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金融是防止小额信贷异化的重要途径_国家对金融互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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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金融是防止小额信贷异化的重要途径
——就贷款互助社试验谈小额信贷的社会责任与方向
一、国内外小额信贷的商业性与公益性博弈
传统商业银行一向视小额信贷如鸡肋，弃之不顾，引发弱势群体贷款难问题长期恶性循环。尤努斯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了该市场空白，率先在孟加拉启动了面向穷人借款的试验。此后数十年内，小额信贷在140多个国家被复制或创新操作。联合国视小额信贷为“反贫困武器”，推动其国际性推广传播，把2005年确定为“国际小额信贷年”。2006年，尤努斯和他的实验项目“格莱珉银行”，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也一度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等国家元首的专门接见，国际小额信贷风生水起进入了鼎盛时期。
然而，2010年10月以来，国际小额信贷市场突然风声鹤唳。印度政府将当地多人自杀的原因归结于小额贷款公司的高利率，强制取缔过于泛滥的信贷行为，导致小贷公司资金链断裂，诱发了印度小额信贷危机。小额信贷发祥地，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也借机指责“小额信贷从穷人身上吸血，咄咄逼人的放贷已经将小额信贷转变为穷人的陷阱。”尤努斯虽一再叹息“这不是我倡导的小额信贷”，在2011年初被孟加拉央行勒令辞去格莱珉银行总经理，上诉后孟加拉法院裁定下课，有人甚至预言“国际小额信贷进入低谷时期”。
原本以“帮助穷人贷款、给穷人发展机会”为主旨的小额信贷，多国政府由大力倡导至突然取缔，反差何以如此之大？小额信贷实施中，因监管缺位被异化成纯粹商业性行为，成为别有用心者高利盘剥穷人的工具，应是根本原因。杜晓山教授把国内小额信贷划分为商业性与公益性两类，很有见地。辩解孟加拉国总理指责尤努斯是政治阴谋，尚且有情可愿，因为尤努斯不该头脑发热竞选总理从而得罪权贵；但对印度及国内频发的被高利贷逼离家门或逼死人命事件熟视无睹，则有违公权；无视国内尚不发达的市场经济现状，高官或既得利益者们公然为高利贷还魂叫嚣，则完全背离公德和社会责任！
2010年3月，日内瓦国际小额信贷投资高峰会上，与会的印度同仁发言透露，政府已经开始关注高利贷逼死人命、多个小额信贷机构劝诱一个家庭借款、部落首领号召群众不要轻易借债并抵制还款的情况，正在研究解决办法。与之呼应，我在会末发言时谈了对信息不对称、小额信贷机构一哄而起、贷款不再稀缺甚至节余的顾虑，分享介绍了贷款互助社“调动民众积极参与的力量，内联外引，共同管理贷款”的经验，呼吁以互助金融防止小额信贷异化，破解关联难题。遗憾的是，受沟通和语言限制，反响不大。
10年9-10月，国内小额信贷网络年会和小额贷款公司国际投融资高峰会，除刘克固先生对中国新型小额贷款组织难下农村提出了批评，更多的人仍乐谈小额信贷推广问题，甚至有高官透露“我国新修订的《贷款通则》即将取消高利贷限制”。我当夜撰文《取消高利贷意味着社会责任迷失》，结合渭南“高利贷逼死人命”的报道，呼吁“小额信贷业者担当社会责任，抵制高利贷”，发信给多位专家，遗憾的是，除温铁军老师外，其他均无回音。
“这不是我倡导的小额信贷”尤努斯的叹息难道不能引起国内当权者的重视？金融危机以来，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企业家与银行家应承担社会责任。政府不会天真地认为国内政体对金融危机具有免疫力，今天的混乱势必在明天大刀阔斧进行治理，90年代一刀切取消三会一部的事件势必在不远的将来重演！因社会责任的差异，小额信贷的商业性与公益性博弈将因政府取舍而终见分晓。
助人者，人助之。直面困难与危机，借鉴国内外经验教训，社会主义中国的公益性小额信贷必须未雨筹谬，防止过度商业化或高利贷异化，担当更多社会责任，旗帜鲜明地与高利贷划清界限，更多争取群众认同与政府支持，才有可能远离未来一刀切的劫难。
二、中国互助金融探索
合作互助，是中华民族美德。国民素有互助合作传统。中国互助金融探索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建国后，政府倡导成立的三大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农业合作社），曾对中国基层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困于发起与经济政治改革等原因，至今要么解散，要么严重官僚化，早已失去合作制的本色。农村信用社改革进行了三十年，始终难以回归互助合作，国家被迫对其出台了逐步改制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的新政策。由此在广大农村形成巨大的金融盲区，有待新型微金融组织填补。
互助金融，源于贷款互助社、资金互助社、贫困村互助资金合作社的实验，因《互助金融 可以燎原》而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三者被《领导参阅》并列采集为新型合作金融组织探索的民间样本，倡导者分别是笔者、吉林四平银监局的姜佰林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具体实践也按不同路径展开，发展各具特色。
