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悲悯情怀_国际法院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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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的悲悯情怀
洞察之力对一个法官肯定是十分重要的专业素质，但悲悯之心却是一个优秀法官的人格基础，将决定着这个法官是否能够透过案子本身，将目光投向社会和人生更深邃的远方。
作为一个法官，最难的，往往不是人们所想象的拒绝办人情案，而是见怪不怪后，对当事人矛盾的麻木和漠然。优秀的法官，却总是拥有这样的品质：一个类型的案子，已经见过几百回了，但他们对案子的兴趣和努力，却永远像是第一次遇到的新鲜事一样。
她对自己约法三章：不轻视小额案件，因为它事关百姓生活；公平地对待每个当事人；不论是什么样的当事人，都宽容以待。
这个自我约定，对宋鱼水来说长期有效。
宋鱼水说，中国老百姓如果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走进法院大门的。许多当事人可能一辈子就进法院一次，如果就是这惟一一次与法律的接触，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得到一个想不明白的结果，就会在他们心中留下深深的伤痕；而维护了一个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就会增加一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对社会的信心。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宋鱼水的法律文书风格非常平实，深入浅出，是浅显的通俗语言，而并非满篇法律工作者方可读懂的法言法理。她认为，既然判决书是给当事人的，应当尽量让他们能看明白。法院每天要面对形形色色的当事人，其中大多数人从未有过诉讼经验，即使到了法庭，很多当事人连什么叫做诉讼请求都不明白。
在如此的案子中，宋鱼水突然发现了法官的“诊疗”作用。法律在她手里具有了温度，这种温度可以暖和很多在社会复杂矛盾冲突中受到伤害的当事人，使他们感到被重视。心理得到释放的很多当事人其实要求不高，就是有重视他的人听他倾诉，在这样的当事人面前，有时判决结果倒在其次。
宋鱼水试图解释什么总是细声细气地说：“嗯，是这样的„„”
但这只是她的外在形式，她内心非常有主见，只不过，内心的坚定并不通过外表的硬朗来表现。
一个优秀律师后面可以有百万家产，一个合格法官背后，只能有洁白朴素的生活。她曾经多次为说明自己的观点举例：“如果我办了人情案，那么托我办事的当事人肯定感谢不已，可另一方面，他会在心里说，法官真黑。他的心里也会对生活留下灰色的印象。”
她的外表与人们想像中的法官形象有很大差距。毫不凌厉，温婉和煦，即便是法袍加身的审判庭上，也从不疾言厉色，咄咄逼人。
她说，我自己曾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希望所有的人能受到平等、公正的对待。对那些困境中的人，我总是很容易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激起尽百分之二百努力帮助他们的冲动。
此情至真至深，几乎成为本能。某天，面对众多年轻记者，宋鱼水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常常不厌其烦、连续数小时倾听当事人的陈述，乃至包容他们的激烈情绪和语无伦次时，突然一反常态武断地摆手说，“其实，你们不会真的明白我的感受。”那一刻，她看起来无奈而惆怅。
宋鱼水最有名的庭审风格之一，是无论时间多长，当事人的身份和举证能力如何，永远目光直视对方。一位律师说，法官是知识含量很高的职业，很多受过这方面教育的人不由得会产生职业优越感，精英意识很强，过度重视技术性结果，缺乏对当事人的人文关切。一位老作家因为稿酬问题告到法院。庭审中，这位老作家用诗一样的语言来回十几遍反复阐述自己一个观点，旁听的人打起了瞌睡。但作为审判长的宋鱼水，目光却一直没有离开当事人。直到他们没有新的说明了，宋鱼水才向双方讲解出版合同方面的法律规定，老作家仔细地听着宋鱼水的讲解，突然出人意料地说：“法官，我接受被告的方案。这事发生后，你是第一个完完整整听完我讲话的人，你对我的尊重让我信任你，我尊重法庭的意见。”海淀法院院长周继军感慨地说，现在有些大学生、研究生做法官后，庭审时不太关注当事人的反应，“宋鱼水多年如一日，既是职业训练的结果，更是一种人生境界。”
与她共事十几年的法官曲育京说，她是把朴素的个人同情心，放大成更高层次的对社会大众的宽容与善待。
法官的悲悯情怀
有一天去看一个司法部门的朋友,讲起司法公正和错案复查、有错必纠的问题，他说了一则禅学的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致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尤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这是个比较缩命的处世哲学，对中国从政者而言，又是“曾经沧海”、懒得多事、已经成熟的标志。
