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青少年足球水平低下的原因_中国青少年足球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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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113 王乐旻 1105030334 分析中国青少年足球水平低下的原因

金融113 王乐旻 1105030334 内容摘要：俗话说“少年强则中国强”，加强中国青少年的足球水平对提升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现阶段对青少年在足球水平的培养存在着诸多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来自多方面。本文将从六个方面分析造成中国青少年水平的低下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法。正文：

一．足球体系与教育体系的严重脱离

在日本，青少年足球与教练则很早就联系在了一起。学生从进入小学接受基本教育开始，就有了接受正规足球教育的机会。学校一般都在下午三点半放学，学生以参加课外兴趣班或体育俱乐部的形式，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日本足协抓住这个时机，很早就将足球渗透到孩子们成长的每个角落。目前，日本青少年的注册球员达到100万人，还有几万人自费去巴西、德国、意大利等国外足球强国留学踢球，这些足球人口就是日本足球越来越强的雄厚基础。很少有像中国这样，教育局和体育局两套完全独立的系统，自主地各自培养自己的后备人才。教育系统的主要工作，是让青少年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常规教育；而体育系统则是为国家培养体育高精尖人才。但在市场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的今天，国家已经不再需要单纯的体育人才，所以把体育系统的人才培养纳入到教育系统中，真正实现“体教结合”，才是未来中国足球甚至是中国体育发展的必由之路。老帅金志扬在大学里创造的“北理工模式”是一种创举，但目前还属于个别现象。而且要把这种模式的年龄段降低到初中甚至小学，才能真正带动足球基础人才的培养，但这个系统工程的建立绝非一日之功。

二．“高门槛高投入”与“低质量低回报”

在足校盛行的时代，一个孩子家长每年要承担的培训费用一般在3万元左右（2万学费，1万生活费）。假如一个孩子从10岁开始踢球，到18岁进入一队，并且开始挣钱有职业收入，那也至少需要25万左右的基本投入。这和社会上其他培训行业的学费门槛相比，也许不高，但相比于普通接受教育的孩子，这个门槛就有些高不可攀。更严重的问题是，孩子从10岁学球到18岁成年，被淘汰的几率在90%以上，真正能进入职业足坛挣钱扬名的孩子凤毛麟角。当孩子的家长意识到这个“投资风险”时，稍有责任心的父母都会退缩。职业联赛最初几年球市红火，球员被尊为“城市英雄”，名利双收，特别是高额收入刺激了很多家长投资的热情。这种家长望子成龙的逐利性，从古至今都很盛行，但足球学校的泛滥和高门槛，很快让足球这个行业在青少年时代变成了一项“富人运动”。一些有钱的家长为了孩子踢球一掷千金，而自己却过着拮据的生活。

据权威部门统计，目前中国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平均是5000元左右，加上住宿和其他生活费，孩子上大学一年的花费在10000元左右。如果单从教育的家庭成本角度考量，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分别是9422元和2936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四年制的大学本科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而“足球学生”每年的费用是大学生的两至三倍，在校时间一般为5至7年。以平均在校时间6年计，供养一个中专毕业的足校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10.5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34年

金融113 王乐旻 1105030334 的纯收入。

而日本，一个家庭月收入平均在38万日元左右，相当于人民币2.5万元；欧洲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家庭月收入在2500欧元左右，也相当于人民币2.5万元。日本孩子在足球俱乐部接受培训和专业指导，每个月缴纳给俱乐部的花费是50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330元，而且俱乐部还在每次训练后给孩子免费配送一瓶牛奶；欧洲孩子到俱乐部培训足球的费用也很低廉，以意大利为例，业余足球俱乐部一般有政府经费支持，这属于社会福利的性质，政府支持孩子多去“参与体验”而不是接受“培训”。他们大约每年花费140欧元左右的培养，就可以得到相当正规的足球启蒙教育和基础训练，而且同时能得到相当于同价值的正规装备一套。

用这些数据对照中国家庭，就会很容易得出结论：中国踢球孩子成本高，代价大，投资时间长，投入与产出比例极不协调。一句话，在中国让孩子学足球是要冒巨大风险的。

三.足球学校，必然失败的模式

地处秦皇岛的中国足球学校，成立于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八，和训练基地是一个实体。创建中国足校的另一个时代背景是，中国足球队屡战屡败（国家队当时刚刚经历伊尔比德惨败无缘世界杯，国奥则兵败吉隆坡），舆论认为中国球员文化水平低，理解力不够。而中国足校就是要培养高素质的足球运动员，当时，以国家体委副主任身份兼任中国足协主席的袁伟民明确指示，“中国足球学校要办成培养优秀后备人才的基地，要成为足球训练、竞赛、管理人才的培训中心，要成为足球理论、科研和学术交流的中心。中国足球学校要出人才、出成果、出效益。”

从时间的推移和实际效果来看，中国足校并没有完成当初制定的一系列目标，“出路难寻”和成才率低，成为制约其良性发展的瓶颈。实际上，一所足球学校能给中国足球作的贡献并不会太大。已经成为职业联赛精英的郜林、黄博文、王珂等人，是中国足校的顶尖产品，但更多来此培训的青少年并没有好的归宿。

