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旗第一课用资料图案确立编辑_国旗图案设计者

关于国旗第一课用资料图案确立编辑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国旗图案设计者”。

图案确立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曾联松 曾联松

曾联松先生的国旗设计稿 曾联松先生的国旗设计稿

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同年7月14日至8月15日在《人民日报》等报纸发表征求启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初选委员会从收到的3012幅图案中选出38幅印发全体代表讨论。经全体代表分组讨论后，9月25日晚，毛泽东主席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在关于国旗的讨论中，会议研究决定去除原设计稿中意识形态浓厚，且与苏联国旗相仿的镰刀斧头标志。最后形成以红色为底色，四小星拱卫大星的五星红旗方案。[4]

毛泽东指出，五星红旗这个图案表现革命人民大团结，因此，又是团结，又是革命。[2] 而《史记·天官书》中也提到：“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

这一设计满足了各个阶级，各文化，各民族人群对于国旗的需求和想象，因此得到了普遍的欢迎。规定编辑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中，第四点规定：“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和政协主席团通过的制旗办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长方形，红色象征革命，其长与高为三与二之比，旗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大团结，星用黄色象征红色大地上呈现光明。一星较大，其外接圆直径为旗高3/10，居左；四星较小，其外接圆直径为旗高1/10，环拱于大星之右侧，并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的中心点，表达亿万人民心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如似众星拱北辰。旗杆套为白色，以与旗面的红色相区别。历史编辑

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由毛泽东在**广场首次升起。

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5]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以后，历次宪法在倒数第三条当中均保留这个规定。

为了更好的维护国旗尊严和提高全民国旗意识，199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发布主席令，予以公布，自1990年10月1日起实行。[6]

为维护国旗的尊严，国家发布《国旗》和《国旗颜色标准样品》两项国家标准，规定了国旗的形状、颜色、图案、制版定位、通用尺寸、染色牢度等技术要求，并宣布于1991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6] 确立过程编辑

1949年7月4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 最终提交新政协审议的38幅国旗草案 最终提交新政协审议的38幅国旗草案 六小组决定发出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启事。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修改审定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7] 于7月15日到26日间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进步日报》和《天津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8] 该启事中列出了国旗图案的注意事项： 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

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 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草案中曾使用“以赤色为主”，周恩来后来将它改成了“以红色为主”）

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发出后，当时在上海工作的曾联松希望设计一幅国旗图案来表达他对新国家的爱国热情。时值七月中旬，他在自家的阁楼上开始 曾联松提交国旗图案的初稿 曾联松提交国旗图案的初稿 了国旗图案的设计。他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以五角星作为自己的标志的，而且中国共产党又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进而决定用五角星来象征它。而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则指出当时人民由四个社会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因此他决定用四颗小五角星来象征由四个社会阶级组成的人民。在确定了五颗金星的位置和大小后（他曾设想在旗面的中心置放五颗金星，但因其在视觉上过于局促、凝滞而放弃），他于八月中旬将自己的设计“红地五星旗”寄给了筹备会。[9]

1949年8月20日，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共收到了2992幅（一说为3012幅）国旗图案，郭沫若、陈嘉庚等筹备会成员也提交了他们设计的样稿。这些应征图案在临时选阅室内进行了展示，评选委员会从中精选出38份草图，并将之汇编入《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交给新成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曾联松的方案最初并未入选，后来在田汉的主张下才被收为“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并根据小组讨论的意见去除了类似苏联国旗的锤子镰刀的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方案设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方案设计(4张)1949年9月23日，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分组讨论了国旗方案，但并未形成定论；会中有代表觉得32号方案中的四颗小五角星提法不妥，认为不应提到资产阶级。毛泽东和大多数代表起初都赞成一颗星一条横杠的4号图案，但张治中后来向毛泽东表达了他的反对意愿，认为一条横杠有分裂国土、分裂革命之嫌，而且容易使人联想到孙悟空的金箍棒。1949年9月23日当晚，彭光涵向周恩来推荐了32号图案，而周对该设计感到满意，并要求彭绘制较大的图样。此外，陈嘉庚也曾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建议，认为政权特征比地理特征更为重要，因此无需坚持使用象征黄河的横杠。两天后，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了座谈会，说明了他赞成红地五星旗的理由，并在与会代表间取得了共识。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决定采纳红地五星旗的方案，并将其改名为“五星红旗”。1949年9月29日，《人民日报》上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有关国旗的规定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有关国旗的规定

刊发了新国旗的图样和制法说明，提供给社会各界制作使用。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五星红旗首次在北京**广场升起。第一面飘扬在**广场上的国旗由女缝纫工赵文瑞缝制，她在9月30日下午1时完成了这项工作。（另外有国旗、国歌、国徽评选委员会的秘书彭光涵，北平市国营永茂公司的宋树信等两种说法）曾联松最初并不敢确信五星红旗是他设计的，因为在公布的图案中，大五角星上没有镰刀和锤子。然而，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后来给他寄送了公函，正式告知他就是国旗的设计者，并随信附带了五百元人民币作为酬谢。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后至今，五星红旗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定国旗。人民英雄纪念碑编辑