仔细想来，确实不无道理。死缠硬磨，有时会被认作不谙世事。确实，我在政法领域各部门工作了多年，办了不少的案子，有当警察时办的，有在法院时办的，有在省委当政法秘书时过问的，有当律师时办的。发现法律这个最应该明辨是非的东西，其实并不象数学一样，一加一就等于二。检察院讲的很有理，律师辩的也很有理，原告说的很有理，被告说的也有理。法官身处其中，有时支持哪一方，都能够写出一番理直气壮的判决理由来。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强调立法宜粗不宜细、司法解释年年月月在出 台、在变化的国家，最后的是非，只要不是杀人越货这种明显的事件，简直就是有权者 可以随心所欲解释的。
正因为这样，你到信访部门、法院申诉部门、审判监督部门去工 作一段时间，你就会麻木，因为有那么多的申诉是似是而非的。从负责的、尊重人权的角度讲，至少有一半的长期申诉是值得立案复查和改判的。但实际上真正能够被重视立 案的，不到千分之几。而驳回的理由几乎是轻而易举就能找到的。
我在省委政法委和高级法院工作时，每天处理大量的群众来信，转办督办领导批示的群众来信，只要你不去催报结果，几乎都会石沉大海；而只要你真正重视盯住不放，改判又总是绝对有理 的。我经手过的领导批示的改判案件，没有一件不是我一追到底督办才成功的。
司法强调公正和有错必纠，同时司法又强调判决的稳定性和确定力。一个法院，经常对生效案件进行改判，在“翻烧饼”，不但会浪费司法资源，还会使群众淡化对司法权的敬畏，把法院判决不当回事。因此，申诉和复查，是一个矛盾体。不查，无以发现和纠正错案；查多了改多了，又会影响司法效能和权威。于是，法院审判监督部门的效能总是很低的，不是这里的人不行，而是法院在职能配置上，就不希望这个部门太强，工作干劲太大，因为这总体上看对法院没有好处。
由于《浙江法制报》在劳改场所有很大的读者群，《有西说法》专栏开设后，我经常接到在押者的来信，他们找法院申诉无望，把希望寄托到律师身上。尽管他们知道这是舍近就远，但他们总觉得律师才能倾听他们的呼声。其实，如果他们知道法院的工作概况，就会知道找律师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作用。这其实是一个司法顽症。
在这次全国人代会的报告中，肖扬大法官说：“最高法院依法加强申诉审查和再审立案工作，切实保障当事人行使申诉权利。由于法律对申诉没有时间、次数、审级的限制，因此，接待、处理 不服各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的申诉，是我院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全年共接待处理涉诉信访１２万余件（人）次。按照分级负责处理的原则，依法审查处理申诉和申请 再审案件２０８９件，对符合再审立案条件的，依法及时立案，使有理有据的当事人
获得司法救济；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的，认真做好服判息诉工作。”立案了多少件，改判了多少件，大法官没有交代。实际上，以我的了解，最高法院对大多数案件只是转办而己，真正自己复查的很少。各省的审判监督立案案件，基本上是为领导批示服务，有大领导批示转办才可能立案，通过信访直接发现错案而复查改判的，实际上少之又少。这里，经办申诉的法官、处理群众申诉的人的工作主动性和负责精神，也可以说法官的 一种悲悯情怀，人权保护观念，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尽管这些部门里也有很多优秀的工作人员，但由于机关职能的设置上，本不要这些部门做太多的工作，改判得越多，在同一机关工作的法官的意见也越大。（现在要求申诉的必须同级法院先复查）因此这些 部门的工作效率是相对低下的。“你急他不急”成了普遍的现象。信访部门的人工作久了，会自然麻木。没有一种牺牲精神，没有一种负责精神，没有一种穷追真相、匡扶正义的勇气和魄力，不为关在里面的人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一个人的工作精神是很难提起来的。这里，“世故”成了最大的敌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虽然失之幼稚，则却是非常需要的。
还有就是一种无罪推定的观念的树立。如果把所有的来自已决犯的来信，都理解为犯罪分子不老实的缠讼行为，是不服改造，本能地厌恶，那么是不可能发现原判的失误的。因为一个案件既然判了，总不会是没有一点道理的。而只要有点道理的判决按惯例就可以不复查。郑板桥的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为官者，有时要来一点自我祟高，不能太世故。对于法院判决的失误，我们也不能“非法法也”，也不能“不了了之”，而是要来一点认真。非法的必须纠正，错判的必须改判。而要做到这一点，任何大道理都是间接的，真正起作用的是具体的拆信的人、看信的人、有权审批立案的人、具体审理复查的人。当然，最主要的是有签发权的人。如果这些法官能有一种善良的悲悯情怀，有一种容不得任何枉法失误的精神，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和纠正冤狱。南充法官张莉萍在一次演讲中说：“当我的法官生涯结束时，无论是明天早上还是三十年以后，别人都会说我的工作是完美的，为人是正直诚实的，我为中国的审判工作增了光。我要做到我主持的法庭是一个永远公正的法庭，是万千求助群众信任的法庭。我要用我的学识，我的耐心，我的怜悯，抚慰他们不安的灵魂。让司法公正成为全社会共同膜拜的图腾。”我想，法官不仅需要严谨和刚毅，这样的激情和情怀，同样需要。
“以无情的眼光对事，以悲悯的眼光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