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讽喻诗之创作动因_白居易为之讽喻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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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居易讽喻诗之创作动因

李杨

［内容摘要］ 白居易的讽喻诗促进了中唐诗歌的繁荣，代表着新乐府运动的最高成就。究其创作的深层原因，既是受到儒家传统诗教观的影响，又与时代因素有关；早期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为其创作奠定了生活基础；朝野思治、渴求中兴的时代要求为其创作提供了机会；士大夫文人的历史使命感和拾遗一职所赋予的高度责任感也成为其创作的内在动力；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说，白居易创作讽喻诗也是遵循诗歌自身规律的结果。

［关键词］ 白居易；讽喻诗；创作成因

白居易是中唐社会写实讽喻派的领袖人物，其诗歌创作遗存两千八百余首，多于其他任何一位唐代诗人，其中价值最高、成就最大的就是他本人最重视的讽喻诗一百七十余首。这之中，又当以《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为代表。关于讽喻诗，白氏曾云：“自拾遗以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比兴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谓之讽喻诗。”[1](P649)可以说，白居易的讽喻诗促进了中唐诗歌的繁荣，代表着新乐府运动的最高成就。那么白居易创作讽喻诗的原因有哪些呢?鲁迅先生曾说：“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2](P270)遵循鲁迅先生的这一观点，我们不妨对白氏创作讽喻诗的因由做一番深入探讨。

一、儒家诗教观的主导作用

白居易的家庭世敦儒业，其祖父、父亲和外祖父都是明经出身，能诗能文，谙熟儒家典籍。不言而喻，白居易在经学和文学方面自幼就受到他们的影响。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说：“我时常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在了解一个人所生长的环境后，才能对一个人做出判断。”[3](111)因此，这样的家庭环境使白居易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学教育，儒家思想从其出生起就成了他立身行事的准则。

“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注重现实、鄙弃幻想的倾向，规约了传统儒家诗学的基本走向，使它一开始就走上了注重反映现实的道路。《诗经》是中国传统诗歌创作的起点，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如实反映社会本来面目的作品, 孔子认为“可以观”即能够从中了解风俗之盛衰、考见为政之得失，文学的功利性被高度重视。这一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白居易继承了这一传统，把诗歌和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强调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就明确提出创作讽喻诗的目的是：“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1](P649)在《新乐府序》中又认为：“为君、为臣、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1](P35)也就是说，写讽喻诗是供朝廷施政参考的，他把自己看到的民生疾苦和种种外界事物感发成诗，供皇帝和当权者取为鉴戒。

关于讽喻诗的思想内容，白居易提出以“六义”作为标准。在《读张籍古乐府》诗中，他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1](P2)未尝著空文。”风雅比兴之论正是源于汉儒的言论，如《毛诗·大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论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远于事变怀其旧俗者也。”[4](P568)在风、雅、颂三者中，白居易更强调风、雅。这同他提倡采诗和写作讽喻诗来规劝当权者，“裨补时阙”的创作目的是一致的。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对于美、刺二者更强调刺。他所写的讽喻诗中讽刺的内容占了大多数。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刺”的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的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可以认为正是在继承儒家诗论传统的基础上，白居易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

二、社会生活和坎坷经历奠定了创作基础

白居易生活的时代适逢唐朝的中后期。安史之乱以来，各种社会矛盾已日趋尖锐：唐王室内部成员间尔虞我诈，相互倾压，争权夺利日甚一日；宦官掌握禁军（神策军）大权，把持朝政，扰乱朝纲，专横贪暴，无恶不作；牛李朋党派系争斗愈演愈烈；各分封藩镇公然蔑视唐王朝中央政府的管辖控制，割据称雄，独霸一方，并且为了争夺地盘，不惜穷兵黩武、频举战事。与此同时，异族吐蕃亦趁火打劫，不断骚扰入侵。如此严重的形势下，统治阶级日趋腐败，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更加紧了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人民生活极端贫困。

处在如此动荡多变的特殊历史时期，白居易青年时代就饱尝了家贫多故、衣食欠足、生活颠沛流离的苦楚。唐德宗时，关中地区连续发生了朱泚、李怀光等大规模叛乱。德宗出奔奉天，南逃山南，狼狈不堪。《资治通鉴》对这次叛乱有描述：“贼已斩关而入，上乃与王贵妃„„自苑北门出”，“自咸阳幸奉天”，“初至奉天，诏征近道兵入援”，“朱泚自将逼奉天，军势甚盛。”[5](P6058)这时，白居易一家因乱到徐州一带避难，后又迁到越中。年纪稍长，其父白季庚去世，家境衰落，生活也更加贫困，迫使他南北奔走，愁于衣食，常常“衣食不充、冻馁并至”。“苦乏衣食资，远为江海游。光阴坐迟暮，乡国行阻修。身病向鄱阳，家贫寄徐州。”[1](P116)这些诗句，正是他早年为谋衣食，四处奔波的困顿经历的真实写照。

