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学教学案例_区域经济学教学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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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学教辅教材（本科生用）
《区域经济学》课程教学案例
《区域经济学》优质课程课题组
西安财经学院经济学院
2010年3月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案例介绍
一、深圳你被谁抛弃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变
四、金融危机改写中国经济版图 区域格局悄然改变 第二节、问题思考
第二章 经济活动空间分工与区域空间的形成 第一节 案例介绍
一、集聚作用下的西安市区经济集中与郊县发展
二、西咸一体化
三、西安市政府北迁“五大利好” 第二节、问题思考 第三章 区域经济增长 第一节 案例介绍
一、吴敬琏VS樊纲：重化工业再争论
二、工业化模式：泉州、温州、苏州的比较研究
三、重庆模式：都市圈扩张冲动
四、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以陕西为例 第二节、问题思考 第四章 区域产业结构 第一节 案例介绍
一、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成因和对策
二、“五大主导产业”推动西安经济快速发展 第二节 问题思考
第五章 区际要素流动和区域分工与联系 第一节 案例介绍
一、美国的失落感
二、中国制造业成本优势的变化
三、“珠三角模式”再报告：世界工厂转型路径图
四、陕西抢抓历史机遇 大力推进产业转移 第二节 问题思考
第六章 区域空间地域结构 第一节 案例介绍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将成中国西部经济新增长极
二、产业集群和区域竞争力——以中国城镇为例
三、区域产业群成长的内生机制与学习路径——以台州产业群为个案的实证研究
四、浙江产业集群盛极而衰 第二节 问题思考 第七章 城市经济 第一节 案例介绍
一、组建大西安 整合大关中 构建大关中城市群
二、北京与上海的经济辐射能力差异探析
三、城市化：本质及路径选择
四、城市发展资金积聚之道
五、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演进与整合 第二节 问题思考 第八章 城乡边缘区 第一节 案例介绍
一、西安城市空间与卫星城规划布局研究
二、陕西神木：经济强县的城乡一体化之路 第二节 问题思考 第九章 乡村经济 第一节 案例介绍
一、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简介 第二节 问题思考 第十章 区域经济政策 第一节 案例介绍
一、国家九大区域规划一年划定 区域抱团不单打独斗
二、聚焦中部崛起：武汉郑州谁是“龙头”
三、一颗天元 两条大江 三座城镇 四位要人
四、法国的国土整治
五、日本的国土综合开发计划
六、意大利区域创新系统简介及案例分析 第二节 问题思考 3
《区域经济学教学案例》编撰目的案例教学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的重点、难点、偶发事件、有意义的、典型的教学事例处理的过程、方法和具体的教学行为与艺术的记叙，以及对该个案记录的剖析、反思、总结。从这种角度出发，在中小学教学中，各门课程均编撰有大量的教学案例，以利用学生感性认知强、理性思维相对弱的生长发育特征，增强学生理解并记忆知识的效率。
与中学相比，大学教育建立在理性思维基础上，大学中的社会科学知识教授，更多依赖于价值观、学科研究范式。这也就决定许多社会科学理论的概念与观点存在争议性，并无一统天下的公理。因此，象中小学一样围绕客观知识点组织情节、故事的案例教学不是很普遍。
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不断完善，在MBA教学中，从经验学习出发，引进了案例教学法。在经济学教学中，虽然各个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也会根据讲授需要，结合个人理解和认识，偶而例举一些事例，然而，以教学辅助文本方式专门编写案例集，还是十分少见的。
特别是区域经济学，笔者至今还未见到有区域经济学案例集正式出版。只有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比较相近的《区域综合开发的理论与案例》。
当然，对一个熟谙区域经济学的教师而言，在其教学中，事例可以俯手皆拾。但是，如果能够为初涉这门应用经济学科的学生提供一些他们可以追索的事例，进行案例教学，对他们而言，会较快掌握并运用所学区域经济学知识。基于此目的，我们编写了这本案例集。
《区域经济学教学案例》是本科课程《区域经济学》的教辅材料。作为本科课程辅助教材，本案例通过汇编一些有关区域经济现象的报道与文章，结合问题设定，促进学生理解并运用《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相关的基础知识。
本案例遵循西安财经学院《区域经济学教学大纲》，以章为单位编汇案例，每一章包括三部分：案例——问题——（区域经济学理论与概念）。其中，“区域经济学理论与概念”隐含在“案例”与“问题”中。这样安排，在于引导学生考察并了解区域经济学一般理论与知识如何应用在具体经济问题的解决中，以达到案例编写的目的是提供“楔子”，而不是替代“课本”。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案例介绍
一、深圳你被谁抛弃?
莲花山上，小平同志目光深邃，步履矫健…… 莲花山下，第四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隆重开幕。一年一度的高交会不但是深圳市全力以赴的重要经济活动，同时也成了深圳市的一大节日和胜景。每届高交会都有成千上万的观众涌入会场，不少人就是为了看一个新奇。不过，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高交会多少让深圳人有一点沉重，因为不久前传出消息，在深圳本土发展起来的两大高科技企业——中兴和华为拟把总部迁往上海！在中国四大通讯设备商“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华为）之中，中兴和华为在这个称呼中虽然靠后，但这两大企业的实力却居于前列。作为深圳的两大骨干企业，中兴和华为对有志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深圳可谓意义重大。因此，无论中兴和华为要“弃”深圳而去的消息是真是假，都足以震撼直插云霄的赛格广场。
对于深圳来说，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02年9月16日平安保险于上海宣布，将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投资20亿元建造平安金融大厦，据称这座大厦“约有交通银行大厦和中银大厦合起来大小”。这听起来好像是深圳企业北上扩张，但据业内人士称，平安保险的核心业务部门已基本迁往上海，包括不久前迁出的的集团投资管理中心，平安保险已经“金蝉脱壳”——公司实际上已迁往上海，但名义上的总部还留在深圳。2000年以来，关于平安保险欲迁上海的传闻一直不断，平安保险也似乎特意避开这个话题，在“迁都”问题上采取了低调的逐步转移策略，因而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更令人震撼的消息接踵而至。有媒体披露，招商银行迁址上海一事正在全面论证之中。尽管“迁都”消息马上被招行高层否认，但招商银行似乎也在实施和平安保险相同的策略，逐步脱“壳”。早在去年，招商银行已经把信用卡中心迁至上海，经过一年的良性运作，招行信用卡中心将于2002年12月1日正式向全国发行贷记卡。招商银行同平安保险一样，都是深圳本土发展起来的金融企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之后都成为在国内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大型金融企业，而且招商银行还是深圳市排名第一的纳税大户，因此招商银行总部如果迁往上海的话，对深圳的打击可想而知。
金融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如同地王大厦和赛格广场一样，支撑起特区经济的绚丽天空。招行和平保，是深圳金融产业的龙头；中兴和华为，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如果这四大金刚脱“壳”而去，深圳的金融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无疑被釜底抽薪，深圳还能有未来吗？纵览风云的地王大厦和赛格广场还能风光依旧吗？
除了这四大金刚的“迁都”传闻外，还有一些已经是事实但似乎不重要的消息——中信证券总部拟回迁北京，去年才在深圳成立的汉唐证券总部已迁往上海，另外，全球500强之首的沃尔玛在未来一段时间沃尔玛将会把采购总部由深圳北迁到上海。沃尔玛“迁都”不但严重打击了深圳建设国际物流中心的信心，而且给深圳吸引外资的努力泼上一瓢冷水。众所周知，跨国大公司在深圳设立分公司的本来就很少（一般都会选择上海、北京、广州以及西部的成都），更不用说地区总部了。因此，如沃尔玛真的再将采购部迁往上海，那将对深圳构成巨大压力。实际上，近年来深圳引进的外资虽在增长，但主要还是来自香港的资金，统计显示，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对深圳的投资呈递减趋势。一江春水向东流，各路人才也随潮流而动，把目光投向长三角地区。90年代以前，深圳及其周围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曾是各路人才争相涌入的热土，导致中西部省市一度有“孔雀东南飞”之怨。目前深圳虽然仍是热点就业城市，宝安北路的人才大市场依旧是人头攒动，但深圳对人才的吸引力却已今非昔比了。最近的一份大学生就业意向调查表明，上海与北京是大学生心中最具有吸引力的城市，32.37％的大学生将上海作为第一就业目标，北京以27.67％居第二位，深圳以12.13％位居第三。当然，深圳现在人才引进目标趋向高级。80年代，深圳依靠各省市调进人才成就了一个现代化的特区，90年代深圳着力引进重点大学人才迅速发展了金融和高新技术等产业，21世纪深圳将重点引进海外留学人员以推动深圳的二次创业和发展。为此，深圳推出了引进海外人才七大举措，着力打造国际人才“自由港”，到2002年9月30日为止，深圳市共引进了751名海外留学人员，这个数字在去年全年引进人才总量283人的基础上已经翻了一番，显得形势很好。但上海、北京、广州似乎对“海归派”更有吸引力。正在建设人才高地的上海，是“海归派”首选的城市。2001年，上海吸引海外留学人员比上年增长了95％。在此落户的近2000家“海归派”企业，几乎占据了全国“海归派”企业的半壁江山。截至今年9月，上海就已吸引海外留学人员3万多人，同时期的北京和广州吸引人才的势头也很迅猛。对于这种情况，业内人士认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吸引力之所以不如北京、上海，是由于后两个地方拥有的众多跨国公司产生的人才聚集效应所致。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深圳对面的香港人普遍希望北上上海、北京工作。据香港政府最近对香港市民的一项调查表明：70％的香港人愿意降低10％左右的薪水到内地工作，44％的香港人选择上海，9％的人愿去北京，选择广东的占22％，上海成为港人首选的城市。据说，在香港有一句流行的话——你多久没去上海了？
显然，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和人才正把目光抛向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在这场关于21世纪经济话语权的竞争与高级人才的争夺战中，深圳显然已经落于下风。没有了政策优势，又受制于经济地理条件，深圳的这种劣势在竞争中越来越明显。
深圳，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曾经创造了诸多奇迹的经济特区，曾经是光芒四射的年轻城市，但到现在似乎已黯然失色。