退一步说，秦皇岛中国足校的例子其实并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因为该校挂靠中国足协和国家体委，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其他许多地方体育局和足协办的足校，以及一些纯民营性质的足校，完全没有这些优惠。秦皇岛中国足校现在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据说2008年的招生全国只有二十几个孩子前来选拔。其他地方的足校，生存状况可想而知。

与足校并行的是各中超中甲俱乐部的梯队，它们很多时候也是各自省市的青年队。当年阎世铎为中超制定的准入门槛中，就有梯队一说。目前，中国俱乐部一般在14岁左右组建梯队，参加中国足协组织的U15联赛，这是中国足协的硬性指标。

但是，在俱乐部看来，这却是一门不折不扣的“赔本生意”：组建一支30人左右的梯队，正常情况下要花费100万左右，而一支梯队每年的基本运作费用，则需要200万，到他们19岁左右梯队解散，俱乐部需要花费800万左右的总投入。而从现实的成材率来看，一支梯队到U19二线队，能够给俱乐部一线队提供的合格球员不超过5%，也就是2至3名球员能够基本合格，其他球员必须要被遣散或者作其他安置。这些被淘汰的球员不仅是价格低廉，还不具备足球之外的其他技艺，既给社会和家庭增加了负担，还让俱乐部赔了一笔。

按照投入和产出的实惠考虑，培养后备球员，当下最合算的做法依然是直接购买。在中国足坛20岁以下的球员中，除了极个别极富天赋和才华的好苗子，大

金融113 王乐旻 1105030334 多数也就是10万元以内，购买10个也才100万，这样的方式当然最让俱乐部喜欢。北京国安俱乐部在青训环节一直被人诟病，由于种种原因，北京籍孩子踢球人数越来越少，俱乐部虽然组建了U级梯队，但每支30人左右的球队，北京籍孩子都没有超过5人。目前活跃在一线队的黄博文、闫相闯等年轻球员，都不是北京人。已经有人预测，一旦一线队的“国安四少”某一天退役，北京国安的主力阵容中，也许将没有任何一个北京球员。

由于青少年足球人口急剧萎缩，“足球苗子”成了各足校的争夺对象。当年鲁能足校在成立之初，在全国各地海选球员，崔鹏、周海滨等好苗子都是在付给教练一万元“手续费”的情况下，很早就进入了鲁能足球的后备体系。目前，山东鲁能足校也是全国最好的足球学校，但依然面临着很多困难。当年好歹还能提前下手，现在要找好苗子已经比找金矿还难，每年足协组织的U级联赛或者梯队集训，一些俱乐部的专门人员会自发出现在球场周围，他们神秘的身影已经成为俱乐部教练最恐怖的魅影。天津泰达俱乐部负责青训的高飞说，“天津市94-95两个年龄段总共只有24个孩子在踢球，不出去找怎么行？要是下手晚了，梯队连基本人数都凑不齐，怎么能够保证质量呢？”

从最多时的一千多所，到目前注册在案的56所，足球学校的萎缩是中国足球市场下滑的一个缩影。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足校这种“青训模式”从一开始就注定很失败，因为他的逐利性太强，盈利模式很不健康，走到今天也成为了必然。四．教练员培训机制落后50年

中国青少年球员培训的不力，肯定有教练员的责任。当年足校风行的时候，缺乏高质量的教练人才就是最现实的制约。在中国足协的各级教练员培训班中，最低级别的亚洲C级笔者也曾经参加过，让人失望的是，主讲的北体大老师，使用的理论教程还是大学《足球》课的基本理论。而其训练方法和指导手段，还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教材模式”的遗留产物，已落后了50年以上。

中国足球水平低，和足球科研及理论水平低也有直接的关系。这些老师经年累月到处传播他们过时的足球理论，而现代足球发展和职业化联赛推动的新足球战术理论，却始终与中国足球的现实背离。

在中国，一个职业球员在退役之后，上几次教练员培训班就可以匆匆上岗。系统的、先进的、符合现代足球发展需要的足球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对他们来说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像朱广沪等教练还懂些外语，可以不断地搜罗欧美足球资料，观看国外高水平录像，并且利用出国比赛的机会向国外教练沟通请教。但是，绝大多数中国教练都是退役之后很快拿起教鞭，中甲甚至有好几位还没退役。就在队中一边当教练一边当球员的。其实他们也渴望有真正的先进理念和知识来提高自己，但在目前这种滞后的教练员培训机制下，他们只能自己摸索。

在日本，足协给高级教练员的培训设置了很多专业的门槛。比如，要拿到职业球队的上岗证书，教练员必须有60场以上J联赛的现场考察经验，30场以上欧洲顶级足球联赛的现场考察和学习经验。而要完成这些课程，没有三到五年的实地考察和认真学习，是不可能的。当很多中国的职业球员或关系户教练在很短时间内，轻松惬意地拿到高级教练员证书时，他们实际上距离真正的职业还很远很远。

