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角度选择的方法_选择新闻角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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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旧见新找角度
这里的旧,是指新闻报道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年年重复的老题材,例如农业报道中“春种秋收四季歌”、如交通报道中的“冬运与春运”、教育报道中每年一度的高考,还有节日报道,如血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十一国庆节、新年、春节等。在新闻报道中还经常会遇到一些需要反复报道的老话题,如脱贫问题、减轻农民负担、国有企业改革、反腐倡廉、环境保护、精神文明建设等。如果在这些报道中,找不到一个新的角度,那么它们必然雷同、陈旧,引不起受众兴趣。
以旧见新找角度,就是要求记者在报道老题材、老话题时,要善于将过去的报道与今天的现实联系起来,从旧闻中发现新闻,推陈出新。犹如老树开新花,找到新花,就容易写出新意。
如每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都要报道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一些传媒在报道2000年九届人大三次会议朱镕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发现与往年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报告中没有提及经济增长速度的具体数字。尽管在此之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显示,1999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1%,总体经济效益创造了近5年来最好水平。但朱总理在宣读政府工作报告时,关于经济增长率只有一句话:达到预期目标。《北京青年报》从这个角度做文章,采访了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发出报道《总理为何没提7.1%》。吴敬琏说:“把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一个硬性指标,仍然带有很重的计划经济的色彩。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不提经济增长速度,表明我们向市场经济的政府更近了一步。”萧灼基也认为,“表现了政府的一种惟实态度。”此篇报道还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材料:1998年朱总理在政府上作报告中对经济增长指标使用的措辞是“确保百分之多少”,1999年说的是“力争百分之多少”。上述背景反衬出2000年“索性只字不提具体数字”的新闻价值。
在“以旧见新”的报道中,“旧闻”作为背景,作为铺垫,作为反衬是很重要的。正是在新与旧的对比中,从变化的角度人手,才容易在老题材里挖出有价值的新闻。
二、以小见大找角度 这里指的是表现大主题可以选择小角度,即“寓大于小”,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小见大是由新闻的特点决定的。上文我们已经讲过,任何新闻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它是经过选择的事实的一个“剖面”,一个“片段”。具体到这个“剖面”,也还有报道的角度问题。若摆开架势,把角度放得很大,只能蜻蜓点水,不利于主题的深化。而选好一个小角度,像钉子一样,人口小、钻得深,容易把握,并能够写得具体。
这个“小”,可能是一个典型的细节、一个典型的镜头、一段真实的小故事。
例如:
豫南庄户纷纷举行交接仪式取下神像挂地图
本报讯(通讯员李钧德 记者王方杰)东黑河是豫南一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在县级以上的地图上从来不见踪影。但这个村却有20多户农家在当地人觉得神圣的中堂位置取掉神像挂上了各色各样的地图。
东黑河位于河南省上蔡县东北部,地势低洼,村民们因十年九涝一贫如洗,在茅草屋里度日月。不傍城不邻镇,谁要跑一趟五六十里外的县城,都是轰动全村的新闻。东黑河穷,东黑河闭塞,东黑河又很无奈。除了偶然看见别处的繁华产生瞬间的梦想,就是在家里挂一幅全神图。每逢春节,一把香火,几个响头,图的是万事如意,生财有望。然而,神仙求遍了,东黑河依然穷得叮当响,过着光嫁姑娘不娶媳妇的苦日子。