为什么要抛弃了深圳？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问，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深圳？
1979年，共和国百废待兴，但春寒犹料峭。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激昂时代，只有改革，共和国才能看到希望的田野，只有开放，共和国才能展开春天的故事，而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在哪里呢？邓小平注意到南海边的这个小渔村，就在这里划了一个圈。这个圈的份量和意义不必多说，但在当时却引起了争议。创办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和突破。然而，国内对办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搞资本主义。争论的结果是经济特区还是要搞，但要与作为社会主义主体的内地隔绝开，于是在深圳特区边上树立了一道水泥墙，以此隔开经济特区和内地。这道水泥墙就是香港人和深圳人所说的二线关（深圳与香港之间为一线关），深圳人对于这道关有爱有恨，下面我们再详细来谈它。
时代选择了深圳，但也只有深圳才能担当时代赋予的重任。深圳，毗邻香港，以这个地理优势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只有两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达地区（澳门太小，经济也不发达），那就是香港和台湾。厦门具有面向台湾的地理优势，在1979年7月与深圳、珠海、汕头同时被国务院确定试办经济特区，但厦门与台湾之间大海相隔太远，交通不便，地理优势显然不如水陆相连的深圳和香港，而且厦门当时还是军事前沿阵地，不像深圳口岸一直和香港保持着紧密来往。可以说，深圳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开创中国新时代的幸运儿。事实上也是这样。到20世纪末，人们回首中国经济特区20年的发展里程时，6 发现中国五大经济特区（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中只有深圳特区的发展最好，深圳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厦门和汕头因走私而元气大伤，珠海至今仍在吞咽当年重复建设的苦果，海南则饱尝了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带来痛苦。
但是，深圳特区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深圳特区的建设是从蛇口开始的，从荒山野岭的“蛇口”起步，其中之艰辛可想而知。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建立之初，建设者们喊出了一个“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但就是这个在现在深入人心的口号却在当时招来全国一片抗议之声。现在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激情年代》就反映了这段真实的历史。现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依然屹立在蛇口工业区，依然成为特区精神的标志之一。到了1984年，深圳特区已经初具规模，但海外媒体这时候却说中国经济特区就是建高楼大厦，同时国内对特区是否成功的疑问不断，对于中国是否需要办特区仍不能理解。1984年1月24日至2月17日，邓小平去南方，特地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经过考察，他对特区的成就表示满意，并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给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此后，关于深圳发展道路的争论才逐渐淡化下来，深圳也打破了从前依靠外贸出口的产业格局，在继续发展以轻工、服装、手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三来一补”工业外，开始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从此开始了崭新的发展，于是有了现在的康佳、赛格、华强、飞亚达和华为等。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再次就特区发表讲话说：“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深圳经济特区是成功的。多年来，深圳不但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尽早实现深港衔接，作出了巨大贡献，发挥了任何其他地区所无法替代的作用，而且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成功地担负了窗口和试验田的作用。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到深圳后，深圳又开始了新的腾飞。80年代，160米高的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创造了“深圳奇迹”；90年代，383米高的地王大厦又以“九天四层楼”创造了新的深圳速度。现在，深圳为完成深港衔接的历史任务，正在继续快速运转。80年代深圳建立了第一家中科院与地市合办的深圳科技工业园，科技园在建设早期一时间成为国内各地建设高新技术园区的蓝本；90年代深圳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但是，1998年以来深圳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发展活力逐步下降。其原因首先来自河对岸、海那边的香港。
香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地从制造业主导经济体系转型至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不仅是深圳出口的主要对象，也是深圳的最重要海外投资来源，而且香港人也是深圳消费的主力军。香港对深圳的投资一直保持在60％以上，而且由于近年来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对深圳的投资呈递减趋势，香港对深投资更显重要。在消费方面，香港人纷纷北上置业、娱乐极大地促进了深圳消费。在深圳有个笑话，说深圳对港人消费颇有微辞，认为港人不仅抬高了深圳的房地产价格，而且也提升了深圳“小姐”的身价，对深圳人消费不利。另外，近年深圳方面一直竭力促进深港之间24小时通关，以更方便港人北上消费，但香港方面反应冷淡，二者矛盾隐约可见，但也显示了港人北上消费对深圳的影响。出口、消费以及投资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三套马车，而在深圳经济的三套马车中香港都显得举足轻重。
自1997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经济一蹶不振，其中香港四大行业表现尤甚。过去十多年来的地产泡沫不但令香港经济急速增长，同时也导致租金及薪酬上升，削弱了香港作为金融及服务中心的竞争力，尤其在金融风暴后表现更为突出。回顾香港的经济状况，自1974年至1997年间，二十多年来香港从未出现过通缩，但自金融风暴后，消费物价便一直持续下调，增长比率由正变负，于1999年8月更出现负6.1％的新低，目前香港业界陷入40年以来的最低潮。尽管深圳依托国内良好的经济形势，经济还能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但香港经济的持续低迷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在逐步扩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从局部试验性的阶段开始向普遍改革推进。搞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接轨，已经成为全中国的要求，不能再把优惠局限于几个特殊的区域。而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经济特区正在越来越失去其特殊性。尽管每一个经济特区都不愿意放弃其特殊性，但它们仍然不能不接受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加入WTO后，“经济特区”似乎更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经济特区是与WTO的精神相违背的。可见，在对外与对内开放的双重压力之下，经济特区的存在已经丧失了重要的政策基础，窗口作用显著下降的深圳难以再享有特殊政策和照顾，来担负改革试验田的重任。此外，深圳需要直接面对来自国内其他城市的竞争。然而，对深圳经济打击最大的还是2000年深圳交易所停止发行新股，导致深圳的资金流量减少，直接影响了深圳金融业以至整体经济的发展。
“深圳经济特区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也是金融业大发展的历史。”
这是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同志在2002年09月26日的讲话。这个评价很到位，而且可以进一步说，深圳经济特区这12年（1990-2002）的发展历史，就是金融业大发展的历史。金融业已经成为深圳经济的一根台柱。
说到深圳的金融业，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招商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作为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先行者，招商银行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招商银行由招商局出资人民币一亿元，于一九八七年四月八日在深圳蛇口正式挂牌成立。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发展，截止2001年12月底，招行总资产已逾3000亿元，累计实现税利逾231多亿元。在英国《银行家》杂志“世界1000家大银行”2002年度排名中，招商银行位居第273位，已经超过世界1000家大银行的中等规模水平；在《欧洲货币》1999年度“亚洲最大100家银行”排名中，招商银行“股本回报率“居亚洲银行业首位。招商银行以不足国内银行4‰的从业人员、2‰的机构网点支撑了约1.6％的资产规模、约6％的效益，以“科技兴行”的发展战略在中国银行业确立自己坚实的地位。如果连招行“迁都”了，深圳人的失落和伤感可想而知，因为不知道深圳的奋斗目标在哪里。
深圳发展银行成立于1987年12月28日，是建国以来历史上第一家向社会公众公开发售股票的商业银行。作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深发展的成立在深圳金融发展的地位在这里不再多说，值得一提的是深发展的成立也是深圳股市发育的重要开端。老一代的深圳股民几乎都是从炒深发展走进股市的，也从深发展上赚到第一桶金，当然，那时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也没有几只股票。