人民英雄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People's Heroes）位于北京**广场中心，在**南约463米，正阳门北约440米的南北中轴线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纪念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烈士而修建的纪念碑。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1949年9月30日奠基，1952年8月1日开工，1958年4月22日建成[1]，1958年5月1日揭幕，196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人民英雄纪念碑通高37.94米，正面（北面）碑心是一整块石材，长14.7米、宽2.9米、厚1米、重60.23吨，镌刻着毛泽东同志1955年6月9日所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金箔大字。背面碑心由7块石材构成，内容为毛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的150字小楷字体碑

义勇军进行曲编辑

同义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一般指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

1935年5月9日，该曲第一版录音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录制完成。1951年，人民唱片厂为满足国歌播放的需要，录制出版了由铜管乐合奏和管弦乐合奏组成的粗纹唱片。1959年，中国唱片厂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录制出版了全套标准国歌专用唱片。1978年，推出集体填词版专用唱片。1983年，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录制出版了恢复原词后的标准国歌专用唱片[2]。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3-4]。

2017年6月2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首次审议国歌法草案，对国歌的地位、奏唱国歌的场合、国歌奏唱的形式和礼仪等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5]。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实施。[6] 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规定在公共场合侮辱国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7]

中文名称义勇军进行曲外文名称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所属专辑现代最流行歌曲选古今中外民歌集（1935年版）歌曲时长 46秒（标准时长）[3] 发行时间 1935年歌曲原唱电通公司歌唱队填词田汉谱曲聂耳歌曲语言普通话 目录创作背景 2 歌曲歌词 3 歌曲鉴赏 4 社会影响 ▪ 国歌历程 ▪ 国歌立法 ▪ 纪念活动 5 重要演出 6 歌曲争议 创作背景编辑 词曲创作 田汉 田汉

《义勇军进行曲》最早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1934年秋，田汉为该片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最后一节诗稿被选为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歌词写完后不久，田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8]。1935年2月，导演许幸之接手《风云儿女》的拍摄，不久后，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歌词，即《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避难，得知电影《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要求为歌曲谱曲，并承诺到日本以后，尽快寄回歌稿[9]。聂耳在收到歌词后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10]。1935年4月18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后，完成了曲谱的定稿，并在四月末将定稿寄给上海电通影片公司[11-12]。之后，为了使歌曲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聂耳和孙师毅商量，对歌词作了3处修改，从而完成了歌曲的创作[9]。歌曲命名

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从而把该曲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9]。制作发行

阿龙·阿甫夏洛莫夫 阿龙·阿甫夏洛莫夫 1935年5月10日，《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在《中华日报》上发表[11]。16日，《电通》画报创刊号刊登歌谱[13]。之后，由贺绿汀请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时译“夏亚夫”）配器，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开发行[9]。同年5月9日，由袁牧之、顾梦鹤领衔的电通公司歌唱队在位于上海徐家汇附近的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录制了《义勇军进行曲》[2]。24日，电影《风云儿女》上映，该曲作为该片主题歌在影片片头、片尾播放[14]。6月1日，歌谱在《电通画报》（半月刊）第二期上刊登[15]。歌曲歌词编辑

现行版本（田汉作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3]

1978年3月5日—1982年12月4日国歌版本（集体填词）（78---82年）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的斗争。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16]

注：由于该版本通过时的时代背景，国歌歌词中的“雄”和“建”两个字用的“厷”和“迠”[17] 1949年：毛泽东拍板保留《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 国歌原名为《义勇军进行曲》，本是田汉于1935年创作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田汉(左图)作词，聂耳谱曲。在抗战时期流传甚广。

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听取各界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马叙伦提议用早已广为流传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部分委员认为需要对歌词进行一些修改，理由是歌词在抗日战争中产生过历史作用，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形势已经变了。譬如有人提议：“歌的曲子是好的，但词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修改一下。”

最后，由毛泽东拍板，决定不改动原歌词。

1966年：田汉成了“叛徒”，国歌没了歌词

1966年2月2日到20日，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陈伯达、张春桥整理出一份《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艺界的冬天由此开启。田汉不久即因为其编写的京剧《谢瑶环》，而被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全国各报刊点名批判，与周扬、夏衍、阳翰笙一起，被诬蔑为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始终存在的一条又粗又黑的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田汉还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对其施以批斗、游街、关押。1966年12月，田汉入狱。1968年12月10日含冤惨死于狱中。

田汉如此遭遇之后，其作品自然也就成了“毒草”而遭到批判和禁止。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在内的所有田汉的作品都遭到禁止。但国歌要在各种庄严的场合不能不演奏，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当时的国歌只有曲没有词；只能演奏不能唱。成了“史无前例”的怪事。

亲历者回忆：六十年代全民参与修改国歌歌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大埔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大埔文史·第21辑》载有张天蔚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题为《“*”期间参与全民修改国歌歌词的回忆》。老人回忆：

“1967年春夏之交，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其中一股便是全民参与修改国歌歌词之风。为什么要修改国歌歌词?据传有二个原因：一是原词作者田汉是资产阶段文艺黑线的黑头目之一；二是原国歌歌词没有新时代特点，已经过时。至于是哪一级组织提出要修改的，我们没有看到“红头文件”，只是听领导的口头传达。”

