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农村经济社会形态与结构的变化特征_社会转型期的二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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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农村经济社会形态与结构的变化特征
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其他国家相比，虽然存在着许多共性，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得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表现出许多独特之处。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随着大量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半耕半工”型经济结构逐步覆盖了中国大部分村庄，广大农村已经从传统的“全耕社会”演进为“半耕社会”，或者说由传统的“农耕社会”演进为“农工社会”，这是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形态和结构发生的总体性变化。
所谓“半耕社会”（“农工社会”），是指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呈现出“半耕半工、亦农亦工”、“耕工交替、农工结合”等特点的一种渐趋制度化了的农村经济社会形态。“半耕社会（农工社会）”的制度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效益低下而迫使农民外出打工，而外出打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农民依赖承包地作为最后的生存保障，从而使务工和务农的交替与结合在制度上得以强化。这一社会形态既不同于传统中国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小农宗法式的农村社会，也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高度工业化、市场化、城乡一体化、大农场式的现代乡村社会。从宏观视野看，由“全耕社会”（农耕社会）到“半耕社会”（农工社会）的转变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经阶段，它是中国农村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演进的“大转折”、“大爬坡”的过渡时期。对于广大中西部农村来说，这一形态还将延续很长一段历史过程。随着这一转型期的到来，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社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
这是一个基础性变化，它既是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也是导致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发生的最重要因素。
——农村主要劳力非农化，次要劳力农业化。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我国约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含常年外出打工人员）转向非农产业，平均每年可达700-900万。全国现有农村劳动力4.97亿人，其中青壮年劳力大量流入城市，真正常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都是“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2004年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以女性为主，占53.1%；农业就业人员劳动年龄偏大，有三分之二的人年龄在36岁以上，51岁以上的高年龄组人员占相当比重。
——主业副业化，副业主业化。过去，中国农民世世代代以种田为生，而现今大量农民从过去单一的种植业中转移出来，或是外出务工经商，或是就地搞养殖、加工等多种经营。2000－2004年，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农村各业增加值的比重由35.5%下降到30.1％，农村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分别从50.4%和14.3％增加到53.2%和16.7％。过去的副业成为农民的主业，种田反倒成了“副业”。
——非农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随着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进入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趋缓，收入构成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特别是种植业收入所占比重逐步下降，而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较快，1990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30.8元，2000年上升到702.3元，2005年增加到1175元，比上年增长17.6%，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6%，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农业占GDP的份额逐步下降，但仍是基础性产业。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1991年-2003年的12年间，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下降了9.9个百分点。尽管农业占GDP的份额逐步下降，但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产业。由于农业特有的多功能性，全社会对农业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没有改变。
社会基本单元发生变化
人口和家庭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单元，其结构变化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之一。转型期我国农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劳动适龄人口供给率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家庭人口规模小型化等等，使我国正面临人口总量造成的就业压力和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社会负担加重的双重挑战。
——农村人口增速减缓，但人口总量仍在上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到上世纪末，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农村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遏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过多对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太大，人口数量变化呈现“低生育率、高增长量”特点，农村人口绝对数量仍在上升，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达到峰值。届时，即使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了60%以上，仍然会有绝对数量相当大的人口继续生活在农村。
——农村人口结构发生变化。首先，“人口红利”期趋于结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总人口结构“中间大、两头小”，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带来劳动力、储蓄的增加等，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研究表明，在过去的20多年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人口红利”，其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超过四分之一。但是，这一贡献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逐渐减弱。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59岁）供给增长率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预计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1年开始绝对减少。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正在从长期的“供过于求”逐步转向“总量过剩而结构性不足”，有技能的、年轻的农村劳动力的供求正在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其次，农村人口的年龄特征发生变化，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农民面临“未富先老”的挑战。发达国家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据2006年2月份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我国现有农村老年人口为8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再者，农村人口的性别比特征发生变化，部分农民家庭对男孩的性别偏好，与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产生了矛盾，造成了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局部地区严重失衡现象。
