大政上》里主张“与民以福”、“与民以财”,又在《论积贮疏》里指出,“管子日:‘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可以为富安天下”。他认为,以民为本,就是要使民众生活下去,摆脱贫困,富裕起来。只有衣食有余,家给民足,天下才能安定,国家才能强盛。相反,如果民众不富足,就无法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四、隋唐时期的民生思想
秦汉以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并没有把民本思想排除在官方意识之外。不仅一些儒学思想家、政论家重视民生问题,不少皇帝也公开承认“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这是因为,稍微明智一些的封建统治者都深知人民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保护者。如果他们公开否定民本思想,就等于抛弃自己的子民,也就会毁坏统治的合法地位。尽管专制主义皇权对民众可以予取予求,残酷剥削和压迫,但是一旦民众奋起反抗,任何煊赫的王朝都可能顷刻瓦解。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足以使许多封建统治者引以为戒。唐朝的开国元勋李渊、李世民父子吸取隋朝速亡的教训,感悟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并付诸政治实践,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又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封建统治者把民众视为邦国之本,把自己和民众的关系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这并不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说教,而是基于期望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唐太宗还经常引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来警戒激励自己和群臣。唐太宗的民生思想,正是反映在他对君民关系的这种认识上,并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天予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唐太宗的“民本”思想。
五、明清之际的民生观
晚明清初,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经济有了初步发展,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这样一些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导致传统的农业——宗法型社会政伦秩序发生了尽管微妙、却具有实质性的异动。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就是汤显祖、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张岱等一大批学者和思想家前仆后继,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既在新的社会时代背景下继承而又超越儒家“民本”传统,并将之作为批判专制君权的利器,又提出具有近代意义的民生观。他们重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指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是“民生之本”,应该受到保护和鼓励。
他们的民生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判君主专制,阐扬“公天下”思想。早期启蒙思想家从儒家原典出发,批 判封建制度化了的儒家思想,提出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封建君主以一己之私为害天下,并且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因而就必须“公其非于学校”,通过“学校”议政,实现公共管理的民主化。
第二,批判封建禁欲论,提倡“欲即天理”。为改善民生,早期启蒙思想家批判“存天 理,灭人欲”的封建伦理,强调个体的自由和自主。他们从反对君主专制进而肯定人们的利益追求,并把市民的利益提到了“天理”的高度。
第三,否定“重农抑商”,提出“复井田”和“工商皆本”。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传统社会的基础,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就要废除金银,设宝钞库,统一货币,并使其“流转无穷”。
六、古代民生思想的现世价值
通过概况地了解古代思想家的民生思想,可以大致总结出古人的“利民”“惠民”途径:重视农业,发展经济;扶本抑末,开源节流;轻赋薄敛,减轻负担;处理好“君利”与“民利”的关系,不与民争利,通过“民利”实现“君利”,切忌以“君利”牺牲“民利”;确立爱民、保民的仁政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在体察民情、集中民智、顺应民心方面作了重大转变。2002年11月,胡锦涛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生的基础之上。”十七大报告重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
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他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这方面的重要任务包括: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回顾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不难发现,围绕社会主义民主,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歇。我们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可以说: 现在是新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民意表达最自由的时期。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极大的创造力,一切依靠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只有以民心为施政之基,以民智为决策之源,使民意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才能够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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