贷款互助社模式，源于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试验，曾得到杜晓山、温铁军、韩俊、何广文等专家指导。在社科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支持下，贷款互助社耗时18个月方始完成注册，秉承“善行助贷、引资助农、让社员即使穷人也能方便获得贷款”的信念，“总社+分社+村银行（资金互助社）”多层互助，金融、生产、购销、科技文化合作全方位助农增收，被誉为“国内首家农民互助贷款组织”、“独立的综合性农村建设模式”、“准农民银行”、“破解农村金融难题的濮阳模式”、“农村金融探路先锋”。该社2010年3月代表国内小额信贷机构出席了日内瓦第三届国际小额信贷投融资高峰会；5月向国务院九部委联合调研组汇报了试验情况，接待了来访的孟加拉PSKF基金考察团；2011年农村金融教育培训项目获得世界银行赠款支持…世界银行以及小额信贷创始人尤努斯教授的学生们，分别对其培训组织农民、城乡互动、多层互助、网状结构、调动内外力量，解决弱势人群贷款难、控制贷款风险做出高度评价。该社历经5年发展，至6月底推动组建了568个村银行，发展社员10008户，贷款余额9200余万元，是国内最大的新型合作金融组织和资金互助社联合体。该社早在调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出台伊始，即发出了创建媲美孟加拉乡村银行的中国农民互助银行的呼吁。
资金互助社，由吉林四平银监局的姜佰林设计，依托人民大学农村经济管理学院和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支持，在吉林等地推动试验，其中梨树县闫家村资金互助社2007年3月拿到了银监会核发的金融业务许可证。目前，受制于孤村点状结构规模等原因发展缓慢，资产规模30余万元。但作为国内首家获监管部门批复的资金互助社，国家银监会副主席亲自挂牌，影响与示范作用较大。
贫困村互助资金合作社，又称社区基金方案，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设计，国务院扶贫办与财政部推动试验。由于政府主导、财政资金作杠杆撬动社区群众参股互助，发展迅猛。国内目前约两万多个村子成立了组织,河南省信阳市是最大实验区。
互助金融组织诞生，有效填补了农信社商业化改造后形成的农村社区金融盲区，标志着具有典型本土互助特色的中国农村金融步入新的历史阶段。由于参股确立了群众主体地位，有效调动了民众参与中心贷款经营、监督与风险控制的积极性，兼容了微金融方便灵活及社区熟人社会信息把握优势，有力控制了腐败和风险，生命力之旺盛，远非外部组织的小额信贷所能比拟。
三、互助金融与小额信贷互补，防止小额信贷异化
中国农村金融以及小额信贷，确实到了应该反思总结的紧要关头。国内小额信贷异化倾向严重。信用社商业化改造之后，形成的合作金融空白急需新型组织填补。资金互助社，因农民金融知识欠缺、外援稀少、监管限制而发展迟缓。公益性小额信贷，困于资金与政策环境等原因普遍业绩欠佳，生存困难。鼎盛时一度多达300多个县的早期公益性小额信贷试验，发展近20年下来已仅存不足100个，失败率极高。金融监管层看好小额信贷商业化发展，但困于条块分割和监管不力，一放就乱，群龙戏水，鱼龙混杂：村镇银行困于发起行难题发展迟缓；商业化导向的小额贷款公司、投资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充斥市井，高利贷与地下钱庄借尸还魂…公益性小额信贷探索之果实被高利贷者合法窃取，严重异化，发展中的中国小额信贷重蹈印度覆辙可能性在不断加大。
聆听尤努斯的叹息，“中国小额信贷之父”杜晓山教授把国内小额信贷划分为商业性与公益性两类，用心良苦；中国小额信贷网络秘书长白澄宇，听闻渭南高利贷逼死人命、内蒙古富豪因高利贷而自焚等报道，疾呼“谁动了尤努斯的奶酪”；刘克固教授痛批新型金融组织不下乡助农，挂羊皮卖狗肉…风靡世界的小额信贷为何不服中国水土？理论上最具草根价值的资金互助社为何实施迟缓？笔者农村金融一线实践发现，金融机构与社区居民之间彼此先天排异，并存在割裂。所有商业银行，即使负有公益使命的小额信贷组织，对于农村社区而言，只是游离于社区内外的局外人。如何有效调动双方积极性，尤其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是解决农村金融以及三农问题无法绕开必须率先考虑解决的现实问题。
只有农民自己的组织，农民才会关心其发展！只有农民自己的组织，才会与群众患难与共、设身处地考虑其现实需要！社区金融需求额度小分散零星成本高，不被传统金融看好。银监会新政鼓励发展资金互助社，但不懂金融的平民百姓，绝对不可能自我解放、自发行动起来办金融。孤村居住麻木现实的村民，客观需要深入乡村社区的人或机构组织动员培训之；弱小的村资金互助社客观需要现实资金推动之。小额信贷与互助金融的社区微金融共性，决定了二者协同发展的可能。小额信贷本土化，扎根社区，与弘扬互助文化、推广互助金融相结合，孵化社区型资金互助组织，探索发展互助金融填补农村合作金融，以群众监督的力量防止小额信贷异化，抵制高利贷，是国情的基本要求。
中国微金融现状决定了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不应盲目崇外，更不能重复“一放就乱，一管即死”的闹剧。互助金融与小额信贷联合发展空间巨大。试验发展近20年的中国小额信贷，以回归群众路线、扎根乡村社区、深入群众家庭为己任，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贷款管理经验和动员培训群众工作方法。实践证明，小额信贷机构资金一旦作为社区互助金融孵化资金，不仅能有效动员组织群众，而且能在社区组织基础上，小额信贷为资金互助补充动力，资金互助促进小额信贷与社区群众互动，弱势群体贷款难、收款难、增收难等系列社会难题也迎刃而解。贷款互助社的试验成果，验证了小额信贷孵化资金互助组织，小额信贷借力互助组织内生积极性，监督机构运行，控制贷款风险，防范异化，实现战略多赢的可行性，因之被有关媒体誉为“独立的综合性新农村建设模式”、“破解农村金融的濮阳模式”、“新型合作金融探索的民间样本”。
社会主义金融必须更多考虑社会责任。中国式扶贫离不开公益性小额信贷。公益性小额信贷转制发展，只有融入农村社区，与互助金融结合，才能找到根本方向，杜绝被异化命运。互助金融，是防止小额信贷异化的重要途径。
濮阳市贷款互助社 许文盛
2011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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