“4月初，大埔县“抓促”领导小组的一位负责人指派罗青田、罗春光、张天蔚等3人到枫朗、大埔角去深入生活。任务是：一边和贫下中农“三同”，一边修改国歌歌词。要求在5月中旬交稿上送。下到大埔角，我们分散住在几户农家，参加了几天劳动之后，召集人罗青田把我和罗春光邀到大埔角供销社的一间小店(原天成号)二楼商议改国歌歌词事宜。说实在话，我们三个也称是文艺圈内人，对产于抗日战争年代的这首“义勇军进行曲”确实很赞赏，对戏剧大师也很崇拜。然而，在“*”那个年代，任何荒唐事都不觉得荒唐，大多数人都神差鬼使般地做着荒唐事。

“我们先对原歌词进行分析：首句“起来!”这是一个富号召力的动词。号召谁起来呢?“不原做奴隶的人们!”起来怎么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什么要用我们的鲜血?因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一句核心词，后面的几句歌词都是围绕这句核心词的情绪而产生的。面对这么完整，这么充满激情，这么有感召力的国歌歌词，我们该从何处落笔改呢?商议的结果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时代特点；二是中国人民在伟大的时代应肩负的革命责任。方法是先由各人写出修改稿，然后取各人之所长定稿。“5月初，一首署名为田春蔚的新国歌歌词拼凑出来了——

“起来!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把我们的血肉，筑成中国的反修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奋发的时候，每个人们勇敢肩负革命的重任。起来!起来!起来!我们胸怀世界，高举马列的旗帜，前进!高举马列的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我们把“新国歌歌词”油印20余份发给当地贫下中农征求意见，并于5月中旬将稿子上交。此后，修改国歌歌词的事再也无人提起，国人似乎也很快忘记了这段历史笑话。上了年纪的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有的大型集会几乎都以唱、奏《东方红》代替国歌。”

【恢复】国歌原歌词直到1982年才得以回归 审判四人帮

1978年：全国征集国歌新歌词

1976年“*”结束后，为填补国歌歌词“空白”的尴尬，由国家文化部牵头，成立“国歌歌词征集办公室”，发出通知，向全国征集国歌新歌词。经过几个月的征集，收到大批新歌词词稿，在多次讨论会之后，最终出炉的国歌新歌词内容如下：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新歌词被提交至全国人大讨论，并于1978年3月5日下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随即以大会主席团的名义予以公告。为配合新国歌歌词的宣传和推广，“国歌歌词征集办公室”撰写了一篇题为《鼓舞我们继续长征的战斗号角》的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1978年第3期上。为了扩大影响，文章作者署名为三位著名音乐家：吕骥、贺绿汀、李焕之。但新歌词的传播始终没有打开局面。

1982年：恢复国歌原歌词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决定恢复原国歌歌词。据《江淮文史》2006年第5期刊文介绍，作家陈登科是首个提交恢复国歌原歌词提案之人。据陈登科回忆：

早在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歌词时，我就持有异议。首先是一个对国歌原歌词的情感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年代，就是唱着这支歌走进枪林弹雨，走上抗日救国战场的。那时，一唱起这支歌，就想起中华民族的危亡，想起祖国山河被践踏、人民被蹂躏的现实，就抑制不住那种誓为祖国人民献出热血、献出生命的激情。因此，我们对田汉同志的这首歌词怀有深厚的情感。至于对新歌词，我们在感情上就接受不了。那些内容也是硬凑的，空空洞洞，索然无味。但由于当时田汉同志的问题尚未澄清，所以也只能议论议论，没有写出意见来。

到了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时，田汉的历史冤案已经得到平反。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作为与会的文艺界代表，向大会提出了这个议案——要求大会讨论通过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就此事我曾同肖马、韩瀚二位作过深入的讨论，得到他们的支持，为议案拟出三条理由：一，原国歌的词和曲，都是毛主席亲自参加选定的，经历届人大通过决定的。二，现行的新歌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很粗糙，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对这个词反映冷漠，缺乏激情，且不易上口。我曾亲自一个人一个人地问过上百位代表，他们绝大多数不会唱。你看，全国人大代表不会唱自己举手通过的国歌，岂不是个大笑话?三，原词作者田汉同志已经平反，并有了明确结论。人平反，作品也应平反并受到充分的尊重。现在抽掉原词，以集体填词充数，这对国家的尊严、艺术的完整都是不严肃的，甚至使人感到有些不伦不类。当然，也有阻力或非议。其中最突出的，莫甚于“过时论”。为此，我举出法国国歌《马赛曲》为例：自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马赛工人唱着它开进巴黎，一直唱到今天也没改。而我们的国歌，在历史上起到过巨大的作用，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今天，它仍在教育、激发年轻一代人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它永远不会过时。不过，议案的办理也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当年大会秘书处只讲交付常委会研究，便没了下文。后来在五届三次、四次会议上，我也一次再次坚持地提，直到五届五次会议才得到通过。终于使这首失落17年之久的歌词，重新回到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