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性别不平等视角下的女性人才发展的政策保障_性别视角下的女性

2020-02-27 其他范文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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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不平等下的女性人才发展

{摘要}:本文通过从人类社会和历史出发理解性别不平等这个现象,由于自然的分工,女性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在养育后代和家庭劳务,地位从属于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走出了家庭,在更多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平等因素,限制着女性人才的发展。从女性参与科研学术的情况以及女性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表现上来看,显然的,女性处于弱势地位。越是高端的领域,女性所占比例就越少,科研学术、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是如此。这是什么原因呢?本文从社会性别角度来分析,看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积累过程中,与男性存在的差异,来对女性人才偏少的问题进行解释。由于社会性别角色期待影响着对女性的教养方式、人力资本的获得、积累社会资本的方式等等,所以女性人才的发展机会和社会空间都远不如男性。对此,必须看到,信息和知识社会下,更加注重创新和人文性,女性人才必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政策上,应该为女性人才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障。

{关键词}:女性人才 社会性别 性别不平等 政策支持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地位逐渐提高,但性别不平等依然有许多表现方式。应该承认,历史上的性别不平等是必然存在的,这是基于两性差异,男女分工的事实。一直以来,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两性间有着明确的分工,女性哺育孩子,男性为养育后代提供经济支持,所以,女性总是依附于男性,从来都是男尊女卑。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更多地进入了经济领域,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地位自然提升了。越来越多的工作,女性不仅能够做,而且能做得更好。首先一些传统的男性工作,比如体力劳动,大量地由机器所取代,于是女性也能从事这类工作。其次,男女思维存在着差异,男性是工具导向的,做一件事,就是讲究用此手段能否达成相应的目标,而女性更加感性,其领导方式是情感取向的,在现代社会的管理中,情感性领导更能适应这个工作,所以是十分需要这样的女性人才。同时,由于文化滞后的规律,经济的发展总是快于思想观念的变化,女性在职场中遭到的性别歧视正是符合这个社会对女性社会性别的期望。所以,在女性职业发展的道路之上,存在着透明的玻璃顶。在婚姻市场上,婚姻梯度就讲了这么一个现象,不仅女性偏上行择偶,而且男性大部分不能接受配偶比自己更强大,于是就会出现剩女的现象,剩女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但这也是在整个社会性别期待的文化中存在的,剩女似乎是个人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本文就是在这样一个必然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的角度下,来分析女性人才发展制约因素及其社会根源,以及女性人才发展的制度保障。

一、女性人才相对少的表现以及根源分析

(一)、女性人才怎么界定?

在原始社会,女性采集,男性打猎,两性的分工保证生存和繁衍,女性由于本身要孕育后代,大量的时间花在家务上。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机器大生产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也包括女性劳动力,女性开始从家里走出来工作,这伴随着女性经济情况的改善和地位的提高。刚开始,女性能从事的工作也是比较低端的,与食物、家务、照顾相关,比如家政、护士等等,而信息化浪潮又将女性推向了一片新的天地。曾经更多地由男性主导的职业,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的身影。女性人才是指能以其创新、才能智慧和技术专长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突出成绩和较大贡献的女性。

按照职业分类的话,可以分为政治人才、经济人才、军事人才、科技人才、文学人才、艺术人才等等,在军事领域,可能更加少。大致来讲,科研学术方面和社会管理,应该是女性人才发挥才能的大舞台。

(二)、女性人才参与科研学术和社会管理的状况

徐延辉曾撰文概括其在科学研究领域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参与度问题。“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1972年以前,女性在物理学的各个专业中所占比例低于10%,在数学专业中所占比例低于20%,1973年,获得博士学位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只有8.7%是女性。在1973—1983年的10年里,获得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学士的女性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973—1994年,科学和工程学各个学科中的女博士比例从18%增加到37.4%,在生命科学领域,女学士和女硕士的比例从29.6%增加到51.2%。虽然自从1970年代以后女性科学工作者的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女性远未达到与男性分庭抗礼的程度。1996年,占美国人口总数51%、劳动力总数46%的美国女性,只占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22%(黄育馥,2001:92)。在经济学研究队伍中,女性所占比例也比较少,在世界各国经济学类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当中,女性研究者的数量与男性相比都算少的。研究的层次越高,女性的相对比例就越低。比如,在美国大学经济学系当中,女性教授约占全日制教授的6%,女性助理教授(相当于英国高级讲师)占助理教授的28%(Blank,2000)。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数量很少(Freeman,2000)。与在其他研究领域不同,女性在社会学界取得了一定成绩,其主要标志是女性社会学家数量显著增长。以美国为例,1970年,美国社会学界只有18%的博士学位是授予女性的,1988年这个比例达到53%。与此同时,女性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人数也有所增加,到1991年,女性占社会学终身教授的比例为20%、副教授30%、助理教授46%,在美国社会学学会的理论部也有28%的成员是女性(吴小英,2002:126)。”(徐延辉,2006)

在政治管理方面的参与情况,可以用女性参政比例来表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女性比例一直远远低于男性,其中第一届和第二届为12%左右,第三届以后上升幅度较大,第四届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22.6%),此后连续20余年一直保持在21%左右。而女性在政府部门中担任高级职务的比例也很低。在经济生活中的参与程度可以用三个指标来衡量:女性就业比例、职业构成和职务构成比例。据统计,女性在职业结构分布中处于十分不利地位,按照行业划分,女性从业人员超过或接近男性的行业分别是:体育、卫生和社会福利业(女性多于男性);商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水利业(男女从业人员比例接近)。在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行业中,女性从业人员均少于男性。比如,在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就业者中,女性仅占27.8%;在科研机构中,女性占37.2%;在综合技术服务业,女性占35.6%;在公共服务业,女性占27.95%(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874页数据计算得出)。从女性就业分布格局来看,在行业分类之下,越能显示出社会地位的行业,男女从业者的比例差距就越大。即使在同一个行业中,男女职业分别也有巨大差异。在同一个行业中,各个单位负责人大多数是男性,男性扮演管理者、女性扮演被管理者的角色;即使同为管理者,男性的职务一般要高于女性;男性从事的一般是附加价值高的复杂工作,女性从事的一般是附加价值低的简单工作。