——农村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在社会经济变迁和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农村家庭的结构形式发生变化。农村家庭规模小型化，联合家庭等大家庭逐渐减少，而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等小家庭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结构形式。与此同时，随着农村人口的流动性增强和农民婚恋观念的变化，农村中再婚家庭、空巢家庭、非婚家庭等形式大量出现，从而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农村家庭功能发生变化。农村改革以后，家庭成为农村社会经济的基本单元，其担负的功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生产经营功能由过去的偏重农业生产，转向偏重非农经营方面；生活消费功能由传统的自给自足和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转向商品化、多样化的消费活动方面；生育功能由传统的单一“传宗接代”，转向追求生活幸福满足方面；赡养功能由过去的家庭内部保障，转向外部的社会保障。
社会转型视角下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基于路桥区“百晓”系列活动的实践与思考
王先义
在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结构持续演进的背景下，如何充分调动和发挥乡镇、村居干部队伍作用，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执政效能，是农村基层组织创先争优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农村基层党建一项全局性、长期性的战略任务。
转型社会对基层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挑战
社会转型，意味着人们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等全面而深刻的变革。路桥区自1994年建区以来，农村工业化、区域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不同利益关系逐步形成。从产业结构分析，2011年三次产业结构为2.5：48.7：48.8，二三产业劳动力稳步增加，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从城乡结构分析，2011年城市化率达58%，已进入新型城市化的加速期；从城乡居民收入分析，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37000元、16106元，位居浙江前列、台州第一，正由小康向富裕社会转型；从人均GDP分析，2010年突破10000美元，发展基础更加坚实，但深层矛盾也愈加凸显。
转型期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矛盾不断显现，对基层干部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态势强劲，一些干部如果不主动学习新农村工作相关知识，做农村工作就会存在“本领恐慌”。与此同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与农民失地失业的矛盾、拆迁安置政策与群众补偿要求的矛盾比较突出，如果处理不妥，就可能导致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百晓”系列活动是转型时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有效载体
2007年，路桥区在乡镇机关干部中启动了以“正风、强责、提效”为主题的“驻村百晓”活动。创新开展“百晓”（“百晓”，意指“生活百事，无所不晓”之人）系列活动，使工作作风在一线得到转变、工作责任在一线得到落实、干部能力在一线得到提高，成为推动基层干部创先争优的有效载体。
开展“驻村百晓”活动，转变乡镇机关干部作风。即驻村干部、片领导和乡镇主要领导应分别知晓村居、联系片和全乡镇“一百个”问题。一是精心设置“百晓”题库。各线提出需要掌握的10—20个问题，内容涉及基本村情、工农业、城建和党建等方面，并印制成“驻村百晓”笔记本。二是用心解答“百晓”问题。实施“干群连心”工程，在村办公场所设“驻村连心窗”，印制“驻村连心卡”，下发《驻村手记》笔记本。开展蹲点调研、民情夜谈会和“为民办实事”等活动，实地解决问题。三是随机进行“百晓”点报。机关会上以抓阄形式抽取3-5名机关干部上台汇报，再选取一定数量“百晓问题”，测评其他机关干部的知晓度。
开展“村事百晓”活动，推进和谐村班子建设。为解决“磨合不深、业务不精、底子不清”等问题，在村居干部层面实施以“八个一”为内容的“村事百晓”活动，即：开展一系列素质培训；作出一届任职承诺；进行一次走访慰问，结对一户困难家庭；理清一条发展思路；健全一套民主制度；解决一些矛盾纠纷；落实一批民生项目；开展一次“两度”测评。乡镇党委将“村事百晓”纳入村居目标责任考核范畴。
开展“深化百晓”活动，全面巩固活动成果。培训机制上创设“百晓论坛”，要求乡镇领导、驻村干部和大学生村官上台演讲，交流工作经验和体会；考核机制上推行“百晓质询”，召集党风廉政观察员、驻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召开质询会议，质询不合格者须接受二次质询；激励机制上开展争做“百晓生”活动，每年评选出若干名“驻村百晓生”和“村事百晓生”；运行机制上设立“百晓民情站”，构建全程为民办事体系。
“百晓”系列活动的成效和启示：“百晓”系列活动开展4年来，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锻炼了干部，推动能力由弱向强转变。引导干部根据“百晓题库”对村情“把脉问诊”，提高了分析解决问题、化解基层矛盾的能力。特别是“百晓点报”、“百晓论坛”等做法，对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是很好的锻炼机会。二是提高了认识，推动岗位由客向主转变。将乡镇干部岗位下沉到村里，把传统的指导检查型干部转变为服务参与型干部。在这一过程中，乡镇干部认识到差距，从而形成比、学、赶、超的氛围。三是改进了作风，推动责任由虚向实转变。强化了驻村干部和村干部的责任意识，减少了“混日子”的几率。四是畅通了民意，推动感情由疏向亲转变。“百晓”从制度上将基层干部工作与群众利益捆绑在一起，促使干部积极把困难带上镇，把方法带下村。
深化“百晓”活动，推进基层干部创先争优的思考
强化培训的针对性，进一步提高基层干部创先争优的能力素质。一是着眼强素质，提升理论修养。科学制订培训计划，组织农村干部大轮训，突破千篇1律进党校上大课的单一模式，逐步推行“学时累计制”、“自主择训制”，多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短期培训班。二是着眼专业务，提高工作能力。组织经验丰富的老同志讲授知识；扩大“百晓论坛”参与范围，召开案例交流会，共同提高解决矛盾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三是着眼勤调研，熟知村情民意。坚持蹲点调研等做法，推动基层干部下村入户调研。开展“驻村干部学农事”等活动，让他们成为“土专家”、“田秀才”。
强化监督考核的规范性，进一步优化基层干部创先争优的作风形象。对基层干部的监管，重点建立任期目标管理责任制，完善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离任审计、村组财务审计等制度。在决策机制上，对乡镇村居的重大决策、重要人事、重大工程建设和大额财务支出，可采取票决的形式。在群众参与上，探索群众和党代表列席党委会议制度，建立乡镇社会监督小组，监督重大工作，开门评议干部。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对乡镇干部的考核，要完善考评标准，并根据不同地区、类型、岗位进行细化、量化，推进考评主体多元化，并科学运用评价结果。对村居干部要探索实绩量化积分制考核，采取乡镇班子、各办（线）打分和实地考查相结合的方式，并结合党员村民代表会议评议情况，确定年度考核结果。
强化激励的有效性，进一步激发基层干部创先争优的持续动力。一是减少压力负担。区别对待“一票否决制”，改变“一刀切”的责任追究。二是改善经济待遇。对乡镇干部，要探索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措施，解决工龄长、业绩突出干部的级别问题。对村居主要干部，推行工资待遇公议和离任生活补助等制度；对村居其他干部探索实行报酬乡镇统筹，逐步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制度。三是提高政治待遇。对乡镇干部，注重从基层一线选拔干部。对村居干部，探索村党支部书记专职制，扩大从村居干部招考公务员比例，将符合条件的纳入乡镇后备干部管理，使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既有压力，更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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