然而，作为中国大陆两家证券交易所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时间却一直裹杂不清，让许多研究中国证券发展史的人一头雾水，各种正式资料都基本上是这种说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89年11月15日筹建,1990年12月1日开始集中交易（试营业），1991年4月11日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并于同年7月3日正式成立——一共四个时间，到底是哪一个？反观上海证券交易所，其成立时间却是相当明确的，1990年11月26日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同年12月19日正式开业。为此，到底谁是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各界一直争执不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由于中央发展证券市场的态度已经明确，深沪两地开始筹建两家交易所基本上是同时的。由于深圳毗邻香港的原因，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国贸大厦筹建时完整借鉴了香港联交所的一套做法，在时间仓促且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大家也不可能做出大的修改，因此深交所受香港联交所影响的痕迹很深，比如上市挂牌、交易规则等，甚至连深交所使用的四位股票代码也与联交所一脉相承，直到现在才改为6位，与上交所一致。而同期上海筹建工作非常艰难，不得已只好前往深圳，从国贸大厦把深交所的一套搬过去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上交所规则与深交所基本一样，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上交所还是把股票代码改成6位的了。虽然深交所的筹建工作走在了上交所的前面，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却在11月26日批准成立上海证券交 8 易所，而深圳暂被搁置，并且上交所宣布在12月19日正式开业。这个消息对日以继夜筹建深交所的工作人员可谓是一个沉重打击。为此，当时的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在国贸大厦的筹建现场决定，不管怎样，深交所一定要在12月1日开始营业。就这样，深交所领先上交所18天开始营业。草创之初，两个交易所就为争第一而不可开交，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次开业之争就此开启了两个交易所在其后长达十年的竞争序幕。
此后十年，深沪交易所在大盘走势、上市公司服务以及市场成交额上全面竞争，两地券商、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等各为其主，最后甚至连两个交易所都不惜违规介入，结果加剧了两个市场的波动，加大了市场风险。1995年3月上交所成交额开始大幅超过深交所，风光一时。此时深圳交易所开始在硬件上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使交易系统更加完善安全，同时提高“软件”质量，为上市公司提供周到的优质服务，结果吸引各地新上市公司选择深交所作为上市地。这样，1996年8月开始深交所成交额开始全面超过上交所，此外，据美国彭博资讯的统计，1996年深圳股市以174.92％的涨幅登上全球股市排行榜的冠军宝座……至此深圳交易所不但称雄于国内股市，而且以最大成长幅度笑傲全球！这个时期不但是深圳证券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深圳最得意最风光的时期。这个时期，也使“老大”上海英雄气短，耿耿于怀。深交所成交额超过上交所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98年1月，由于1997年后中国证监会不再让企业自主选择上市地点，而是定下了“上海先上一家，深圳再上一家”的不成文规定，这样上交所在98年才开始缓过气来，赶超深圳交易所。
成交额之争尚未见平息，深沪两地关于“创业板”的争夺又开始了。1999年，风险投资概念火爆全球，纳斯达克市场疯狂上涨，开始创造“一夜暴富”的资本神话，为此上海和深圳这两个科技产业发达的城市开始争夺设立中国的“二板市场”：两个城市不断举办研讨会，请专家宣传风险投资——更重要的是论证自己更有资格设置“二板市场”。当时的候选城市还有武汉、北京等。到2000年上半年，形势明朗，深圳在角逐中胜出。但这个胜利未必时好事，业内人士普遍担心，深圳取得创业板资格，很可能是对未来把深圳主板并入上海的一个补偿。果不其然，2000年，世纪之交，证券市场关于深交所即将并入上交所的传闻一时甚嚣尘上。97年以来这种传闻一直就有，但这次似乎是真的：统一的结算中心在上海成立，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也有这种表示……看来人们的担心要成为现实。
经过10年的发展，金融业已经成为深圳的支柱产业，其产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5％左右，而金融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支撑作用却不可等闲视之，另外深圳金融业的利润占全国四分之一弱，而上海则为四分之一强（其他地区共占一半）。有统计显示，2000年以前坐飞机进出深圳的人员中，就有30％的人是从事证券业的！如果深圳的主板市场迁往上海，那不仅意味着大量资金的流失，直接动摇深圳的区域金融中心地位，而且还将影响到特区二十年来的经济成就，即使有创业板但因在初创之时也难有规模和作用，因此深圳经济可能就此一蹶不振！
2000年的夏天是深圳市最难熬的一个夏天。据说，深圳市主要领导都在北京“陈情”，力陈撤销主板对深圳经济的利害关系。最终，深圳艰难地取得了主板暂时不并往上海的承诺，但也付出了代价，即深圳证券交易所从2000年9月开始不再发行新股。目前看来，这个代价是值得的，而且深圳当年力保主板的努力也是非常有远见的，因为直到现在，创业板也未能开设。不过开设了也未必能成功，除了美国纳斯达克创业板成功了外，其他国家的都不成功……中国是否需要开设创业板，直到今天仍有争议。
由于深圳不发行新股，深沪两个交易所不再有成交额上的竞争，也因为两个交易所最终要合并，其竞争也就不再有意义，两个交易所谁先谁后（成立）的问题也就烟消云散，正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回想起来，当年深圳在金融业上展开如此激烈的争夺不是没有原因的。深圳在上一个世纪在金融领域的争夺不仅仅是“面子”之争，而应看作是金融话语权之 9 争，经济主导权之争。有学者指出，20世纪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并没有突出表现，而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则不断发生，这种情况说明金融产业已经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经济危机更多地以金融危机地形式表现出来。谁掌握了金融资本，谁就能在经济竞争中占有优势。因此，作为一个没有传统工业基础、资源相对缺乏的新兴城市，深圳希望从金融服务业来把握经济制高点。当然，意图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自然也要抢占国内金融业的主导权。两个城市在上个世纪的竞争自然不可避免。
不过，主板停发新股还是对深圳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2000年以后深圳金融业的地位就日呈下降趋势。事实上，此前深圳就已呈现兆头。1998年人民银行机构改革，设立九大分行，作为金融重镇的深圳却未能占得一席，深圳市人民银行被划为广州分行之下的一个中心支行。在这个趋势下，人们不禁要问，深圳的金融业到底应向何方发展？不管答案如何，有志于全球化发展的招行、平保等金融企业开始把目光瞄向上海。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积累,上海已经为金融机构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环境，上海在人才、市场和资金的优势日益显现，而且在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上海还将是中国金融企业走向全球金融舞台的平台。目前金融机构扎堆的现象在陆家嘴已成气候：原三峡证券改名为亚洲证券后,正式将注册地由宜昌迁册至上海,并在浦东高档商务区租下了一栋物业,作为公司新的栖息地；天一证券将公司下属资产管理部等业务总部已全部移师上海；原先在开封安营的富友证券也选择了将上海作为注册地；去年年底在深圳成立的汉唐证券,也于今年三月将国债业务管理总部、资产管理总部、投资管理总部等三大业务部门移至上海……自2001年以来,共有数十家券商、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或变更注册地、或以大规模迁移核心业务部门的方式,在上海“安营扎寨”,估计未来会有更多金融机构进入陆家嘴。上海正成为各类金融机构争相进驻的热土。
因此，对于招商银行、平安保险这些准备走向国际舞台的金融企业来说，上海是必争之地。当然，在搬迁问题上在深圳发展起来的招行、平保似乎颇多顾忌，不能像外资企业那样来得直接了当。实际上，真正关系到企业发展壮大的问题，谁还有那么多所谓的“深圳情结”？对于沃尔玛来说，上海在地理、商业地位等方面均居主导，对其长远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因此他们一定要攻克上海。外资撤出的事例并非个别现象，一些在深圳的外资金融机构，在重新评价中国市场之后，也在逐渐从深圳撤出，如德国德累斯顿银行较早前就由深圳撤出，迁往他们认为更有希望的上海市。作为国内企业的佼佼者，招行、平保以及中兴、华为难道不会明白这一点？
此外，上海市政府在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中也展开了主动攻势，有意向让一些商业银行总行逐步聚集上海，并出面与一些银行高层进行过实质性商谈。其中，招商银行即是上海市政府力邀对象之一。郎有情，妾有意，在这个崇尚自由恋爱的时代，谁能阻止有情人终成眷属呢？
也许在金融业的发展上深圳不会再向上海叫板了，但现在问题在于，深圳是否必要成为一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在这个问题上，国内金融界有人认为，深圳的资源有限，长远来说不可能靠房地产和制造业去跟其他城市竞争，深圳的未来必须走服务业，与香港携手构建服务华南和南亚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是最佳选择之一（深圳市商业银行行长王骥就持这种观点），但是作为国内的区域金融中心，深圳的条件显然不如广州，如果与香港携手似乎没有必要。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深圳金融业的实际上折射出了深圳经济的尴尬，即地缘经济的局限性——夹在香港和广州之间，香港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广州则是华南的门户，珠三角的枢纽，而深圳呢？因此，尽管特区光环笼罩下的深圳踌躇满志，但拔剑四顾却一脸茫然：何去何从？
谁抛弃了深圳？深圳人可能会有满腹的牢骚，认为是中央抛弃了深圳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央决定开发浦东以来，人们似乎觉得上海在发展上总能得到政策上的“照顾”和 10 “扶持”，而作为特区的深圳却被“忽视”甚至被“限制”。的确，上海这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中央的大力支持。在“九五”期间（1996-2000），上海市的基建资金达到2274亿元，超过前40年总和的两倍。这是极惊人的数字，钱哪来呢？上海市政府2001年全年收入只有1300亿元，若仅靠市政府的资金，没有中央政府拨款及其他优惠政策，根本不可能连年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以吸引外商投资。但是，在深圳特区已经享受了十几年的特殊政策后，经济已经有了相当基础和规模，深圳继续享有特殊政策却是不合理的。因此深圳人自己也明白，给予特区的政策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谁抛弃了深圳？从地缘条件和时代背景来看，深圳近年来竞争力下降是因为处在时间和空间的不利地位，但这是深圳被“抛弃”的表面原因所在，因为时空因素的限制，是一个经济系统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无法回避的问题，而深圳特区却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表现出的茫然和不知所措却是有更深层次原因的，那就是深圳过去22年的发展更多是得益于政策倾斜和优惠，而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没有确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