先后迁居徐州、越中等地的生活经历使白居易有较多机会接触最下层的劳苦大众，并亲眼目睹他们的悲惨遭遇。《朱陈村》诗云：“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1](P121)此诗即是这一时期白居易耳闻目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真实记录。所有这些经历为他以后创作“惟歌生民病”的讽喻诗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

三、朝野思治、渴求中兴的时代要求

白居易解褐入仕的贞元、元和之际是一个交织着痛苦与希望的时代。一方面，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日渐削弱，封建官吏之间的派系斗争日趋激烈。随着均田制的破坏，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制，但赋税征纳中流弊滋生，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受到的盘剥反而比以前更甚。劳苦大众处于“冻馁并至”的悲惨境地。白居易诗中有句云：“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1](P10)这正是对当时社会*、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现状而言。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主要是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的所谓新兴进士集团，基于对“中兴”的渴望，掀起了从“永贞革新”到元和初期的社会政治改革。特别是有“中兴英主”之称的唐宪宗“自初即位，慨然愤发，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6](P139)，从而出现了广开言路、容纳直言、人心思治的政治局面。

广开言路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使诗人有了写作讽喻诗的政治氛围。唐太宗贞观时期曾形成了较好的讽谏制度，在历史上传为美谈，此后时续时废。中唐时期，讽谏风气再一次盛行。唐宪宗明确表示要效法太宗“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7](P423)今后事或未当，卿等每事十论，不可一二而止。”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也说：“是时皇帝初继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1](P649)《资治通鉴》卷二三七云：“夏四月，上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伊阙尉牛僧儒、陆浑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5](P6298)广开言路、积极推行讽谏制度必定有利于人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而采取写诗的方式较为委婉，君主易于接受。白居易在《与杨虞卿书》中说：“启奏之外，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戒也。”[1](P639)在《与元九书》中又说：“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1](P649)正是在陈诗进谏的背景下，白居易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

此外，白居易大量创作讽喻诗还与唐代文禁松弛、言论自由的政治环境有关。因为只有这样，文人才有机会开口说话，才敢于针砭时弊，讽喻时事。洪迈在《容斋续笔》卷二中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官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8](P236)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而且，作为新兴进士集团领袖的裴济又正在相位，而他是以元、白为代表的锐意革除弊政的青年文士的政治后台。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机遇和前提，才使得白居易焕发出高涨的政治热情，将讽喻诗作为补察时政的有力手段。

四、历史使命感及政治责任感是创作的内在动力

白居易于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二月考中进士，贞元十八年（802）冬又应吏部试，第二年春天与元稹以书判拔翠一同登科，同授秘书省校书郎。之后，二人又于元和元年（806）一同应制举。登第后，白居易由校书郎被任命为今陕西省同至县县尉，不久，又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四月除授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中唐以后的翰林学士是替皇帝草拟机要文件的差使，地位非常重要，宰相多由翰林学士中提拔。而左拾遗是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接近皇帝。大致说来，拾遗的基本职守是匡谏，唐代政治给这类低品级官员以特殊的待遇：“拾遗天子前，密奏升平议”。[9](P4497)任职左拾遗这一时期，是白居易关心社会生活，在创作上最富于进取精神的时期。诗人目睹黑暗的社会现实，立志“为民请命”、“兼济天下”，并以“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1](P15)自勉。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10](P52)位的思想。”李唐王朝，儒家思想始终处于“定于一尊”的统治地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白居易形成了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他寄希望于明君贤相。他着眼于“君”与“民”这对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鲜明地提出了“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的命题，并尖锐地指出“君之躁静为人之劳逸之本，君之奢俭为人之贫富之源”[1](P864)、“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1](P854)的观点。他劝谕君王：“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切不可“抑天下心以奉一人之心，咈百姓以从一人之欲。”[1](P849)在政令的施行方面，他主张抑兼并，薄赋敛，节用爱民，以安百姓。由此可见，惟歌生民病的讽喻诗创作正是白居易以儒家“仁政”理想为核心的民本主义政治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也是他作为士大夫文人所具有的历史使命感以及拾遗一职所赋予的高度责任感的体现。

