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与国家_家庭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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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与国家

匆忙写下这个题目，只是为了表达长久以来思考的一个结果。下面的语句也许混乱，但本是写给自己看的，倒也无所谓了。

这个题目本来想写成父母与政府，但怕里面有政府二字太敏感，所以换一个，但本意如此。

越来越认同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如果把这句话推论一下，就不难得出：有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国家。专制的家庭造就了专制的国家，同时，专制的国家又依赖于专制的家庭，于是又会努力宣传，以便维系家庭的专制从而维系专制的国家。这是封建的皇权体制所必须的。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在那个时候是必然会被皇族所宣传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推翻了皇权体制，但新文化运动等民国对民众的启蒙运动却没有完成，有战争的原因、经济的原因、国土的原因、统治者的原因、也有民众的底子差的原因，几千年的东西想通过十几年、几十年的努力来改变，太困难，何况还是在战争环境中。而新中国的成立，让民国时期的一切努力成果又回到了起点，另一种皇权体制重新确立，当然，这一过程伴随着整个世界的皇权体制的复辟。这里的皇权一词用的可能有些武断，其本质是指一种同“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相反的东西，正如弗洛姆所说，我们的人性中本有逃避自由、希望奴役之倾向，故其世界性的复辟也并非是令人多么惊讶的事情。如果把逃避自由、希望奴役之倾向称为人性的恶，那么在因这些恶的人性而建立的政权面临危机的时候，人性中的善便会马上跳出来进行表演：五四运动，四五事件，刘思事件等等，但因缺乏善的基础而马上被恶所压制。

在这种皇权体制实在无法维系下去的时候，DXP同志对其进行了部分改良，适当地放出了部分自由，但这仅仅是缓和了矛盾，暂时稳固了统治而已，因为对民众的启蒙从来不曾进行，而对民众的愚化却时时在加强。

忘记了谁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要想知道一个国家的未来，看看这个国家的母亲就知道了。母亲和父亲造就了孩子，一代代的孩子造就了国家。而政府只是千千万万的个中国家庭的显性化身，真正的支撑力量就是背后的千万家庭。确切地说，政府之于人民，尤如家长之于孩子，有什么样的家长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中国最广大的家庭在农村，就算是在农村的我的80后的那些同学们，出于各种原因，依然有很多是坚持养儿防老、光宗耀祖这一观念的。在他们看来，孩子是工具，养育他们是为了给自己带来金钱、名声，正如ZG政府认为老百姓的功能一样，本是带来金钱和名声的工具而已。

所以，就我们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抱怨政府无异于抱怨自己或者抱怨自己的父母。甚至就某些方面而言，政府比很多父母做的还要好一些。

所以，改变政府，先从改变自己对孩子的观念做起，从做一个合格的家长做起。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家长不变、家庭不变、百姓不变、你我不变，换N个政党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忽忽悠悠，恶之轮回。

引用《遥远的救世主》里边的一句话：“我们不能把几千年传统文化积累的弊端，全部推给一个成立只有几十年的政党！”再说明白一点：正是我们中的大多数的沉默、纵容、怯懦、无知、冲动、短视造就了恶的果，那么这个恶果就应该自己品尝。只有等到那一天，在那一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其人性中的善战胜了恶，我们才会真正由兽进化为人，这个国度才会开始步入文明。如前所述，这个进化可以从家庭开始，也必须从家庭开始。

顺便说一句，对我们人性中的恶剖析最准确、认识最广泛的，莫过鲁迅了。但似乎鲁迅很少论及解决问题之出路，恰逢此时，鲁迅从教材中大撤退，但因对撤换内容不甚了解，也不知此事是喜还是悲。

恰如文艺复兴让欧洲从中世纪步入现代文明，我们也需要这样一场文艺运动。这场文艺运动的目标，恕我愚钝，尽管努力地想显示出我比欧洲人高明的地方，但经过长久的思索分析之后，我还是认同那八个字：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我们有过，但前面的都失败了，现在也许正在进行的是另外一场，它依托于互联网和市场经济。

看到现在很多人骂政府，如果上面的结论正确的话，那骂政府其实骂的就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那可能包括你自己；如果骂政府是幻想换一个相对仁爱的政府的话，那么极端一点说，可能正是这个幻想造就了你骂的这个政府。

PS:

之后看到陈志武的观点“经济因素（市场经济及金融制度等）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和制约”，感觉是非常有道理的。

他说：在我看来，当父母不再把孩子当作他们的养老保障、当作他们的投资载体时，他们没有必要担心“天啊，如果我的孩子现在就不听话，他将来怎么会孝顺？我在他身上的投资怎么会有回报？”于是，他们也就没必要处处打骂孩子、压制阉割小孩的个性，迫使孩子时时听话。这些父母为自己买好保险品、退休品、养老基金等等，此后，从经济上，他们就没有依靠儿女的必要。这样，跟孩子的关系主要集中在感情交流上，希望跟儿女在情感上靠得很近。但，他们意识到，如果你希望孩子在情感上和你靠得很近，你就不能逼迫他们“不管有理无理，都得听话”，而是更倾向于平等谈话。