1.国有经济改革迟缓。
据有关统计，到去年底，深圳市仍有半数以上的国有企业没有真正放活。值得注意的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存在政策障碍，一些政府部门一遇到政策障碍就束手无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和政府不敢冒改革的风险，或者担心改革成本太高，有的政府官员甚至顾及自己的“位子”而不愿“惹麻烦”。在以改革著称的深圳特区，在政府和企业阶层出现改革迟缓、改革心态减弱的现状，这是深圳市的开放出现弱化的明显迹象。
2.政府部门效率低下。
无论是投资方还是普通市民都对目前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颇有埋怨。各部门配合衔接也经常出问题，增加了投资的成本。相比之下，内地城市为吸引投资而进行的政府职能改革却卓有成效。比如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将贸易企业办理进区手续时间由1个多月缩短到1天，把空运货物通关速度由7天缩短到10小时以内；到漕河泾开发区投资的企业，只要对有关部门的告知作出承诺，即可获前置审批许可证，3个工作日内就能拿到工商执照。深圳政府部门改革难以推动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许多政府部门官员都是当年特区建设的功臣，这是不能不考虑的感情问题。但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不少部门和人员因为特区特权而养成的“特性”——对于部门来说，因为特权而获得额外利益，比如前不久的暂住证问题，尽管中央已经规定取消暂住证收费，但深圳有关部门却要挖空心思来弥补这个利益黑洞。2001年10月30日，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全面清理整顿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收费的通知》，主要内容是：除最高不超过5元的证书工本费外，各地对外来人口所征收的暂住费、暂住人口管理费等7种收费一律取消。今年6月3日深圳开始恢复办理暂住证，但人们发现暂住证比以前难办了。办证难的一个原因在于手续繁琐，“门槛”太高。按照规定，办理暂住证时必须提交劳动合同、社会保险、计划生育、就业证、人事手册等有关证明材料，手续极为繁琐。有人统计，办一个暂住证要盖11个公章：签订流动人口合同要盖2个章，查验流动人口生育证明盖2个章，就业证盖2个章，深圳特区劳务工指标登记本盖2个章，暂住户口登记盖1个章，深圳市暂住人口登记表盖2个章，少一个都不行。到后来，办证手续终于简化了，但2002年7月9日，深圳市人口管理工作会议作出一项决定：将对出租屋开征综合治安管理费。深圳市公安局负责人在会上坦承，开征治安管理费的目的，就是为了弥补今年深圳暂住证收费大幅下降后的亏空（《南方周末》2002.7.25）。另外，企业前往劳动局办理暂住证事宜，劳动局提出要收取培训费500元，对于急于办证的人员可以先交费，凭发票可以先办证……总之，围绕暂住证的故事没完没了。对于一个财政收入在全国位于前列的经济发达城市，却一直斤斤计较于暂住证费用不放，难怪网上有人为深圳感到“脸红”。11 在深圳，暂住证收费不但关系到深圳市公安、劳动、财政、人事、计生、物价、社保等7个部门，而且还围绕“暂住证”和边境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产业，比如代办证件、出入关口的“带路”、派出所“查证”、收容所“收留”以及从收容所“赎人”等（见人民网强国论坛）：2000年八旬老人袁文散步被收容，当事人愤而起诉但一审判决败诉（《民主与法制时报》2002.3.19）；2001年10月19岁一少女到深圳求职因没有暂住证而被送进了收容站，在收容站却被陌生人冒领成了“人质”，惨遭凌辱（《北京青年报》2001年10月31日，）……所以人们说，这两年内地正在补改革开放的“课”，而深圳的政府和企业却在补内地过去的“课”。这所有这些，不但已经严重损害了深圳的城市形象，同时使其投资环境趋于低劣。
3.治安环境日趋恶劣。
离开深圳到外地工作的人，每每说到深圳的治安都会带着一份恐惧。只要去东门步行街走走，或去深南中路天虹商场的天桥看看，可以叫你大吃一惊。这样在深圳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路上不断有查暂住证或边境证的，不断有“三无”人员被车押走，而另一方面却是小偷横行，砖头党、摩托党肆虐。2002年7月19日上午九时，在国贸大厦对面的深房广场发生持枪抢劫血案（南方都市报），这时深圳打“两抢”战役刚受到表彰和嘉奖不久。没有良好的治安环境，如何能吸引投资和人才呢？
4.城市环境捉襟见肘。
近年来深圳先后获得了“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联合国人居奖”等多项荣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城市总体规划获得了国际建协“艾伯克隆比爵士荣誉奖”，这是一个含金量颇高的奖项，它不是对某一单项的奖励，而是对深圳20年城市建设成就的一个充分的肯定。但是，对深圳比较了解的人却会感到迷惑：人民河及深圳河位于深圳市中心，但多年来一直臭气熏天；作为一个新兴城市，深圳交通却非常拥挤，“未老先衰”（不能说这个新兴城市没有规划好。深圳城市规划与道路设计从一开始就从行车角度考虑的，因此各大宾馆、会议场所以及写字楼等开车进出都很方便，但要步行过去却是难以摸着门的，所以深圳适合有车一族而不适合步行一族，但没有想到的是深圳现在车满为患。据说现在有人提出解决方案，即把深南大道上的公交大巴数量减少，与其他城市优先发展公交相比，深圳此举让人大跌眼镜，着已经不是“头疼医头，脚痛治脚”了，而是“头疼医脚”）；深圳文化休闲场所有限，无论是周末还是平时深圳书城人满为患，但书城居然因此被评入深圳十景，这只能更被外人一哂了；名为濒海城市，但全市只有一个免费的开放型海滩大梅沙，而且距离市区遥远……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违章建筑在这个国际化花园城市几乎无所不在！目前深圳有四十多万栋农民违章建筑房屋，而且有些地方还在抢建。这些主要用于对外出租的农民房楼挨楼，形成有深圳特色的“握手楼”“接吻楼”奇观。这些农民房就像从深圳靓丽外衣中露出来的内衣，十分不雅。因此有人说，深圳既是城市，又是一个农村。目前有关部门正督促其登记，似乎不想拆除，想对此四十多万栋违章建筑一罚了事（每平方米补地价几百元），若如此必将进一步纵容抢建风潮，深圳城市环境那就真没有改善的一天了。
5.城市精神空洞虚化。
作为一个城市，深圳几乎没有历史人文的沉淀，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却难以凝聚成城市精神。建立之初，特区精神曾经响亮一时，但现在似乎若有若无。至今深圳也没有形成自己的城市象征标志（比如中心广场、代表性建筑或城市雕塑），作为城市精神的载体。地王大厦和赛格广场（几乎没有广场的高楼）作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但两个大楼却为谁是深圳最高而争论不休。国贸大厦似乎可以作为深圳精神的载体，80年代一度是特区精神和深圳奇 12 迹的代表，90年代则有一大批深圳企业从这里起步发展，另外深圳交易所、人民银行等单位最早也在这里办公。如果要评选深圳市的历史优秀建筑，第一个应该非国贸大厦莫属，只是现在国贸大厦逐渐被人淡忘，而且周围也有不少违章建筑，体现不出应有的地位。
6.城市发展短视频现。
无论从深圳的城市发展战略上还是各部门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注重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发展的倾向十分明显，而从未能从根本上来着手解决问题，这是深圳一再处于被动地位的根本原因。在具体操作上，前期暂住证收费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又如花费巨资的地王公园最终被拆掉、1999年深南大道人行道翻来覆去折腾好几次，违章建筑屡禁不止，提高借读费（暂住人员似乎没有说话权），以及拟对大梅沙收费等。在发展战略上，引进人才的户籍政策很能说明问题。在每年的深圳人才交流会上，招聘单位都会拿着一个名单，上面是深圳人事局列出的所谓“名校”或“重点院校”，只有以上学校深圳市人事局才予以接纳。对于在深圳工作过好几年的人也一样，没有重点院校的本科文凭，户口进深圳则非常难。深圳这种户口政策导致了户籍与非户籍人口严重倒挂。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深圳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人口数量已达700万，但其中户籍人口只有132万，暂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总数的比重高达72％。这种特殊的人口结构现在开始制约深圳的发展：①高级职业技术人员严重短缺。由于学历等方面的原因，这些高级技工工很难取得深圳户口。一家港资企业的人事经理诉苦，他们工厂共有200多名员工，但只有3个人有深圳户口，人员很不稳定，稍有风吹草动，工厂就空了。目前深圳高级技工的薪资水平已经超过研究生，但短缺情况毫无改观。②暂住人员没有消费动力。由于户口不在深圳，暂住人员买车买房都不方便，因此很多人在深圳挣钱不花钱，其资金大多流回内地。仅今年“五一”期间，深圳外来人员向全国各地汇款的数额就高达11.6亿元。而据统计，2000年深圳通过邮局寄出的汇款总数达164亿元，平均每天汇出的款项高达4500万元。流动人口在深圳以外消费，严重影响了深圳经济的滚动发展和第三产业的提升。目前深圳开始改革户籍制度，但现在还能挽留得住吗？
7.固步自封缺乏反省。
媒体是一个城市的声音，但在深圳听不到自我批评与反省的声音。比如上面谈到的诸多例子，几乎都不是深圳媒体曝光的，而且深圳媒体在这些事情的报道和评论上表现出一致沉默（无论深圳报纸还是电视广播，除了不痛不痒的新闻外，就是卖狗皮膏药的性病、肝病、美容、减肥等劣质广告，没有一点大都市媒体的气概），而不断报道此类事件的南方都市报终于被深圳方面禁止上摊。尽管禁报事件最后以南方都市报的公开道歉而告结束，但谁胜谁负从一开始就已决出。现在，深圳特区报社和深圳商报社已经合并，其规模据说位居全国第三，但愿其整体实力也能达到这个水平。
看来，抛弃深圳的不是别人，正是深圳自己！“人心犹狃于故见，天意已另换新局”。《汉书－艺文志》的这句话可以很好地概括这些年深圳以特区自居的心态，但世界变化日新月异，而深圳却固步自封，如何与时俱进？
今后5年将是深圳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但是如果不能解决上述问题，深圳目前的困境将会更明显表现出来，五大矛盾会深化：①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与制造业日渐空洞的矛盾。高新技术产业从培育到成熟一般需要5-10年的时间，而且近年来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效果也不显著，尽管高交会年年在搞，主要原因在于创业板迟迟不能推出。深圳目前打算退出产权交易市场，但这与创业板不能同日而语。在制造业上，随着中兴、华为两大巨头的战略转移，深圳的实力要大打折扣。90年代以来深圳大力发展金融业，而把电子制造等产业拱手相让给周边的东莞、惠州等地区，目前东莞、惠州的制造业已成气候，深圳不可能获得更多发展空间。此外，由于内地土地、劳动力成本低廉，一些制造业已经开始从深圳迁往内地。13 如果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又没有新的产业建立起来，深圳可能出现制造业空洞化的危险。②房地产泡沫与深圳经济稳定的矛盾。房地产与金融业一样，在深圳经济中举足轻重，尤其是在深圳金融业走下坡路的这两年。但是近年来深圳房地产泡沫化非常明显，最近就有中央领导提醒深圳不要蹈香港的覆辙。因此，深圳房地产不降温不行，但房地产价格下调就会降低消费需求，从而拖累深圳经济发展。③建立物流中心与其他城市竞争的矛盾。除了高新技术产业外，深圳另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是建立国际物流中心和采购中心，除上海已有建立国际物流中心的宏伟蓝图外，广州打算在南沙建设珠江三角洲地区“物流心脏”，香港在发展物流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而深圳夹在中间的，竞争劣势是非常明显的。如今年家乐福再度在深圳申请开店，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因为深圳市政府提出：家乐福在深圳开设新店的前提是，将其全球采购中心和物流中心设在深圳。但是，由于家乐福已将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其在中国发展的重心显而易见，面对深圳市政府的要求，家乐福感到很难选择。④长远发展与短期利益的矛盾。如前所说，深圳从上到下普遍存在短期行为，这种状况在短期内很难改善。⑤建立人才高地与人才吸引力逐渐下降的矛盾。
