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武案_杨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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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武案：弱势群体该何去何从？

10月23日晚上深圳市宝安区一联防队员杨喜利手持钢管、警棍闯进居民杨武家中，一通乱砸后对杨武（化名）妻子王娟（化名）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在此过程中，丈夫杨武则躲在几米外，不敢出声，眼看妻子遭此横祸，一小时后才悄悄报警。而此事过后，王娟几乎精神失常，不吃不喝，还数次试图割腕自杀。

此事发生后，网上热议，无数网民将矛头指向丈夫杨武，称其为“史上最窝囊的丈夫”，骂声此起彼伏，似乎怒斥之声已远远覆盖同情与怜悯之心，理性在众呼声中淹没。然而杨武作为一名受害者，试问社会在第一时间内给予他的关心与安抚又有多少？

杨武，安徽人，在深圳开了家修电器的小店过着平实的日子。杨喜利，一名深圳联防队员，每日在社区巡逻，维护治安，协助警方工作。一个是城市里的底层工作者，一个是拥有基层权利的管制者。身为弱势群体的杨武在面对杨喜利的骚扰与施暴时，本能反应必是反抗，然而在这想法的背后，他是否拥有足够的博弈能力和对基层权力滥权施暴的反制力量去做必要的抵抗呢？他没有，他脑海中根植的是对强者的不满与恐惧。而在这样不幸的事件背后社会第一时间教他的不是如何去维权，而是对他懦弱的冷嘲热讽。

此时，另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媒体出现了。在理想化的观念中，媒体在此时应该扮演一位家长的角色：去扶持这位弱者，使其坚强的走下去，并借用舆论的力量动员全社会去给予这一家庭生存的勇气，同时唤醒他们维权的意识。然而这次，媒体却走上了岔道。他们长枪短炮争相围堵那个“可怜的女人，窝囊的男人”，贩卖他们承受的痛苦，忽视新闻工作者应对弱势群体给予的最根本的关注。这一家人在无数闪光灯和话筒的面前再次遭受心灵的二度创伤。他们缺失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眼泪便成了他们唯一的倾泻与反抗。

此刻，谁来唤醒他们维权的意识？来支撑他们维权的勇气？在意识与勇气双管齐下时，是否能有这样一条制度性的渠道提供给他们用权利来制约权力？当弱势群体被剥夺了反制能力时，最容易让一个有权力的人对另一个没有权力的人产生暴力。如果弱势群体可以通过制度性的渠道，真实有效地监督、制约基层权力，那么后者应该也会尊重前者的权益，杨武案也不会这么轻易的发生了。

然而一个理性、妥协、平等对话和制度化、法律化、常态化共同搭建的社会体制何时才能真正建立并为弱势群体开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