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创刊于上海_京华时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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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创刊于上海

在戊戌政变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康梁代表的保皇派 与后党控制的清廷政府，一度势同水火。１９０３年以后，革命 形势日益发展，封建王朝危机四伏，清政府与康梁保皇派的 关系也发生了某些微妙变化。康梁的通缉令虽然尚未解除，其 他因戊戌获罪者已尽行赦免或开复，保皇派言论在国内已不 再被严格查禁，甚至康梁本人的著作也可堂而皇之地陈列于 书肆。在这种情况下，康梁在国内办报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 成为可能，《时报》就是保皇会出钱出人办起来的报纸。

１９０４年初，康门弟子狄楚青、罗普受命从日本回国到上 海，开始筹办报刊。４月初，梁启超从香港秘密赶赴上海，亲

自过问其事，确定刊名为 《时报》，并摇动其生花妙笔，写就 《时报》发刊词和发刊例，然后潜赴日本，并经常从日本往上 海寄发文稿。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６月 １２日，《时报》正式 创刊于上海；为了防备清政府的干扰，挂了日商招牌，并以

日本人宗方小太郎担任名义上的发行人；实际上，《时报》由 狄楚青负责社务，罗普任主笔。其他编辑人员有冯挺之、雷 奋、陈景韩、包天等。它辟有社论、中外新闻、时评、译丛、小说、商情报告、词林、漫画等栏目。

报纸编辑工作方面，《时报》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和改革，对中国报刊业务的改进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它的时评写得 很有特色，三位编辑分工负责：陈景韩负责时评一，主评国内大事；包天笑负责时评二，主评各埠要闻；雷奋负责时评 三，主评沪上时事。在编排上，它务求显醒，使用从 １号到 ６号６种字模和各种圈点字模，“紧要者用大字，次字中字，寻 常新闻用小字”。在版面安排上，率先使用 １、２、３、４四个 版的编排方式。

梁启超为这家报刊取名为 《时报》，就是标榜适合于时，随时而变，而又无过不及，做到 “允执厥中”。它的发刊词一 方面批评封建顽固势力 “蹉跎荏苒，日即腐败，而国遂不可 救”；另一方面又批评革命党人 “叫嚣狂掷、终无一成，或缘 是以生他种难局，而国遂亦不可救”。因而只有康梁 “为国民 谋秩序之进步”的改良道路才是适时的唯一正确道路。很明 显梁启超想把 《时报》办成资产阶级立宪派的舆论工具。在 经费上，最初几年几乎有求必应，筹备期间一次拨付 ７万元，到 １９０８年累计拨款 ２０万元。在人事安排上，除狄罗而外，又 加派原 《知新报》编辑刘桢麟，最后康门大将麦孟华出马掌 笔政。

然而 《时报》并非始终是康梁得心应手的工具。两位筹 办者中，罗普是从长兴学社和万木草堂出来的康门嫡传弟子，是著名的十三太保之一（与之并列的有梁启超、唐才常、欧 渠甲、韩文举等），留学日本并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狄楚青则 并非康门嫡传，戊戌时受康梁影响，庚子时参加唐才常勤王 运动，并曾在 《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大量诗稿。狄楚青 为人专擅并不唯康梁马首是瞻，凡事自作主张，他援引的编 辑均非康梁嫡系，在报馆中，罗普根本不能作主。康梁对此 很为不满，康门弟子徐勤，汤睿等人甚至直斥狄楚青是 “叛党之人”梁启超也感叹狄不为所用。１９１２年以后，康梁不再 过问 《时报》事务，《时报》成为狄氏个人 “独资经营”的舆 论机关，直到 １９２１年转让给黄伯惠。

《时报》和康梁的密切联系及种种矛盾，说明保皇派内部 存在分歧，他们在改良立宪这个大前提上是一致的，可以说 《时报》较多代表了江浙立宪派的利益。从政治倾向来看，辛 亥时期的 《时报》可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０４到 １９０６年主要寄望 清廷立宪；１９０７年到 １９１１年 ９月则主张自争宪政；１９１１年 １０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时报》转向民主共和。

