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三稿最新_抗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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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郑 雪 娟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陕西渭南714000）
【摘要】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一场伟大的革命战争。经过中华儿女长达八年的英勇奋斗，中国的革命取得了空前绝后的胜利。在这辉煌的成果当中，妇女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为革命的胜利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她们通过宣传抗日，争取民族解放的方式，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抗战宣传活动，妇女们不辞辛劳，坚持生产、救济难民、进行战地服务、保育儿童等的伟大事务，在中国的史册上留下了无数光辉的足迹。
【关键词】救亡团体；抗战宣传；民主宪政；贡献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使中国沦为其殖民地，在这危机时刻，抗日救国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随着全民抗战的兴起，妇女作为中华大家庭的的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坚强后方基础，是抗战胜利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仅知识女性，还有广大的劳动妇女，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发出“爱国救国，匹夫有责”的呐喊，进行各种抗日救亡斗争，以不同的形式组织宜传、占地服务、生产建设、保育儿童等，为抗战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本文试图对妇女在抗战中的作用作一探析。
一、创建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一）．各界妇女进行形式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
抗战爆发之后，全国各界妇女不分阶层、不分党派，团结一致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为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1.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发表演讲，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长驱直人,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因此,宣传、动员、组织民众到抗战中来,就成了抗战初期的主要任务之一。而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大众的组织发动作为民众发动的重要方面, 作为妇女中的佼佼者，上层进步知识女性首先带头进行抗日工作的宣传，组织创办各种救国团体，发表演讲，呼吁广大妇女应该觉醒，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之中。
1937年7月22日，在何香凝、宋庆龄等知识妇女领袖的倡议下在上海成立了最早的全国性妇女团体—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次日，她们在《告妇女书》中大声疾呼: “为了要对得起我国光荣的历史，我们的祖宗，以及和男子们共同负起平等的责任。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不分派别„„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
到底，而且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能救护慰劳的就出来做救护慰劳工作。”[1]1491938年1月5日出版的《妇女生活》杂志上，邓颖超发表了《对于现阶段妇女运动的意见》，号召“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在同年的3月8日，何香凝在《纪念“三.八”节》一文中明确指出了当前妇女运动的总方针，认为目前应加速妇女界统一战线的建立，“妇女运动，应该加速地在一定共同目标底下，统一起来”，“这一统一的口号，就应该是‘坚持抗战到底’”。[1]155
中国妇女慰劳将士抗战自慰总会是于1937年8在国民党领导下由宋美龄出面组织的妇女抗日团体。在妇慰会成立当天宋美龄发表讲话“我们要保护民族的生命，保全国家的完整，都应该尽人人的力量，来抵御敌人的侵略。”[2]158并于当日在《致全国妇女同胞电》中郑重宣布:“妇女占国民之半数，对此天职，义不容辞，捐输服役，救伤慰劳，责无旁贷”。1938年5月20日，宋美龄以个人名义邀请各界、各党派知名妇女在庐山进行了会谈，同各界妇女就抗战建国问题进行深刻的商讨，大会制订了全国性妇女工作纲领，成立了全国性的妇女机构。并且提议将新生活妇女运动委员会作为动员领导妇女参加抗日建国的全国性组织，会议拟定并通过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大纲就妇女在抗战建国中的任务进行了明确的提议和归纳，包括宣传、救济、儿童保育、占地服务、征募、从事生产等等，对动员妇女先决条件和的方法也作了详细的阐述。上层进步女性们的积极宣传和动员，对广大妇女们参加革命起到了很重要的倡导作用。