白居易作为一个有现实责任感的诗人，谏职正好给他关心人民疾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政治平台，文人的良知与官员的职责相结合加强了他对现实政治的认识。在其讽喻诗中，白居易不但带有感同身受的深切同情来描写下层人民（尤其是农民）饥寒交迫的悲惨处境，同时也无情地揭露了权豪贵近们的残暴与贪婪。如《采地黄着》写农民因春旱年荒衣食无着，只得到田野里采集地黄卖给“朱门”家喂马：“与君啖马肥，光可使照地，愿以马残粟，救此苦饥肠。”这是一幅惨绝人寰的人瘦马肥图。又如《观刈麦》描写的是一个拾麦穗的贫妇形象：“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蔽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卖炭瓮》又描写了一个“两鬓苍苍十指黑”，“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老人被“黄衣使者”掠夺的故事。《红线毯》描写了宣州太守为了取得皇帝的宠信，每年都逼迫宣州人民向朝廷进贡红线毯的弊政：“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绫，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透过这些诗，白居易写出了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深刻揭露了社会矛盾。

五、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是承继传统、推陈出新的结果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奠定了我国诗歌写实的道路。《毛诗序》论《诗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谲谏。”强调诗歌的“美刺”、“讽谏”作用，说明了诗歌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诗经》可谓是讽喻诗的源头。

汉代继承了上古采风的传统，从而兴起了文学史上的汉乐府。汉乐府民歌与《诗经》中的民歌一脉相承，“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多以叙事诗广泛而真切地展现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的悲欢离合。汉乐府是对《诗经》民歌创作精神的继承和发展。相比较而言，汉乐府民歌在诉说生活的艰难、披露战争的残酷方面显得更加悲凉厚重。

建安时代，曹操“借古题写时事”，反映汉末社会*，抒发个人怀抱，显示了刚劲的风骨。这一时期的建安文人们广泛学习和运用这一写法，但因沿用旧题，仍存在着题目与内容不相协调的局限。这一创作风习很快就被后来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唱和重复”所取代。初唐诗人长孙无忌、刘希夷等开始另创新题，但这时题虽新创，内容却往往不关时事。到了唐玄宗天宝前后，乐府诗表现出反映现实、“刺美见事”的倾向。但借旧题乐府诗来反映现实，往往会过于隐晦，很容易产生歧义，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困难，如李白的诸多旧题乐府诗：“运用比兴手法，意旨微茫，令人难以指实。”[11] 因此以新题乐府诗写讽喻内容将成为必然趋势。

既用新题又写时事始于杜甫，他所作的诗如“三吏、“三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等乐府体诗歌咏时事，具有“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特点，也就是因事立题，根据所写的时事确立新题目，不依附原有的旧题乐府。

进入中唐，一般人的太平迷梦早已打破，诗人们饱经离乱之苦，对时代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文学的态度也自然发生了变化，变为严肃、认真、深沉，写实尚俗的文字便于这时勃然兴起，诗歌创作由天上回到人间，由华丽归于平实。受儒学复古的刺激，白居易、元稹等一批诗人总结诗歌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形成了新的乐府观念。他们将乐府歌辞和《诗经》的美刺理论结合起来。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白居易把诗歌和社会政治联系起来，认识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P649)不是将诗歌创作当作是玩味和倾吐苦闷的途径，而是当作揭露和拯救时弊的工具。当白居易怀抱兼济之志而步入仕途，锐意于政治革新的时候，便努力进行诗歌的革新，面向生活，写下了大量的讽喻诗。讽喻诗与新乐府之间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因此一般称其倡导讽喻诗为新乐府运动。从《诗经》到新乐府，白居易等人正是遵循着乐府诗自身发展的规律，倡导新乐府运动，负起了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责任，促进了中唐诗歌的繁荣，使一度冷落的唐代诗坛又出现中兴局面。

综上所论，白居易创作讽喻诗既是受到儒家传统诗教观的影响，将诗歌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等诗论主张，又与其自身生活经历密切相关。早年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为他接触下层劳动人民提供了机会，为其创作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同时，在中唐时期朝野思治、渴求中兴的时代要求下出现了广开言路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其创作提供了合适的气候和土壤。另外，创作讽喻诗也是诗人作为士大夫文人的历史使命感以及谏官一职所赋予的高度责任感的体现。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说，白居易创作讽喻诗也是遵循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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