“如果说，前20年深圳在建设和发展方面处于领跑者的位置，那么，今天深圳面临的是群雄环伺、你追我赶的激烈竞争局面。如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黄丽满所指出的，深圳不可能再有政策优势，地缘优势也有很大的弱化，生活指数、商务成本都比较高，因此必须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
“放眼国内外，且不说远处的‘京津唐’和‘长江三角洲’，就在周边，新一轮城市竞争已经打响。与深圳毗邻的东莞飞速发展，由一个20万人口的小城市迅速发展成为加上外来人口几近数百万的大城市。不用说广州，要不了多久，有人预测东莞就有可能与深圳并驾齐驱。”
上面两段文字出自2002年11月01日深圳特区报“学习贯彻市委市政府工作会议精神系列述评之五”，显示深圳现在已经认识到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与危机。十几年来深圳一直笼罩在特区的光环下，一直认为自己扛着“特区”的大旗走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列，但到现在危机来临时才发现周围已是“群雄环伺”。显然，深圳现在已经不再向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看齐了，而开始与苏州、青岛、大连等城市相比较。显然，与前几年好高骛远的目标和口号相比，现在的定位要实际得多。最近，深圳市领导考察江苏、上海等地之后，开始借鉴上海、苏州的发展经验，但深圳市在宣传上显得比较低调，这是深圳新一届领导班子的特色。
苏州，江南历史名城，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上一直乏善可陈，但近几年却发展迅猛，GDP已经超过重庆，位居全国前十，城市竞争力也排在全国前列，引进外资数量还一度超过深圳……而这一切都是在默默无闻中实现的，到现在我们都很少看到有关苏州的宣传报道。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深圳和苏州非常相似：面向国外时，它们都被一个超级大都市阻碍，上海和香港；面向国内时，它们邻近还有一个区域中心城市，南京和广州……与此相似的还有杭州。现在苏州的工业园搞得有声有色，杭州也在逐步发展成为上海的后花园，它们没有被上海的光芒刺伤，反而却显出异样的光彩。深圳，是成为香港的后花园，还是又一个“苏州”？也许两者结合起来，才是深圳的未来。
遗憾的是，神女有情，楚王无意，长期以来香港一直对深圳警惕心有余，而合作力不足。例如当年香港要搞创业板，深圳方面提出可以把香港的创业板设在深圳，以节约资源，合作发展，但是香港方面不置可否。其他如24小时通关问题，西部大通道等问题也是如此。不过，现在情况好一点，因为香港的竞争力也在下降，经济持续不振，如果不与深圳扩大合作则其优势将丧失殆尽。
总之，香港与深圳，交则泰，不交则否。
2002年11月10日下午，深圳体育馆。中国足球甲A联赛深圳主场，深圳平安队在这 14 里迎接天津泰达队的挑战。
我向来认为中国足球没什么看头，但那天还是去看了比赛，主要是为了球场放松一下，适当发泄一下。在深圳去看球赛的人多数也报有这种目的，毕竟生活节奏太快，工作太紧张。
然而，那天的比赛比较沉闷。深圳平安队虽然占据主动，但几次射门都无功而返。对于我来说，哪边进球都可以，尽管我一开始为看球赛选了一个立场，站在深圳平安队一边。不少人看球也是这样的做法，但也有为难的时候，比如，来自天津的深圳人看这场比赛，就可能不知道自己该为哪一方加油。深圳是个年轻的移民城市，这些移民远未形成对深圳的认同感。在日常生活中，深圳人的失落和迷茫更是显而易见的，大家更愿意以原籍来表明自己是哪里人。对于那些没有深圳户籍的人群来说，对深圳更没有归属感，在球场上的茫然就很自然了。在生活与工作中，人与人之间人情味之缺乏使初来乍到的人无法忍受。写字楼里大家各忙各，下班各顾各，所谓“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是“深圳人写，写深圳人”的小说，上市时在深圳卖得很火爆。深圳人在宣布“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时，同时也承认“你的生活与我无关”，这种现代意识显然很符合商业社会的需要，但在深圳表现出一种极端却让人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残酷与冷漠，比如你到一家公司给他们装机，忙一天也不会有人管你是否喝水吃饭，同事之间不是公司组织活动极少可能一起出去培养感情的。大概是可以经常公费消费的原因，大公司大企业的集体活动会多一点，但人情关系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在这个社会里，孤独与落寞随时会向你袭来，轻则如浮萍流水，不知何所踪，深则如孤魂梦游，游荡在一个欲望的空间……这就是深圳人对深圳的距离感，从上到下几乎都存在。这种感觉有如深圳市政府门前的那头老牛，拼命向前拉，拉的却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大树墩——恐怕雕塑者没有想到，这座暗含深圳精神的“孺子牛”雕塑竟然成了今日深圳心态的真实写照。
深圳平安队终于在伤停补时阶段获得一个点球，平安队在最后一分钟灌进对方一个球，全场欢呼雷动。深圳平安队今年表现神勇，竞技状态处于颠峰状态，有望问鼎冠军宝座，然而随着平安保险的战略转移，深圳平安队也即将易主……为此，球场那头打出了“胜也爱你，败也爱你，离开深圳不爱你”的巨型横幅，是失落？是伤感？据说，健力宝可能入主深圳队，但主场还会在深圳吗？对此，深圳球迷一脸茫然。因此，即使深圳队夺冠，对于一个深圳球迷来说，其兴奋会达到极点，但其痛苦也将如堕深渊——如果平安队抛弃深圳！
与球迷比起来，一般深圳人的失落与迷茫虽然没有那么强烈，但却随时溢于言表。在上下班拥塞的路上他们会这么想，在密匝匝的接吻楼里他们会这么想，在繁忙的泄漏里他们会这么想，在视野开阔的莲花山上他们更会这么想……当去上海的朋友打电话过来描述浦东时，我在这么想；当有朋友要去西安发展时，我在这么想；当在深圳的同学朋友聚会热烈谈论上海、北京、广州、苏州时，我不再这么想。深圳，难道今夜我要把你抛弃？
莲花山下，依旧的车水马龙，流光异彩。
莲花山上，小平同志目光如炬，健步如飞
我为伊狂：《深圳你被谁抛弃》及作者与深圳市长于幼军的对话, www.daodoc.com 2005年03月21日 03:42 第一财经日报
二、工业化模式：泉州、温州、苏州的比较研究
工业生产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体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从历史上看，工业化一直是发展的中心内容，” 是发展先进生产力、提高地区竞争力的主要动力。工业生产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竞争力能否持续提高、经济竞争力能否持续增强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泉州、温州、苏州把握先机，从发展农村工业起步，较早依靠市场经济走上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推动区域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成为我国率先产值超千亿、产业竞争力较强、地区经济竞争力持续提高的少数几个地区，形成中国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且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工业化典型范式。这些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也是地区产业竞争力 42 和整体经济竞争力不断增强的过程。分析研究这些地区工业化启动、演进和升级的模式，有助于探索大国中地区工业化成长模式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提高地区经济竞争力之间的互动规律。
(二)发动主体比较。
泉州、温州两市工业化主体主要以私人为主导，属市场主导型工业化。苏州市工业化是在社区政府的直接推动下产生和发展，属于以社区政府为主导的政府主导型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前，泉州、温州两市国家投资少，国有工业十分薄弱，乡村工业几乎空白，政府财政十分困难，乡镇、村级集体积累很少，政府对发动工业化心有余而力不足，民间闲散资金成为发动工业化的主体，表现为工业化初期大量农村家庭工业的出现。泉州、温州两市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大多数乡村都同时把集体的耕牛、仓库、山地及少数集体积累，或承包给个人或分散到各户，引致农村家庭工业和私营企业发展。但在工业化进程中，泉州、温州由于不同的区位和人文环境也走上不同的道路。泉州市拥有700多万的泉州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及900多万泉州籍台湾同胞，又临近港澳，一些泉州籍港澳同胞及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华侨先后回乡投资，创办三资企业，走上一条家庭工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共同推进工业化道路；温州市则主要通过私营企业自身发展推动工业化。而苏州市改革开放初期便拥有相当雄厚的城市国有工业和一定基础的乡村工业与集体资产，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没有分散集体资产，乡村政府创办作为“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部分的乡村工业便自然充当农村工业化的马前卒，社区政府是大多数乡镇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经营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成为发动工业化的主体。而且，当时苏南（包括苏州）群众集体经济意识很强，“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的选择上，（许多群众）仍然倾向于自己从中得到很多实惠并对社区和国家做出很大贡献的乡镇集体经济”；“从1978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城乡集体经济一直是苏南工业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基础。” 到2001年底，泉州、温州两市非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超过90%，非公有制企业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主体。