在进步女性们的影响和倡导以及中国劳动人民自古以来自身所拥有的强烈的爱国责任感的驱使，更多的妇女们积极参与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来。在文艺界工作的妇女随同各种救亡演出队、宣传队，奔波于前线和后方，以抗战文艺激励战士、鼓舞民众，各地的妇女抗日团体都把宣传抗日、唤起民众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在街头巷尾、村边场院演唱抗日歌曲、表演抗日戏剧，成为鼓舞广大群众抗日斗志的有力武器，在当年，一两首抗战歌曲，便会引起围观者强烈的共鸣，激发人们高昂的抗日斗志。
各界妇女不分老幼，从六七岁的小姑娘到六七十岁的老太太，都积极从事抗日宣传。由中共地下党员薛世英、赵景云、彦云等组织的河南偃师县“老太婆剧团”的抗日宣传活动得到各界好评，薛世英曾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河南宜阳东赵堡的“老妇救国宣传队”也曾轰动一时，其中年龄最大的75岁。当年活跃在全国的孩子剧团，知名的如上海孩子剧团、开封孩子剧团等；还有被毛泽东誉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著名女作家丁玲，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活跃于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抗日前线军民演出。她们以相声、京剧、秦腔、大鼓、快板、等多种节目形式辗转10多个省，赢得了众多好评。她们表演的大鼓词《大战平型关》、快板《奇袭阳明堡》、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突击》；快板《奇袭阳明堡》等节目深受观众欢迎；同时一些爱国女演员也参加爱国救亡剧团，如当时著名女
演员王莹在抗战爆发后，本着“毁家纾难”的精神加入上海救亡剧团二队。辗转江、浙、鲁、豫、两广、两湖、等九省及京、沪香港、澳门四市，步行二万余里深入农村和前线演出。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回族人民也做出积极响应，用自己的力量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甘、宁、青三省穆斯林115人，其中包括十几位妇女，于1938秋前往麦加朝觐。“在麦加，他们遇见了“华北朝觐团”在为日本侵华唱赞歌，联合当地爱国华人同那些民族败类进行了激烈的。他们的代表在一个15万人参加的国际穆斯林大会上发言，斥责日寇试图利用穆斯林感情搞欺骗的行径。他们回到重庆后还参加了抗日火炬游行，从而使宗教朝觐变成一次有力的民间组织的国际抗日宣传”。[3]330
女法学家韩幽桐表现得较为突出。“韩幽桐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第一位女研究生，也是回族第一位女研究生。毕业后，她回到祖国与张友渔一起并肩战斗，参加华北抗日救亡运动和左翼文化活动”[4]228-263。“韩幽桐1939年在邹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反攻》、《妇女生活》、《时事新报》等刊物上发表了《日寇对我东北经济榨取之强化》《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怎样取得抗战胜利》等大量宣传抗战的文章。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韩幽桐为香港《华商报》、《大众生活》、《世界知识》、《青年知识》等报刊撰写了《日本新阁的本质和动向》、《进一步准备战争》等许多重要的论文” [5]出版了《反法西斯的弱小民族问题》等论著，深刻揭示了蒋介石意图内战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行径；更为深刻的揭示了帝国主义侵华的本质，号召全国人民人们团结起来，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各族妇女的战地服务极大的鼓舞了广大军民抗战勇气及必胜决心。在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新四军中的女同志深人农村,她们“吸取民间形式,灌以抗战的内容”,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妇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解放意识。
七．七事变后，各种妇女刊物如雨后春笋，知识女性们以宣传抗日，唤起广大妇女的觉醒为第一任务，运用出版报刊和通俗读物，动员妇女抗战，进行救亡宣传。如：妇指会编辑出版了《妇女新运》、《妇女新运通讯》、《妇女文化》、《妇女新运周刊》、《妇女新运双周刊》等五种较有影响的进步刊物。各地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和其他妇女团体也争相创办妇女报刊,如甘肃省妇慰分会创办会刊《妇女旬刊》、《浙江战时儿童保育分会创办会刊》、《浙江妇女》等。在国统区内中共直接领导或影响的进步报刊有《妇女生活》、《战时妇女》、《抗战妇女》、《妇女之路》等。其中《战时妇女》旬刊，是当时全国公开发行的一种以积极宣传抗战为宗旨的进步期刊。该刊主要刊登论文、时事分析、工作经验谈、访问记、通讯、书报介绍等。力图“把散漫的妇女联系起来，组织起来”。使他们真正成为一支“能担负起天下兴亡的生力军”。《妇女生活》创刊于1935年，终刊于皖南事变，是国统区妇女刊物中坚持时间最长，旗帜最鲜明的进步刊物。
