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议会与西方议会的区别_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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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议会（晚清）与西方议会的比较
姓名：王小婷 学号：0801042027
议会这一词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上很少出现。至少在晚清以前，中国人从来没有用过议会这个词。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一些有实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接着议会一词也就随之传进来。议会在中国发展的两个典型分别是晚清的议会和中华民国时期的议会。但它们都是已经中国化了的议会，与西方议会是有很大区别的。下面我将就晚清的中国议会，与西方议会进行一番比较。
1900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历史大事就是“东南互保运动”，所谓东南互保指中国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之役期间，中国南方各省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拒不同外国开战的事件。在东南互保运动的推动下，7月26日，中国议会就这样在上海宣告成立。数十位知名人士出席了成立大会，叶瀚任大会主席，以无记名投票选出容闳为议长（又称会长），严复为副议长（又称副会长）。7月29日，中国议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任命唐才常、孙多森为会计，叶瀚、汪有龄和邱震为书记，汪康年、唐才常等十人为干事。
中国议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宣布：
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
二、联络外交；
三、平内乱；
四、保全中国自主；
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
中国议会第二次会议公开提出其“宗旨”为：
一、保全中国疆土与一切自主之权；
二、力图更新日进文明；
三、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
四、入会者专以联邦交、靖匪乱为责任，不承认现在通匪矫传之伪命。会中大多数人抱有以下三点看法：
一、尊光绪帝；
二、不承认端王、刚毅等；
三、力讲明新政法而谋实施之。
“中国议会”公开宣布的宗旨比较温和，“力图更新日进文明”是相当宽泛的概念，戊戌维新时期的主张都可算作追求文明进化；不承认“伪命”，则是南方官绅的共同见解，伪命仅是少数人伪传，和整个政府无关，并不算反慈禧，亦无法推出推翻现政府的结论。公开宗旨发表的这天，到会者六十余人，重要会员有容闳、严复等。
由于公开宗旨的温和性，张之洞、刘坤
一、李鸿章等地方大吏也对中国议会表示默许。据说张之洞还派遣陶森甲加入议会，他认为该会是“考求时事，发为议论，以备当事采择，略仿外国下议院之例耳”。张之洞还希望“国会诸人以及外洋各省游学诸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自爱其身，自重其名”。其实中国议会还有为一般会员所不知道的十二条秘密宗旨，并准备将此宗旨通报日美英三国。但议会成员又担心通报以后，传到清政府耳中对自己不利。不过最终还是由容闳起草英文，发电给英、美、日等国。主要内容是：“废除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保全中外利益，使人民进化”等等。秘密宗旨与公开宗旨的最大差异，是明确反对现政府，要求建立新政府。
但中国议会是各派的联合体，其所提出的各种宗旨对策，代表了各派的不同政见。道不同，不相谋。唐才常撇开汪康年发展自立军，又以“中国国会”的名义制作了各省关防印章，计划效仿哥老会，用暗号联络。就在汪康年提出“各省自行分国办理”这“似难却易”的事时，唐才常则豪迈地表示：北京若失守，张之洞和刘坤一就会丧失权力；只要张之洞排外，他立刻出兵夺取武昌。汪康年对自立军的事情并非一无所知，康有为、梁启超与唐才常等人早已将招兵买马闹得沸沸扬扬，中国议会正式开会前，邹代钧就问汪康年：“闻康梁之党，四布于长江上下，果蠢动否？”到了八月，扬州亦在散发标识，聚集人马。汪康年所不知道的，只是唐才常的具体部署。在汪康年看来，唐才常要勤王，要对眼下的清中央政府动手，是思出其位，“有野心”。而唐则认为汪“不可靠”。加之唐才常依靠康有为筹款，而汪康年因在《时务报》时期与康梁发生过冲突，对唐康合作有些不满。
议长容闳也与汪康年不合。容闳佩服康有为，认为汪康年自私，议会的事情很少与汪派商量。因而汪派更嫌其偏袒唐才常。作为联合体，中国议会实已徒有其名，与会者互不买账，各行其是。到后来只能分别讨论各派的活动，议会本身有分裂的征兆。当时孙中山也是一股客观存在的势力。汪康年于1898，考察时，曾经面会孙中山，孙中山也表示愿互通消息。唐才常失败后，8月30日，汪康年还和宗方一起到旭日馆拜访29日刚刚抵沪的孙中山。但由于清政府以为孙中山将随康有为相应举事，搜捕非常严密，孙中山不得不在9月1日返回日本。孙中山最终未能与议会合作。
这之后，汪康年联合江浙士绅独立开展各省自行分国办理事务的活动。当时汪康年的一位在扬州的同年负责考察扬州附近的土匪，并与汪单线联系。但8月9日秦力山所部在大通起义失败；8月22日，唐才常也在汉口被捕。形势对中国议会十分不利。随着搜捕议员的行动越来越严厉，汪康年不得不宣告终止活动。他还专门写信给刘坤一，历数自己几个月来所作所为，皆是“归重于朝廷，致望于督抚”，并无“异谋”。由于在自立军败事后汪康年曾到过湖北，康有为便一口咬定汪康年出卖了自立军。而湖北的梁鼎芬等人还认定汪康年是唐才常的羽翼，并说汪康年到湖北，“见事已发，始潜逃”。
汪康年提出的地方自行改革的倡议最终也未能如愿。而清政府则在民众呼声下，于1901被迫宣布变法，实行新政。这年七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递上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要求改革教育制度、整顿中法、采用西法等。一时间，改革似乎已被中外大臣提上了日程。清政府也确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旧布新，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设置了督办政务处，裁去或合并了中央及地方的若干部门，废除八股文，革新考试和教育制度，等等。然而，“中国议会”毕竟在中国产生了影响，从1903年起，民间又逐渐掀起了呼吁立宪的运动。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表示欲“仿行宪政”。各地绅民的立宪活动风起云涌，上海预备立宪公会、湖北宪政筹备会、湖南宪政公会等民间组织先后诞生，绅商参政的热情日益高涨。但最终中国议会会还是不了了之。