苏州集体经济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80年代年均递率达30%以上，是当时苏州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1985年，全市乡村集体企业工业产值比1978年增长8.47倍，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从43%上升到83.4%，在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14%提高到46.2%。即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九十年代前半期，苏州市实行“三外”战略，中外合资企业和实际利用外资迅速发展，以及乡镇工业大规模产权改革前，1995年苏州市工业产值中国有、集体（镇村工业）仍占有79.7%，仍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正是由于发动工业化的主体不同，泉州、温州两市城乡工业化必须依靠乡村企业自身力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逐步壮大，特别是八十年代初期民营企业的国内政治环境并不太好，泉州、温州乡村工业是在新旧体制的夹缝下成长，益发艰难，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且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其工业化模式的典型意义在于泉州、温州走出一条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依靠民间力量推动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的工业化道路。苏州乡村工业是以社区共有为特征，以基层政权为后盾，因而能运用行政权威调动、配置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形成更加社会化的生产力布局，而且当时国内政治环境又有利于苏州乡村集体企业的发展。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苏州工业化进程十分迅速，并促进产业结构顺利转换。泉州、温州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产业结构转换相对滞后。
(二)资本形成比较。
泉州市工业化是内外资本共同推动以外资为主体的外源性工业化模式，苏州市工业化是内外资共同推动，由内资为主转为外资为主的外源性工业化模式。温州市工业化是以内资为主，外资为辅的内源性工业化模式。
泉州市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启动资本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经商和农业生产平时 43 积累所得。泉州市和温州市一样，具有相当深远的经商传统，80年代初遍及泉州市的“估衣摊” 泉州人利用市场的区位差、商品的时间差和销售的价格差，获得工业化启动资金的第一笔原始积累。二是侨资侨汇。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海外侨胞对祖国大陆政策不甚了解，不敢以海外客商名义回乡投资，往往采用委托大陆亲友投资或汇款支持大陆家人投资的方式办企业。当时泉州市很多乡镇企业资金、技术设备都来自海外。据统计，80年代初泉州市侨资侨汇基本上占到全国的10%。三是海外华侨捐赠。泉州市海外侨胞都有很高的爱国爱乡热情，不忘故土，怀念亲友，纷纷向家乡亲友捐赠资金、生产设备，帮助家乡创办企业，搞公益事业和发展生产。据统计，从1978年1983年，仅石狮镇区华侨捐赠总额达1000万人民币，从1985年到1995年，全市华侨捐赠达35亿元人民币，成为工业化资金的辅助渠道。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泉州市乡镇工业依靠自身积累不断壮大，同时海外对祖国大陆政策渐渐明了，泉州市大力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多形式招商引资。苏州市发动工业化初期资本主要是乡村集体积累资产，进入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实施“三外”发展战略，乡镇工业大多嫁接外资，同时三资企业迅速发展。1999年，苏州市三次产业资本投资中公有资本占有49.8%（其中投入二产占二产总资本33.3%），外商资本占40.6%（其中投入二产占二产总资本58.7%）。2001年末，苏州市实际利用外资30.22亿美元,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33.43亿美元，外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达50.49%，对全市财政收入贡献达43.6%。（其中外资企业为38.6%），对财政收入增加值的贡献达54%。温州市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具有鲜明的内源性。温州市工业化起步到近年的发展中，引进的外资很少，即使在1992年以后全国各地大张旗鼓引进外资的背景下，温州市的外资依存度仍然很低，1997年为2.79%，1998年为1.5%，2001年也仅达到3.54%，同年三资企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5.3%，而2001年泉州、苏州两市外资依存度分别为30.02%和44.45%，分别比温州市高出26.48和40.91个百分点。因此，温州市工业化进程中启动资本基本上是立足于区内、国内获得的，而且区内、国内资本的获得主要是通过私营企业的跨区域商业活动，而不是通过银行、资本市场等正式金融渠道，因为正式金融渠道对于小规模私营企业一直是可望不可及的。到2001年，温州市仅有1家国有上市公司，民营企业是温州工业化的主力军，但温州民营企业却没有一家上市公司。而截止2001年末,泉州市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买壳上市等方式在国内证券市场筹资达13亿多元，在香港上市共筹资近17亿港元。而苏州市1999年就有8家上市公司，市值达到285亿元，2001年苏州市上市公司在国内市场募集资金达9.6亿元。
（三）发展战略比较。
从宏观发展战略看，泉州、温州两市都采取市场主导型倾斜突进战略，苏州市则采取政府主导型倾斜突进战略。
一般而言，世界各国和地区工业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道路可归纳为两种模式：一是平衡渐进模式，即产业结构由一次产业为主导向二次、三次产业为主导，由低向高逐渐推进。二是倾斜突进模式，即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点，按照某种标准选定几个主导产业，重点倾斜发展，短期内带动整个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二战以后，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处于重工业化阶级，并很快向高技术工业化阶段逼进；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仍处于低级状态。如果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工业化模式从农业开始按部就班，不仅发展过程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十分漫长，而且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不断拉大。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采取。各种手段重点发展工业的战略，在产业产值结构上表现出工业份额显著高于一般国家，从而与西方学者钱纳里、库兹涅茨等提出的产业结构标准值出现较大的偏差。
在工业化战略上，泉州、温州、苏州都采取倾斜突进型发展战略，其产业结构与国际上几种标准模型比较，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上二产结构比例较高，一产结构比例偏低。改革开放 44 以来，三市都在农业尚不发达、农业生产率较低的情况下，通过政府、市场和民间力量强行发展比较利益较高的工业，而把比较利益较低的农业转移到国内其他地区，并由工业超速发展带动国民经济较快增长。从1978年到2001年，泉州、温州、苏州三市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比重分别从38.59%、42.18%和28.11%下降到7.3%、6.2%和5.2%，年均分别下降1.34、1.56和0.99个百分点。据有关数据表明，日本农业比重从42.7%下降到6%，用了76年时间，年均下降0.48个百分点；德国从44.8%降至5%，用了约100年时间，年均下降0.4个百分点；美国从上世纪的17.9%降至2%，用了85年时间，年均下降0.19个百分点；韩国因战后30年中农业产值下降了30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而被国际上称为“压缩型”工业化道路。泉州、温州、苏州三市可称之为“超压缩型”工业化道路。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泉州、温州、苏州三市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持续提高，但农业产值的迅速下降并不完全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是一定程度上忽视农业。三市作为大国中的一个地区，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加快发展而不是农业安全。为了迅速发展地区经济，三市都自然而然地考虑将比较效益较低的农业转移给国内其它农业省区，自己则利用市场机制优势大力发展比较利益较高的工业，并通过地区贸易用自身工业生产剩余换取其它地区农业生产剩余，因而三市的工业化战略又可概括为跨越农业直奔工业的倾斜突进工业化模式。从微观发展战略上，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战略存在差异。在工业化初期和中上期，经济增长一般比较粗放，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增长才逐步由粗放向集约型转变。按照国际上通行的量化标准，工业化初期阶段结束的标准是农业劳动份额不超过55%。人均GDP不低于1000美元；工业化中期结束时农业劳动力份额低于30%，产值比重低于15%，人均GDP高于2000美元。而泉州、温州市在1995年才结束工业化初期阶段，现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苏州市1993年结束工业化初期阶段。而且仅经过短短三年的1996年就结束工业化中期阶段，现已处于工业化后期。体现在工业发展战略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三市都实行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兴地富民为目标，以高投入为手段，通过尽可能扩大生产能力加快工业增长，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具体表现为乡镇工业适应短缺经济需求，把新增生产要素主要用于扩建、新建厂房，添置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出总量，用于外延扩大再生产的粗放型发展战略。进入九十年代后，苏州市在外资带动下率先进入工业化中期，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使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技术进步为支撑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走上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集约型发展战略，具体表现为乡镇工业适应过剩经济下激烈市场竞争需要，工业投入由投资者自主转为有限制报批，招商引资由引资方单向引资转为引资方和投资方双向选择，引导新增生产要素重点围绕提升产业竞争力、技术竞争力、机制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投入，从而提高了乡镇工业的持续竞争能力。而泉州、温州结束工业化初期阶段比苏州迟3-5年，而且工业化中期阶段停留时间比苏州长，工业化战略由粗放向集约转型比较迟缓，从而国民经济运行效益比苏州差。