(三)、从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角度来分析女性人才在职业发展中的劣势

布迪厄指出,资本是一种积累的劳动,它需要时间进行积累,并且要用一种具体化的和身体化的形式进行,同时资本也是一种获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一种进行自身再生产的潜在能力。

从最简单的人力资本的积累角度来看,女性所受的正规教育与男性相差不多,但是在职培训等方面,女性能够得到的投资却相对少了,因为正是在职业生涯开始不久,女性就会经历养育孩子的阶段,要么退出劳动力市场,要么一边工作,但是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事件在照顾孩子上,对于单位来说,给女性职工的长期在职培训的收益没有男性大,总体说来男性收到专门训练的机会比女性多。人力资本需要时间积累,而这一过程之中,大部分女性会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上耗费比男性更大的精力。而对男女工资差异的研究汗牛充栋,大部分表明女性的工资普遍低于男性,即使是在相当的行业和职位上,付出相同的努力程度,女性的收入依然较低。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提出的非常重要的概念。布迪厄认为当代社会,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并取代政治和经济等传统因素而活跃在社会生活中,也就是说,现代政治无法仅仅依靠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而现代经济也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活跃。文化资本有三种基本形态: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身体形态文化资本是指通过家庭环境以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精神和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品味以及感性等文化产物,最终只能体现在特定的个体身上,客观形态就是物化状态,就是书籍、绘画、道具、工具以及机械等物质性文化财富。制度化形态文化资本是指将行动者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以考试的方式予以承认并通过授予合格者文凭和资格认定证书等方式将其制度化。

社会资本,虽然概念很多,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有许多种类,他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同一结构中的个人的某些行为,具有生产性。社会资本的功效可以概括成为个人提供各种物质支持、提供人们生活所需的情感支持以及能够使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内在化,规范人的行为,以及社会资本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社会资本获取就业的信息和机会,成为人们最为经济、最为现实的选择。

从社会性别角度入手,分析女性在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被家庭歧视的社会原因。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女性在教育资源获取方面所处的不利地位是由父权制文化造成的。父权制文化由两个核心制度构成:一是男权家庭制度,即以父系为中心的家庭权力结构,表现为父亲、儿子在经济资源和教育资源分配中拥有优先权;二是性别分工制度,这种制度将社会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部分,其中公共部分——涉及到对外交往、公共决策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部分,主要由男性来主管,而私人领域——主要包含内务管理和执行决策等“小事”部分,则由女性来承担。以性别分工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社会性别意识是造成男女两性社会地位差距的主要根源。性别分工通过家庭和社会双重机制强化了社会对男性的偏好,使男性在教育、就业和公共管理等各个领域比较容易地获取各种稀缺资源。农村家庭一般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在家庭进行投资决策和教育资源分配时,社会性别意识就会发生决定性作用: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绝大多数家庭都会将有限的资源向男孩倾斜。性别分工对女性就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就业隔离,可以分为行业隔离和职业隔离两个方面。行业隔离主要表现为男女从事不同行业,比如男性主要从事重工业、采掘业、运输业等行业,女性主要从事轻工业和服务业等行业;职业隔离主要表现为在同一个行业中,男女从事的职业和职务不同,比如,即使都在轻工业,男性主要从事服装设计和裁剪等技术工作,女性则主要负责缝纫、熨烫等技术性不强的工作,男性从事的多为附加价值高的工作,女性从事的多为附加价值低的简单劳动,社会分工造成两性收入差距始终保持在一个本不合理、但男女双方却都认同的差距上。

二、女性成才的制度支持

同男性相比,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更缺乏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社会力量的支持。所以,政府政策对女性人才的支持显得更加重要。

首先政府应该为女性提供更多的经济和政治资源。由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女性就业机会的分布在城乡之间、在不同的阶层之间都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应该分层次为女性人才的发展保驾护航。对于具有较高学历的知识女性、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构成的少数女性,社会保障主要提供政治资源,保护女性免受就业歧视,此外,学历越高生育率越低,社会保障应该在满足高学历女性的生育需求方面提供某些政策支持。对部分底层女性群体给予以缓解当前的生活困境,这能够防止贫困向下一代传递。转型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等对个人生活具有较大影响,农村地区人口和低学历无技术城市人口最容易成为社会的脆弱群体,而低学历、40岁以上的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和城市失业妇女成为社会最底层群体。为她们提供最实际的支持,就是为明天的女性成才铺就道路。

最主要的还是教育,政府应该给女性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如果考虑代际影响因素,那么这一代人的知识贫困是上一代人知识贫困或收入贫困的结果,如果一个成年女性同时遭受收入贫困和知识贫困,那么她的儿女遭受贫困的概率更大。研究表明,文化程度对女性收入的影响要大于对男性收入的影响,女性教育收益率大于男性教育收益率,城市女性教育收益率大于农村女性的收益率。要提高女性在各个领域里的成才率,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将女性受教育权落实到实处。

三、小结

本文分析了女性人才短缺以及女性地位较低的经济社会原因,通过为女性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促进女性人才的发展。要意识到,女性是社会的建设者而不是男人的依附者,只有这样,男女两性才能在合作的基础上展开良性竞争,让女性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延辉,女性成才与社会保障[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6)

[2]张广利,桂勇,社会资本:渊源〃理论〃局限,河北学刊,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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