据统计，抗战八年间,各党派创办的妇女报刊约计130余种。其中1939年一年新创办的竟达40余种，[6]522创造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妇女报刊最活跃的局面 从上层知识女性到广大妇女们的踊跃参战，以及组织的各种救国团体和宣传队、创办各种妇女刊物，对全民参战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对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很有利的前提基础。
2．进行后勤、战地服务，捐钱捐物
抗战初期, 全国各大战区活跃着许多妇女团体组织的战地服务团。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成立于1937年10月，由中国妇慰总会上海分会负责人何香凝发起组织，团长是胡兰畦,[6]254团员中绝大多数是上海的进步知识女性，该团转战苏、赣、浙、鄂等省，行程达近2万多里，妇女们进行战地救护抗日宣传，发放慰问物资等工作，直接的在前线为抗战将士服务。继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后，上海妇慰分会还组织家庭妇女成立缝纫服务团，仅十几天内，就完成了1000件棉被[1] 155心的缝制任务。并“在后方设立了二十六七个救护训练班,受训练妇女在1200余人”，[7]251充实到各个伤兵医院做护理工作。
妇女抗日武装是枪林弹雨的火线上的一大亮点，女学生是抗日的先锋力量。由130多名女生组成的广西女学生军不畏牺牲，活跃在鄂豫皖抗日阵地前沿。浙江绍兴妇女营坚持在钱塘江两岸打击日寇，受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检阅和高度称赞。[7]155并鼓励她们“ 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7]549越东女儿争光。”除这两支正规妇女武装外，广州等地妇女自发组建女壮丁队，广西玉林等县则建有妇女抗日游击队。此外还有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女生大队、新四军军部直属教导总队女生队以及广东省第8区民众抗日自卫团妇女干训所等不同系统的妇女军训组织。回族妇女先驱仝道云在武汉和重庆专事难民救济工作，她不畏艰辛地往返于战区与后方，在当时车辆船只奇缺、道路崎岖难行的不利条件下，她想尽一切办法，动用各种交通工具，将一批批难民和妇孺安全地运送到后方；当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宛平县及北平市时，回族女英雄刘清扬等积极参加北平抗战，救护伤员，为抗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各族妇女们以高昂的抗日热忱直接参战，展现了现代“ 花木兰 ”的巾帼风采。
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女性及进步广大妇女们把前方将士所需的单棉军装、军鞋、棉被、毛巾等物品，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她们献出珍藏的首饰、拿出薪水的一部分支援前线。1938年至1940年，妇指会与其他各妇女团体紧密携，为支援抗战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38年妇指会发动寒衣运动，为抗战将士赶制棉衣达10万件；1939年10月，发动全国妇女完成50万件寒衣；1940年春发动20万双军鞋运动，都取得很大成功。
各妇女团体还动员妇女开展献金爱国活动。1937年9月5日上海妇慰分会首先在全国发起“ 献金和购买国债”活动，在何香凝等领导人的带动下，上海各界
妇女踊跃献金，购买公债，一个月内，救国公债的的认购额就达到2.4亿元。[1]1591939年3月妇指会动员重庆妇女界在一个月内献金达63万余元，山西、山东等地妇女也踊跃捐款献金。“更有许多劳苦妇女(如徐州的一捡煤核老妪和许多纱厂女工)把自己的血汗积蓄所得，都捐助给伤兵难民。”[8]8截止1939年底,全国各妇女团体征募法币1300万元，加上药品与其他金银首饰，合计5千万元，为支持全民族的持久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回族中一批有爱国思想的上层人物在武汉发起成立了重要民间组织—“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该协会是回族全民抗战的重要领导机构，提出了全国回民反日统一战线、武装回民参加抗战等八项纲领。在抗战中，该协会发动群众，生产物资，提供抗战必需物资，还收容大批抗日家属和流亡妇女，并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签订条约合办手工场，以改制美国援华旧衣及缝制难胞衣服为中心工作，满足了抗战需要。
中华民族的危难，也深深地牵动了华侨妇女的心.她们认为“后方与前方”、“出钱与出力”同等重要。就菲律宾华侨妇女来说,她们顶寒冒暑,提着箱子挨家逐户进行募捐;同时,积极开展喜丧节约献金活动和捐献首饰活动。经过辛勤的奔波，所募物品“蔚为大观”，“俨然如一百货公司”。总计20个月来由妇女慰劳分会经手汇回祖国的捐款，约达菲50万元，折合国币百余万元。
不论在根据地、游击区,不论是广大妇女还是青年女学生；不论是国内爱国份子，还是海外华侨为抗战所作出的贡献，是战争胜利不可缺少的力量之一。