五.超龄泛滥，以大打小

在冯剑明主政青少部的年代，当时中国足协手中还有足够的经费维持基本运作。所以在赞助商阿迪达斯的帮助下，大冯手中每年约有1200万元左右的经费，但这些钱主要用于各U级联赛和国青国少队的基本花销。如今的朱和元，每年手

金融113 王乐旻 1105030334 上能够支配的费用已经缩减到600万元，要做的事情还是这么多，捉襟见肘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每年的U15、U17、U19联赛，是足协青少部重点组织的赛事，也是工作的重点之一。还有国青和国少的备战以及训练，这些都是花钱的地方。比花钱更让他们尴尬的事，是全国各年龄段的青少年球员正在日益匮乏，特别是受“奥运战略”的影响，一些非重点年龄段已经出现严重的人才断层。

张宁目前负责U17国少队和U14国少队的组建和选拔，这两个年龄段都是后继乏人。当初张宁组建U17的时候，全国可供他选择的适龄球员只有109人，而U14同样是非奥年龄段，估计人数比109更少。孩子的出生有其正常的规律，但在足球领域中，为何出现奥运年龄段人数较多，而非奥年龄段却人才奇缺的怪异现象？其实道理很简单，奥运年龄段和全国地方的全运会以及城运会年龄段基本契合，地方重视，所以动手早，抓得也紧，故而可选择面相对较广。

正是因为上述差异化的原因存在，所以超龄现象和“以大打小”现象屡禁不绝。很多孩子在踢球的最初，就在有意识的组织和煽动之下，由家长、教练和有关领导主导，修改了出生日期。比如1981-1984年出生的孩子，为了参加2008年奥运会，他们只能把年龄改到1985年之后。现在的这支国奥队中，有几个球员是超龄球员早就是公开的秘密。

按照国外的科学研究，球员虚报年龄造成的能力损耗有其客观规律：比如虚报一年损耗30%，虚报三年损耗90%。这些超龄球员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同年龄组其他球员的生存空间，还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了早衰的危险，也给中国足球的后备培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目前的中国足坛，超龄现象依然有很好的土壤。各俱乐部梯队教练或青少年教练都有成绩的压力，他们的收入和球队成绩直接有关。正常情况下，基层青少年球队的教练员工资在2000元左右，这样的收入很难让教练员安心于教球。因为职业队梯队教练员的收入在5000元左右，而职业队一线队助理教练的月收入在3至5万，主教练就更不用说了。因此，这些基层教练有原始的金钱动力推动他们去做不好的事情，比如鼓动球员去修改年龄，这样可以保证球队有好的成绩，而他本人可以获得承认并得到晋级职业队的机会。而如果他升迁无门，则会去主动克扣运动员的微薄收入，向孩子家长收受灰色收入，这也是造成目前整个青少年球员培养“不干净、不透明、不稳定、不积极”的深层次原因。

六.足协政策的朝令夕改

对于很多执行者来说，长官意志的朝令夕改是最头疼的事情。青少年培养为何一直存在严重的不足，和中国足协掌舵人的不稳定，以及政策的摇摆有很直接的关系。

“青少部一度属于技术部管理，现在又被纳入其它部门。从王俊生时代开始，青少年培养就是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冷门区域，就像现在，青少部主任朱和元又被调到中国女足担任领队，这都是很不正常的事情，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部门在足协系统中的地位。作为下面干活的人，最头疼的就是无所适从：王俊生时代一套，阎世铎上任再来一套，谢亚龙现在再来整一出，各位领导思想不统一，做法也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足协朝令夕改，地方协会也会不断变来变去，搞像现在就是真正的四不像！”一位青少部官员直言不讳地向记者指出，足协在青少年培训问题上的最大弊端。

“其实每一个足球主管领导，都想搞好青少年这个环节，但现实困难太多。还有一点，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专家，而且缺乏实践经验。在上任之后不久，他们就

金融113 王乐旻 1105030334 都想否定前任的一些做法，然后推倒重来。可谁都知道，青少年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成才时间长，而且投入大见效慢，回报率也不高。当领导们被其他事情缠身之后，这一块就再次成为了死角。”

对于中国足球的希望工程，各个时代的领导都给了特殊的重视，但最终结果都与这位足协官员的话语不谋而合。王俊生时代设计了一个“十年规划”，并且有计划地将健力宝以整队的方式送到巴西培训。这批孩子是为了完成2000年奥运会的冲击，而后是2002年及2006年两届世界杯的冲击任务。但“健力宝模式”很快就证明很失败，不仅成材率低，成绩也乏善可陈。

阎世铎上任之后，曾经和教育部联合要搞“固本培元”的青训工程，当时还给全国的八个足球大区划拨了800万经费，但承诺给教育系统的200万启动资金却迟迟没有兑现，这也导致了“体教结合”足球青训模式的夭折。

谢亚龙上任之后，意识到足球学校和俱乐部培养的方式，将极大地动摇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根基。所以他最新准备采用的方式，是和体育局以及下属行业协会协商，让地方重走专业化足球的体制，重新建立地方的城运会和全运会梯队。这个做法唯一的好处，只能是保证中国足球的后备人才不至于枯竭，为未来留下一些希望的火种，但从长远看，这显然是体制上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