而在西方人的政治生活中，议会的存在似乎是一种常态，无论是古代、中世纪还是近现代，都存在各种形式的类似于议会的机构。在古希腊雅典，有公民大会和500人大会两个议会机构，公民大会代表民众利益，每个公民都可参加；500人大会代表精英阶层的利益，由选举产生；在两者之中，公民大会是最主要的权力机构，500人大会的作用相对较弱。在罗马共和国时代，有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两种议会机构，元老院代表贵族利益，作用比较强，公民大会代表平民利益，作用比较弱，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元老院的作用逐渐削弱，而公民大会则完全成了摆设，不过它们仍长期存在。
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削弱国王的权力，利用封建等级会议与封建王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封建等级会议逐步演变为资产阶级议会，成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是现代议会制度的发源地，有“议会之母”的称誉。它是英国最高的司法和立法机构，由国王、上院和下院组成，英国议会是在王权专制和限制王权的斗争中产生的。早在1215年，英王约翰被迫签字接受《大宪章》。大宪章对王权作了限制，规定未经合法裁判，不得对自由人加以逮捕，没收财产。还规定，非经贵族和骑士会议同意，不得征收额外税金。大宪章被人们称为 “英国自由的奠基石”，是英国的第一部“宪法”。继位的亨利三世（1216—1272）继续与贵族对抗，但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于1256年召集了由贵族、主教、骑士、城市代表组成的等级会议，这便是英国议会制度的雏形。随之，爱德华一世（1272—1307）统治时，曾在1295年召开了一个由各等级共同参加的议会，封建国家的统治者在议会的形式下，形成了统一阶层的联合，同时议会也逐渐分成两院：上议院叫“贵族院”，由教士、贵族组成；下议院叫众议会，由代表各郡的骑士和市民组成。这专制王权和资产阶级间统治阶层的联盟至伊丽莎白女王（1558-1603）时才开始出现裂痕。
1689年议会通过的《权利法案》 规定议会的权力高于王权，议员要经自由选举产生，议会应定期开会讨论立法、税收等问题，从而确立了 “议会至上” 的资本主义议会制原则。1701年颁布的 《王位继承法》，进一步明确议会是凌驾于国王之上的最高立法机关，享有立法、财政、决定王位继承等重大权力，这就使两院制议会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最终确立。
议会在英国产生后，随之传播到美国和法国。法国的两院制也是由封建等级会议演变而来的，在1302 年法国召开了第一次由僧侣、贵族和市民三个等级组成的封建等级会议，通过此三级会议，国王加强了自己的地位，逐渐消灭了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中央集权和国家政治上的统一。以后时断时续，等级会议的召开，完全取决于国王的意愿。在召开等级会议时，三个等级各组、院，分别召开，因而法国的封建等级会议是三院制。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市民代表与王权发生冲突，退出等级会议自行集会，称为国民议会。自1795 年以来，法国议会一直实行两院制。1958年6月1日刚上任不满48小时的戴高乐政府就制定了一部新的宪法，并将其付诸公民投票，整
部宪法旨在使整个国家运作变得赋有效率并重新确立了国会的地位，同时结束了以前国会的运作方式。1958 年10月4 日宪法的正式公布生效，标志着一个近乎完美的或可以称之为理性的议会制度的诞生。
西方国家议会的组成，大致可分为两院制和一院制两种主要类型。从地区分布来看，采用一院制的国家大多数是亚、非、拉三大洲战后新独立的国家，而采用两院制的国家则主要是西欧、北美等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发展比较充分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西方国家议会的产生最初是因为征税的需要，国王因为战争等需要，需要筹集税款，而税款必须向各个阶层征收，因而必须召开有各个阶层的代表参加的议会以协商征税事宜。到后来，议会便演变成了常设机构了。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一，西方议会是一直存在的，而中国则是后来才出现的；二，其产生的原因也不同，西方是因为征税的需要，而中国的则比较复杂。但中国历史发展了几千年，竟没有产生出议会这种机构，这是令人诧异的。有的西方学者觉得很奇怪：古代中国没有议会，也就是说国家政权中没有代表平民利益的机构，那么平民如何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意见？皇帝要向平民征税的话，没有议会，平民如何与皇帝协商税率？其实这正体现了中国和西方政治思维模式的不同，即集权模式和分权模式的不同。在中国，平民阶层利益的表达长期被国家政权所忽视，在和平时期，几乎听不到平民阶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声音。（在皇权越来越强的后期朝代中，甚至贵族阶层利益的表达都被忽视了）。由于平民阶层没有合法途径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那么他们就只能用武器来表达了，也许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比西方来得多、也来得更汹涌的原因吧。而到了晚清，西方通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的思想开始觉醒，开始想要摆脱愚昧争取权利，加之迫于国内外形势的需要，也效仿西方建立了议会制度。但最终因为中国的国情，以及中国议会本身的不健全，都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