3.担负着保育儿童的神圣使命
儿童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整个抗战期间，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摧残，使得许多儿童流离失所，失去了温馨的家园，在伟大的母爱的驱使之下，中国妇女们主动地承担起了保育儿童身心健康的职责，为培养国家明日的栋梁作出了自己力所能及贡献。1938年3月10日，由部分中共秘密党员和知识妇女领袖在中共长江局妇委负责人邓颖超的全力支持和推动下在汉口创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群众团—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保育会成立短短的几个月，各地就成立了20多个分会。邓颖超对保育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组织共产党员和进步妇女到战区抢救难童，赴各地创办办保育院。中共地下党员曹梦君、徐镜平、罗叔章、杜子明冯光灌等，先后率领工作人员奔赴台儿庄、徐州、郑州、开封、孝感、均县等各战区和危城抢救难童。她们在炮火硝烟中，在敌机的轰炸下，在抗日军队和群众已经撤离的衔头巷尾，抢救被遗下的难童，充分展示了中国妇女为抗日，为民族奋不顾身的伟大牺牲精神。与此同时，保育会在各地分会也积极行动，抢救难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建立了53个保育院，抚养着3万名儿童。
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也开办了许多儿童保育院、难童收容所、孤儿
院以及为难童服务的医院,她还呼吁外国友人“积极救助我们的战灾儿童。”[9]6保育儿童需要大量经费，主要依靠募捐。战时儿童保育会与妇指会儿童保育组等各界共同合作，先后在各地创建了53个保育院，共抢救保育了3万名难童。
各种有关战时儿童保育的组织团体的创立和教育方针出台对培育祖国未来的新主人起到了强有力的保障作用，也是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一大贡献。
二、推动民主宪政建设
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妇女参政这是社会历史的必然趋势和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在传统封建的中国，“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似乎已深入人心，妇女们始终恪守着“男主外、主内女”的古训，整日围着锅台转，对于参政似乎从不敢奢望，最关键的是她们没有机会。在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力推动下，在国统区和陕甘宁等边区开始了建设民主文明的国家的伟大历史实践。
1.国统区的妇女宪政运动
在国统区首先开展起了宪政运动，在抗战烽火中，各党各派各团体的知识女性代表群体代表着广大妇女站到政治舞台的前沿，开启了妇女参政的新时代、新面貌。妇女们担负着重大的使命，以女性所独有的视角为抗战献计献策，她们也本着理性和执着的精神，追求“民族—国家”和妇女力量同步增强，争取能够在赢得民族解放的同时，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在三届国民参政会上，共有19名女参政员，其中第一届10人（喻维华女士被刺身亡），第二届15人，第三届14人。主要是以广大的进步知识女性为代表，如邓颖超、吴贻芳、陶玄等三届会议都有参加，史良连、张肖梅等连续参加两届参政员。
女参政员们积极为女性争取平等权益，推动了宪政运动向纵深发展。在七次宪政座谈会中，知识界女精英们不仅提出了共同的民主要求，而且从女性视角争取自己的权利，提出了妇女在政治上的具体权益。女参政员积极参政议政，组织大会；会后，她们也努力参加实践工作，她们四处奔走，深入基层，奋笔呼号，为举国一致的抗战献计献策。在武汉会战发动之前的7月7号，恰逢“七七事变” 周年纪念，为唤起国民的抗日热情，女参政员配合政府积极为“七七献金运动”奔走忙碌，“当天参政员唐国桢、陈逸云和另外四位妇女界知名人士主持六座献金台揭幕典礼，号召民众积极为抗战做贡献”。[10]57-58女参政员“刘王立民把自己的手镯、钻戒都捐了出来”。[11]39此外，为增加政府抗战的财源，女参政员号召群众“购买公债即是巩固国家抗战的财源，亦即增加抗战的力量”。[12]22她们还号召妇女参加献机运动，高呼“盖献机运动为人民救国的责任，妇女岂可落他人之后”?[12]38每一次宣传、每一个行动多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根据参政会历次大会的会议记录,[13]186-1323统计三届大会共收到的提案约有 1400 件，其中女参政员领衔的提案约有75件，约占整个提案的5 %，提案的比例同女参政员人数的比例基本持平。尤为要提出的是，女参政员的提案多是来自实际调研。邓颖超说：“我不仅遵照决定出席参政会，去努力工作，我更愿意而且应该和需要在全国各界妇女同胞的帮助与督促下，以在参政会中，更好的进行工作与更努力的完成责任。”[14]67在调研的基础上，女参政员就政治、经济、教育、农业、交通、军事、外交、妇女、儿童、汉奸等社会重要问题积极献计献策提案的内容具有普遍性，但都是围绕抗战的主题不变。如在一届四次会议上，参政员史良领衔提出《请中央切实改进女子教育以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案》，建议政府“ 拟具适合于抗建中之妇女教育计划”力求“知识女性之对于动员妇女之酵母作用”。[15]144 总之，提案关注基层社会的弱势群体，关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但对抗战建国意义深远的事情，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也许只有女性独有的视角方能捕捉到这些细节，恰恰验证了梁启超当年所言：“往往男子有不能穷之理，而妇人穷之；男子不能创之法，而妇人创之。”[16]38 2.陕甘宁边区妇女参政