（四）市场结构比较。
泉州、苏州两市对国际市场有较高的依存度，而温州市对国内市场依存度比较高。在工业化进程中，泉州市工业化最初启动资本很大程度上依靠侨资侨汇，工业化的具体形式也是从“三来一补”起步，随后通过招商引资嫁接乡镇企业和创办三资企业，外资一直是泉州市工业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与时同时，国际市场成为泉州市商品销售的重要场所，国际贸易成为拉动泉州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1年，泉州全市社会出口交货总值达383.95亿元，出口依存度达34.13%。由于通关环境以及本地外贸公司资金实力不足，2001年泉州市自营出口仅12.61亿美元，自营出口依存度仅9.27%。据泉州市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泉州市出口企业另择口岸出口及外地外贸公司来泉州收购出口货源约占泉州出口总额的76%。苏州市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实施“三外”战略，九十年代外经工作连连上台阶。1990年苏州市进出口依存度仅7.69%（其中出口依存度为6.35%）,国内市场是苏州市商品主要渠 45 道。1995年进出口依存度达到42.1%（其中出口依存度为21.4%），2001年进出口依存度达到111.16%（其中出口依存度达到57.9%），说明八十年代苏州市工业化市场拉动主要来自国内市场，进入九十年代后才主要依靠国际市场推动工业化。
温州市工业化过程中贸易流动的国际性以及对国内市场的依存度十分明显。1995年，温州市外贸依存度为9.2%，1999年为12.4%，2000年以后迅速增长，达到20.2%（其中出口依存度为16.9%）2001年为23.1%（其中出口依存度为17.8%），温州市2001年出口依存度仍然低于泉州、苏州16.33和40.1个百分点，说明温州市工业品市场主要在国内而不是海外，国内贸易而不是国际贸易是温州市20多年来工业化的主要拉动力，但1999年以后温州市外贸依存度年均以5-6个百分点上升，国际市场的拉动正逐步成为推动温州工业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五）技术选择比较。
泉州、温州主要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发展方向，而且随着工业化不断深入，继续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苏州市工业化初期主要选择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随着工业化不断深入和外资的不断转入，苏州市产业技术不断升级，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成为主导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泉州、温州工业化都是由民间资本投资驱动，泉州市依靠三闲（闲钱、闲房、闲人）起步，温州市依靠群众经商所得和家庭平时积累，都属于资金规模小又分散，而且两市工业化初期的投资主体文化水平都不高，投资产业技术选择自然首选市场需求大，技术要求低、资金规模小且回收获利快，又适合家庭工业、联户经营等小规模私营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温州市拥有手工业传统，以及以轻型加工业为主导的香港、澳门拥有大量泉州籍同胞的言传身教，进一步强化了两市把劳动密集型轻加工业作为工业化最初产业技术选择。2001年，泉州市纺织鞋服、建材陶瓷、食品饮料、工艺制品、机械制造五大传统产业仍占工业总产值68%，石油化工和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迅速增长，正逐步成为泉州市支柱产业。温州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中，低压电器、普通机械、制革、化学、服装等五大传统主导产业仍占有73%。
苏州市工业化是在政府直接推动下进行的，社区政府能够组织有效资源集中投入一些重点行业，而且工业化的起点是与城市国有企业作配套和协作，因而工业化产业技术选择一开始便能集中在劳动密集和相对资金密集的织纺、机械、化学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随着外资不断加入，苏州市及时引导产业结构升级，新培育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与精密机械、新型家电、精细化工和石油化工、新型材料与基础原材料、轻型汽车与汽车配件等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快速增长，1998年至2000年递增达39.7%,改变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格局，成为现代加工制造业基地。2001年全市新兴六大支柱产业产值已占工业销售总收入40.3%，顺利实现了产业结构转换升级。泉州市外商投资占的比例也比较高，产业技术没能与苏州一样升级，除了周边环境缺乏适应技术密集产业需要的机构和人才环境外，外资来源主要是东南亚中小华侨特别是泉州籍华侨，资金规模小又分散是个重要原因。从各国工业化过程看，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深入，产业升级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递进，产业升级依次为纺织、钢铁、化工、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造船、石油化工、汽车和机器制造、收音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这个序列越往后越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从泉州、温州、苏州三市产业技术看，泉州、温州仍然处于劳动密集型为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辅的阶段，而苏州市已经进入到技术密集型为主、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为辅的阶段。
（六）结论与思考。
通过对泉州、温州、苏州三市工业化结构现状以及工业化启动条件、发展路径和各自特色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在过去23年中，三市在工业化模式有各自的特殊性：
1．工业化进程主要由民间和政府两股力量来推动。泉州、温州两市工业化都是在民间力量推动下进行的。泉州市在工业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吸引、动员和利用海内外资源和市场，温州市在工业化过程中则主要吸收、动员和利用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两市都从发展传统产业起步并且不断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一定程度上忽视农业而集中力量发展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以工业制造业快速发展推动地区国民经济迅速增长，走出一条民间力量为主，政府力量为辅，立足传统制造业发展并不断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的工业化路子。苏州市工业化是在政府行政力量推动下进行下。在工业化进程中，苏州市及时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推进工业化的要素及时由利用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转向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市场，及时推动产业技术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走出一条政府和民间合力推动、产业技术不断升级的工业化路子。
2．工业化不同时期政府和民间力量以及工业化的内源性和外源性影响着不同的工业化绩效。从泉州、温州、苏州工业化道路比较可以说明：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发动工业化的资源环境相对较差，经济自主增长能力相对较弱，政府推动型工业化有利于组织和集中资源，具有较好的发展绩效，体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苏州市工业发展速度和规模都远远超过泉州、温州两市。政府推动型工业化和民间推动型工业化最大的区别在于经济增长的力量来自政府的外生变量或市场主体的内生变量。由于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外生的，是靠政府、社区组织推动的。政府决策是最大的外生变量，政府“失灵”或稍有懈怠，其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工业化初期，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对于提高工业化绩效是十分重要的。市场与民间力量主导的工业化，经济增长的力量是内生的，是发自市场主体的追逐利润的冲动，政府的暂时“失灵”、稍有懈怠以及阶段性决策失误并不会完全抑制民间市场主体的投资冲动，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比政府主导型工业化微弱许多。当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市场主体力量有很大的发展，经济自主增长能力不断增强，政府对工业化的推动便要由组织资源转向为市场主体创造产业发展环境上，努力使投资者具有较高的投资效率和效益，使投资者能以最小风险获得最大回报。体现在八十年后期及九十年代三市大力加强投资环境建设以及九十年代中后期苏州市大力推进乡镇企业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上。因此，从发展趋看，政府对工业化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不断增强优化产业发展环境的能力上。
在工业化的内源性和外源性方面，按照工业化进程中区域经济外向化的一般规律来推断，大国中的一个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的区域开放，既可以从区际化一边开始，也可以从国际化一边开始。泉州市由于拥有1600多万泉州籍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和泉州籍台胞，具有较为丰富的海外资源和较为宽阔的海外市场，工业化启动及发展进程能充分利用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从区际化和国际化两个方向同时启动工业化，一开始便具有较强的外源性。温州、苏州两市不具备泉州的海外资源和市场优势，工业化启动以及进程由于周边及自身资源环境的差异，八十年代两市都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和市场，将其资本形成市场分布与国内其他区域联系在一起，从国内分工中获取比较利益，工业化的内源性比较明显。但苏州市能及时抓住时机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逐步通过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推动工业化进程，从而工业化的外源性不断增强。温州市在工业化进程中既没有泉州的海外资源优势又没有苏州的周边环境优势，工业化主体通过在国内市场发展而强身壮体后，利用国际资源和冲击国际市场的能力正在不断增强，从1998年开始外贸依存度由10.75%提升到2001年的24.12%，三年间增长13.37个百分点，市场结构正在由国内市场为主转向区际、国际市场并重，工业化的外源性逐步提高，走出一条起步于区际化、拓展于国际化的地区开放之路。