孝顺似乎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一个感情问题。如上面所说，养儿防老首先是一个生存问题，之后才是观念问题，观念的改变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国家和社会福利来解决养老问题。至少从这个意义上，DXP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却不可因经济上的问题而承认“养儿防老”及“孝顺”的正当性，因为我们不能为了生存的原因而奴役他人、欺骗他人、强迫他人、把他人当工具，更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是人，区别于畜生。正如林达所说，一个社会是否进步，衡量的最根本标准是人性是否在不断增加，兽性是否在不断减少，而非高楼大厦是否越来越多，面包牛奶是否越来越丰足。

中国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不可否认在某些情况下这句话的正确性，比如一个道德高尚之人也可能饿极了去偷，甚至在群体饥饿的年代饿极了的人可能会易子而食。但中国人还有“饱暖思淫欲”和“不为五斗米折腰”之说，意即：仓廪实不一定知礼节和仓廪不实也不一定不知礼节。所以，仓廪实和知礼节是否是知礼节知荣辱的必要条件是值得怀疑的。从现实来看，一些人感觉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而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却在整体下滑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同时，为富不仁的人遍地可见。所以，究竟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还是“知礼节而仓廪实”，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发现，就是有力证明。先有“新教伦理”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后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先有“新教徒”，后有资本家。他们很多是在“为信仰而工作”，这保证了他们不但在创造财富的时候能够恪守诚信，不损人利己，而且保证了在获得了财富以后也依旧能够如此。

如果把上面的推理过程中的内容扩大化，就会发现，这个似乎就是哲学中所说的“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问题”，我的答案已经在上述推理之中，不赘述；同理，可以推论我对所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认识倾向，不言自明。

需要说明的是，物质生活的富足可能会给那些“因仓廪不实而知礼节却不能完整践行礼节”的人以践行礼节之机会，但对于那些完全不知礼节之人是不会有用的，甚至物质生活的富足反而会助纣为虐，为富不仁之人遍地可见。所以，陈志武上面的论述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处处打骂孩子、压制阉割小孩的个性，迫使孩子时时听话”并不一定会随着养儿防老这一物质需求的消失而消失，甚至他这段话的整体逻辑是可笑的。如果把“养儿防老”理解为“孩子要在父母年老时报答养育之恩”，那么似乎父母应该更多地给孩子以更多的恩惠、更多的关怀、更多的爱、付出更多的养育成本以便在年老时收获更多的“回报”才对。为什么一定要“处处打骂孩子、压制阉割小孩的个性，迫使孩子时时听话”来减少这种恩惠呢？例证也并不罕见：富翁的孩子饱受父亲的控制和命令，高校教授的孩子甚至没有选择自己衣服样式和头发颜色的权力，吴彦祖的《新警察故事》讲的便是这个。

故，我倾向于相信“处处打骂孩子、压制阉割小孩的个性，迫使孩子时时听话”这并非是出于“养儿防老”的要求，甚至跟这个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不敢妄谈其根本点来自于哪里，但从深层次来看，我隐约觉得这个似乎和人性中的支配欲、控制欲、或者佛洛姆所说的“人的孤独”有关，通过把你变成我的，从而建立一种连接，减轻孤独感。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同一种思维习惯有关。让我们先假设“养儿防老”是正当的，那么意味着父母在年老时要从孩子口袋里面掏钱（简化为钱）出来，而要一个人从口袋里面掏钱出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交换：我给你一些我的东西，你给我一些你的东西；第二种方式是抢劫：听话，把你的东西给我，否则我就要剥夺你另外的东西。从绝大多数情况来看，抢劫者并非是因为贫穷而抢劫，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比如：品质不好、道德感低下、贪婪、懒惰、好逸恶劳、专制、冲动等。显而易见，“处处打骂孩子、压制阉割小孩的个性，迫使孩子时时听话”的父母是第二种方式的支持者。

当然，我并不否认市场经济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但其产生影响的原因并非是因为金融制度或者使人们变得富有等结果，而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自由、平等、自愿的交换”，以及同其密不可分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理念。

反过来看，如果我们要保持一种独裁专制的体制和奴役剥削的社会习惯，那么我们有两点要做。首要的是“让其不知礼节”，具体操作方法为：对假的、有利于这种体制和习惯的礼节进行大力宣传，即我们所说的封建礼教，其最关键两点是“忠”与“孝”，即“爱国”和“孝顺”；第二点便是“让其仓廪不实”，尽可能不让其拥有私人财产，拥有财富，让其为生计而奔波劳碌甚至出卖人格、出卖尊严。这两点做的好，便能保证独裁专制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