国统区的知识妇女们的积极积极参政，争取妇女地位的上升的进步思想很快也传到了解放区抗日根据地，妇女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促进下，传统思想观念发受到极大的冲击，追求解放、参政议政的意识逐渐提高，尤其是陕甘宁边区成为了全国妇女运动的中心。
1937年5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第二章《选举资格》第四条规定：“凡是居住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无论男女、民族、宗教、文化、老少、财产的区别，都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17]10千百年来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有了选举和被选举权，取得了同男人同等的“话事权”。1937年7月，在举行的第一次民主选举时，妇女们就像过节一样，高高兴兴、穿红戴绿来到会场投票。广大妇女积极拥护和参加民主选举，有许多小脚妇女、老太婆，都觉得非到会不可，她们首次行使了自己的民主权利。1939年1月，边区参议会首届会议在延安召开，高敏珍等19位女议员参加了会议。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了第二届各级参议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各级妇联干部为发动妇女参选参政，使参加民主这件大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据统计，全边区30%的女性参加了选举，清涧县达90%。选出乡级女参议员2005人，县级167人，边区一级17人，许多妇女荣任乡长、区长。[18]34
广大的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在取得话事权之后，突破了传统的束缚进入社会权力机构，参与政权，参加社会管理。1939年，在第一届在第一节参议会开始
时，就有19位女参政员出席，她们在大会上不但大胆的发表意见，并且为妇女切身利益的实现而提出了提案，还获得了全体参议员的一致通过。1941年第二届参议会议中，“妇女取得了和男子完全平等的参政权”，“当选的二十余位女参政员，和男参议员并肩起坐，共商国事。”[19]2其中，年仅24岁的绥德分区妇联主任邵清华当选为安塞县县长，成为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女县长。她当选后，“该县政府在她的主持下，一切均井井有条，成绩斐然，深受该县民众的欢迎。[20]23”妇女们在行政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并不逊色于男子，这再次说明了妇女能够参加国家大事的管理，也只有妇女们才能够深入的解决妇女的切身问题。随着革命形式的不断深入，广大妇女在国家的各级政权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妇女贡献
知识女性既负有组织妇女参加社会革命的崇高使命，又承担完成妇女解放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妇女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毛泽东曾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21]150。实践的发展也充分证明,抗战建国的大业,假使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积极参加,成功是不可能的。
首先，妇女们组织成立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不但对于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抗战后妇女界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其次，妇女界统一战线组织，集思广益，分工合作，带领广大妇女服务战地，参军参战，献金捐物，支援前线；抢救儿童，保育后代；抗日宣传，深入广泛；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都做出了无愧于历史的一份贡献。最后，妇女们的积极参政不仅促进了国统区和边区民主政治的建设，也促进了党和边区政府工作的改进，为创造真的的民主平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做出了贡献，更有利于男女地位的逐步平等，妇女们以其自身的性质和特有的优势，显示着她们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重要的力量，她们为抗战所作出的努力以及艰苦卓绝的奋斗，时时刻刻都激励着我们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鼓舞着人们更加积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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