3．工业化初期不管存在多大的差异，最终都会逐步走向发展绩效更高的路子。泉州、温州、苏州三市实践证明：工业化早期不管在启动条件、发展路径、发动主体、资本形成、市场结构等方面存在多大的差异，其最终的趋向都会逐步形成经济主要依靠市场主体自主增长，政府主要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动力来自国内外资源和市场，工业化的内源性和外源性不断融合。工业化的差异主要在依靠自身和自然、人文区位、资源环境对产业技术的选择上。
谢立新：工业化模式：泉州、温州、苏州的比较研究，www.daodoc.com,2004-08-17
三、重庆模式：都市圈扩张冲动
2005年5月9日下午4时30分，重庆市副市长赵公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重庆的城市战略
《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市的城市发展战略是怎样的？
赵公卿：从全国来看，从东部开始先发展，到提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整个国家的发展是分阶段分区域的梯形发展模式。东西部的差距可能还会拉大，但发展速度和发展趋势的差距在逐渐减小。从重庆来看，我们的“十五”规划以及在西部开发中的定位都比较明确，就是要把重庆建设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具体内涵是“三中心、两个枢纽、一基地”。打造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教文化中心，形成交通枢纽和高新产业和制造业基地。整个发展规划是到2020年。《21世纪》：怎样来达到这一战略目标呢？赵公卿：重庆是直辖市，但人口多、幅员面积大，相当于一个省的构架。我们实行分块指导。全国各地的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性很大，重庆全辖的生产力水平差异性也很大。可以说是全国的一个缩影，是一个大城市带大农村，大工业带大农业的格局。都市区人均GDP约三千美金，接近东部的平均值。可我们贫困的区县不足600美金。根据生产力水平和当前的工作侧重，把全辖分成四个片区：都市区、渝西走廊、三峡库区和黔东南地区。我们主要是靠先打造好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通讯、水利枢纽等，引导生产力递延分布下去。直辖后这几年的经济发展中的明显特点集中辐射型经济模式。举个例子，四川省规模相当的机场就修了几个，分布在几个大中型城市。重庆远郊的区、市、县不会象绵阳那样发展，因为重庆是个直辖市，集中和辐射的力度都很大。集中辐射靠什么？一是靠交通运输，二是靠市场，接着以后要靠要素市场的发育，整个发展战略就是这种构架。
投资拉动与城镇化 《21世纪》：沿着这种路径，战略实施的效果怎样？
赵公卿：开始起步的时候，投资较大，以投资拉动。当时我们投资拉动系数很低，例如1998年，投资增长1％，拉动经济增长只有0.18个百分点。后来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拉动系数就增大了。电力设施有了、市场化程度加快了，投资肯定逐渐回调。我们用投资拉动经济、调整结构的时期，正好赶上了实施中央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调整一、二、三产业结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解决生态和环保问题，都是一个极好的机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2002年中央西部大开发西南片区会上，中央领导曾肯定重庆的发展到了一个新起点。这几年我们进一步加大了基础设施的投资。
投资引起经济结构变动，变动是否合理，还要看就业率的走势。如果只关心投资，就不叫宏观经济了，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出问题。我们目前在实施发展战略的时候，结合实际情况，在解决我们发展中的一些困难问题，逐渐在缓解一些矛盾。我关注投资增长和金融存款、居 48 民存款的增长态势和相互关系，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形势趋好，说明投资与发展战略是相吻合的。
《21世纪》：您所说原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拉动0.18％，那么到去年为止这个拉动率有多大？
赵公卿：应该是0.35％。投资拉动效果越来越显著。举个例子，记得1998年重庆的固定电话，百人拥有数量只有6.74。到2000年，当时连达到11的目标也不敢提。到去年底，这个指标已经达到了54。对农村也好，对商业也好，对服务也好，整个就活起来了。过去是根本不敢想象的。
《21世纪》：还面临什么样的问题？赵公卿：在发展战略中，第二个问题是农村的问题，就是三农问题。成立直辖市的时候，第一产业的比重从小重庆的7％，变成大重庆的24.9％，现在调到去年的16％，包袱很大。重庆这种情况，每年大概调整1－1.5个百分点。三产业增加到一定的时候，二产业也活跃，这种情况下，整个实施的过程中，三农问题仍然是首先要解决的。
我们搞了三个工作，一是百万农业产业化工程，二是100个重点城镇，就是推进小城镇的建设，三是百万的劳务输出。实际上我们输出的劳务量很大，已经达600多万人了。(《21世纪》：是总数还是每年？)。每年。其中到外省去的有400万人，在都市圈和城镇的约200多万人。
这些工作虽然解决了当前的一些矛盾，缓解了农村的一些矛盾，可是农业、农村、农民仍然还是重庆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也就是大城市带大农村的战略应该怎么走，我们还要继续探索。
《21世纪》：100个城镇在重庆的发展来说，我们仅仅是靠简单的城镇化吗？重庆的城市规模还是比较小，有什么措施真正实现大城市带大农村？
赵公卿：现在的城镇化必须加以产业化。所以城镇化就是一个镇一个特色的产业，我们都在抓一些试点，并不是把农民简单地集中在一起居住，给他市政设施就行了。一产业的转移最重要，一产业向三产业转移，一产业往深加工转移。这个不能仅靠政府。我们整个生产力布局的体系是基于特大城市和城市群的特点，都市区是一个特大的城市，沿着长江、高速公路、铁路下去，有六个大城市、还有就25个中小城市。
重庆地产模式 《21世纪》：您刚才所说一个特大型城市带动，您指的这个是以都市圈为主？赵公卿：是的。这块有5473平方公里。重庆现在分为一个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三峡库区和黔东南地区，三个分区，四个抓手。都市经济圈现在包括主城区的九个区，主要的都是最发达的地区，还有商圈。
因为重庆的地理环境，生产力差异和现在的行政体制，重庆市的规划也与众不同：都市区总规加上城镇体系规划才算是一个完成的城市规划。如果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做一个长远规划，那么确定城市规划就很难了。
《21世纪》：重庆的空间发展概念是怎么样的？又如何让房地产健康发展？赵公卿：从城市发展历程来看，城市地产发展的脉络就很清晰。重庆市都市圈，城市每年新增加的面积是20到25平方公里。从1997年直辖以来，政府主要的责任就是修路修桥，建自来水厂和医院，完善各种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而一个城市要丰满，主要靠房地产。而房地产的发展要以政府管好规划为前提。重庆市对规划是管得很紧。我们有规划委员会，由市委书记挂帅，还有地方性的规划条例。城市要做很多规划，主要是控制城市扩展中不要失误，要完善城市功能，要明确建设的时序。我个人认为，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中我们看得最重、做得最多的工作。
《21世纪》：城市在空间上扩展这么快，政府怎样做才能正确做事呢？
赵公卿：首先抓规划，另一个抓城市功能完善。城市功能完善，一方面是解决城市交通，另一方面是城市的市政设施，包括污水垃圾，供水供气、停车场等，另外还要在整个城市发展中，把握商业设施的合理布局。在重庆市的都市区，每一宗土地，没有控制性详规是不能售卖的，所有的土地在招拍挂的过程中，都是有完善的规划手续。应该说规划是控制城市发展重要的一点。
第二，我们对土地供应不盲目，总量控制。土地一级市场由政府调控，二级市场通过规范的招拍挂市场体系来运做。每年要对前一年的几个指标进行研究，前一年新增房地产建筑面积多少，竣工多少，销售多少，最后房价总体水平是否在合理范围内，跟城镇居民的收入的比例等。如果房价升得过快，就多投放一些土地。重庆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不是靠行政手段的介入，而是调控型的介入，调控土地市场的供求平衡。
《21世纪》：能不能谈一下土地供应数量和机制？赵公卿：比如去年计划总供应量是15000亩。年初在网上就公布了，然后按季度投放出去。根据每个季度价格决定投放力度，如果价格涨势猛，如果判断价格要继续走高，就多投一点。土地一多，楼盘就多，老百姓选择就多，预期也发生改变，就可以起到稳定价格的作用。政府对房地产价格，是有调控办法的。如果政府不过分追求土地的增值收益，就不应该会失误。
由于国家调控等原因，重庆市去年实际投放土地1.2万亩。《21世纪》：比计划减少了土地的投放量，与去年重庆房价有没有影响？赵公卿：没有。去年新增的建筑面积是2144万平方米，施工面积的是6160万方。同比分别增长2.2％和16.5％。房屋竣工面积153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8.5％，其中，住宅竣工面积1187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6％。
《21世纪》：如何控制金融、地产市场的金融风险？赵公卿：房地产本身投入大，风险也比较高。重庆由于有自己的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90多栋烂尾楼到去年最终处理完。因此我们提高市场的准入门槛，来调整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结构。重庆原来有1600多家房地产企业，通过宏观调控在合并和调整。一个做法是，在“招、拍、挂”的市场上首先要交纳地价50％或30％到50％的保证金。拿到土地之后，15天到30天，要交纳齐土地出让金。第一个门槛就很高。第二个门槛，没有30％的自有资本金，银行不发放贷款。
我们的市场是开放的市场。第三个我们的关注点是规范市场秩序。一是我们在全国率先要求开发商按套内面积出售。二的严格控制预售和销售条件。三是联网查询。四是每年公开评选诚信企业，不讲诚信的企业就要披露。
市场秩序规范了，政府考虑什么呢？主要着眼于供求的平衡和价格的合理。重庆目前投资性购房适当，大约在8％左右。
《21世纪》：重庆这几年地价的上升幅度有多大？赵公卿：从平均地价来看，不大。从三大经济区域来看，都市经济区供地中4－8级土地占79.5％，土地平均成交单价75万元／亩，同比增长3.1％；渝西经济区供地中，9－14级土地占87.3％，土地平均成交单价31.5万元／亩，同比增长6.9％；三峡库区供地中11－14级土地占95％，土地平均成交单价16.6万元／亩，与上年持平。
我们对土地的把握，有三句话：适度储备、有效整治、合理升值。如果政府去追求利润最大化，地价就会迅速上升。
《21世纪》：你觉得重庆的房地产价格跟我们居民的收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赵公卿：2003年我们房价同比增长4.6％。2004年房价增长13.7％。可是我们去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13.9％。从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出，这两年重庆市的地产市场投机性不大，是比较健康的增长。
中金公司最近在全国二十几个城市的调查。人民银行认为中金公司说得比较客观。重庆的相关数据都是正常的。购房的成本比租房要低。而且我们的房地产产品中，大部分都是一般的中档住宅。占到了75％，就是一般住宅占整个住宅比重很大。主导思想是改善群众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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