《时报》创刊时期，日俄正在进行一场争夺侵略权益的帝 国主义战争。君宪小国战胜庞大的专制大国俄罗斯，中国资 产阶级改良派认为立宪战胜专制。１９０５年，清政府派五大臣 出洋考察宪政，《时报》当即高度评价并积极献计献策，提醒 清政府：考察不可流于形式，立宪不能只走过场。然而假戏 真做，１９０６年 １１月清政府颂官制改制方案，《时报》觉得清 政府行立宪之名，向实权派汉族官僚夺权，对清政府的立宪 表示怀疑。

官制改革后，《时报》认识到清政府没有立宪诚意，只得 改变消极等待的做法，自己主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 社的政治自由，在 １９０８年到 １９１１年的国会请愿运动中，《时 报》并常活跃，表现了积极的参与精神。然而国会请愿因清 政府的严拒而无所成就，皇族内阁出台 《时报》表现了更深 的失望。不过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它还没有转到革命立场。它 认为立宪派与革命水火不相容，对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持 反对态度，并试图利用革命运动造成的威逼形势劝说清政府接受其君主立宪主张。

１９１１年 １０月，武昌起义突然爆发，《时报》一时无所适 从，曾出现一段观望时期。然而清不但政府未能扑灭革命，而 且长沙，西安相继光复，《时报》越来越向革命派靠拢了。１１ 月初，上海和江浙相继光复，这个转折最终完成。１１月６日，《时报》取消宣统年号，改称辛亥黄帝纪年４６０９年 ９月１６日，并发表文章劝告尚未转向革命的人们放弃君主立宪，接过民 主共和大旗。

除了在政治上代表资产阶级外，《时报》还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了它的主张。

在经济方面，《时报》的基本调子是摆脱帝国主义对中国 民族经济的压制、清政府对民办企业的束缚，给中国资本主 义经济发展创造优越条件。在本世纪初年的收回利权运动中，《时报》非常关注并详细地报道各地民众的爱国运动，支持收 回路矿改归商办，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进步主张。为了有力抵 制帝国主义对华倾销商品，保护国内民族经济，《时报》提倡 国货运动。１９０７年 １０月２６日的 《时报》，按对待土货和洋货 的态度为标尺，将中国工商资本家划分为优、上、中、劣四 等。

在思想文化方面，《时报》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权学说 进行了大量的介绍，以西方民主为依据，批判中国的封建专 制制度，曾译载法国 《人权宣言》向国人宣传主权在民学说。《时报》积极传播西方思想文化，还表现在它对欧洲文艺作品 的介绍。它的小说栏以流畅的白话文，译述了不少世界名著，如雨果的 《悲惨世界》（１９０７年 ８月，译名为 《逃犯》）、莎士比亚的 《哈姆雷特》（１９１０年４、５月）、法国科幻作家的 《环 球旅行记》（１９０５年、１２月 ２０日起载）。

在教育方面，《时报》认为教育要培养立宪方面的人材，学校向学生灌输君主立宪思想养成学生 “自治之习、合群之 德、刚毅之气、活泼之概”。它主张普及教育，特别是中小学 教育和实业教育，彻底废除科举制度，将学校办成传授知识 的场所，而不是科举时代那种选拔官吏的机关。同时，《时 报》主张学校自治；反对政府无理干涉校务，改革考试制度； 废除那种箝制学生思想的陈腐考试方式；注重培养学生能力，发展个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时报》既反对清王朝腐朽落后的专制统治，又反对革命 派暴烈恐怖的激进道路，标榜 “允执厥中”犹不过及，走改

良渐进的道路，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此路不通”，算不 得真正适合于 “时”。然而，它从寄望清廷行宪，到自争宪政，最后走向民主共和，不可不谓与 “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