当外面的风终于吹来时,东黑河人开始探头探脑地闯世界。1986年春节过后,最远只到过县城,家里从未满过仓的李满仓,带着两个刚成年的儿子,拿着从当民办教师的邻居家借来的一幅河南省地图,徒步北上郑州。凭着庄稼人的吃苦耐劳和诚实守信,三年时间,他们学会了修理钟表家电的全套技术,到云海贩了一阵手表零件,瞅准农村黑白电视销售的空档,建起了一个覆盖几个城市的家电经营网络。1989年春节,拥有10万元家产的李满仓,在全村第一个用地图换下自己敬了几十年的全神图。
李满仓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让村里的年轻人彻夜难眠。几天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举行了神像和地图的“交接”仪式。从此,广州、大连、北京、新疆,到处都出现了三五结伴的东黑河人。地图把东黑河与外面的世界拉得越来越近,东黑河人的腿也越来越长。每到农闲季节,80%以上的青壮劳力都会拿着一张地图走出去,做木工,搞建筑,他们用勤劳的双手盖起了一座座钢筋水泥或红砖青瓦的楼房,挣来了儿女的学费,赡养了自己的老人。
青年木工李列到大连奋斗几年以后,在那里办起了自己的家具商场,被村民们戏称为“东黑河的常驻大使”。36岁的李世英从走村串户替公家收粮,到成立自己的农副产品购销公司,走南闯北,手头总离不开一本地图册。生意越作越大,他们家的地图也由县到地区到省次第更换,今年换了第四次,变成全国地图了。在他家的《中国行政区图》上,有三分之一的省份用铅笔、钢笔、圆珠笔画上了各种记号。他说:“咱也知道啥叫地大物博,知道东黑河到底在哪里了。凡是图上画过的,我都去过了。总有一天,我会把地图上的所有省市都画上几道。”
年过花甲的李陈氏,尽管没上过学,没学过地理,但她认识地图上的北京、新乡、西安、上海。儿行千里母担忧,她的四个儿子在那些地方打工或工作。看着地图上一片黄绿色包围着的西安,好像儿子就在身边。东黑河周围的农民,也开始喜欢地图了。上蔡县新华书店说,1993年。农民从他们那儿买走了17500幅。
(《中国青年报》1994—04—26)
这篇报道取材于一个只有100多户的小村庄,而且主要讲了这个村里的一个农民李满仓的故事,他如何用地图换下全神图,开阔了眼界,走出去寻求致富之路。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人也纷纷走出去。于是不仅这个村,包括周围村庄的农民也开始喜欢地图了,这个县里新华书店的地图突然畅销起来。全文从农民家里中堂位置的神像换成地图这样一个小角度切入,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村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大主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来封建保守的中国农民开始觉醒,他们不再把生财的希望寄托于神仙的保佑,而是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渴望改变生存环境。由于从“小处”着手,这个故事写得很具体,读者看得见,摸得着,有血有肉,有生活气息。比如对原来东黑河的贫穷与闭塞的报道很生动,对首先致富的李满仓的报道完整细致。“小故事”越精彩深刻,“大主题”表现得就越充分。特别是一些细节的选择,发挥了“一滴水见太阳”的功效。如报道中所写的李世英,随着生意越作越大,家里的地图换了四次,已经换成全国地图了,并且有三分之一的省市被画上了记号,表示主人去过了。这个代替过去的神像,画着很多钢笔、铅笔、圆珠笔记号的地图颇有象征意义。生活中这样的“一滴水”是很多的。在“以小见大”的报道中,记者就是要依靠新闻敏感去发现与捕捉这些绚丽的水珠。这篇报道被评为第五届中国新闻奖消息类二等奖。
获得第八届中国新闻奖通讯类一等奖的《140万双袜子的命运》,也是一篇比较典型的“以小见大”的新闻报道。通讯写的是武汉袜厂有两火车皮袜子积存多年,而面对众多商家的订单,工厂常年不肯吐货这则“怪事”。《长江日报》的记者从中捕捉到新闻题材,经调查追问得知,原来是由于历任厂长担心降价处理积压会影响当年的业绩。说它“小”,是因为这则新闻本身的外延(事件)小,不过是一家国有企业区区价值200多万元产品的积压;而它的内涵(所反映的主题)却实在小小,这篇通讯正是通过对这一有违常理的积压现象的透视,反映出国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机制不适应市场竞争的诸多侧面,触及了国企改革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得出了袜子问题是“国企病”一面镜子的结论。
由此可见,“以小见大”选择角度的实质,就是要学会“解剖麻雀”,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个性见共性,深入挖掘蕴藏在具体事例中的普遍意义。
还有一种“以小见大”,在新闻特写中经常见到,一般表现为记者抓住了一个典型的镜头,或者典型的场景。国际新闻摄影界的“抓拍大师”布列松说:“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里,都有个决定性的时刻,这个时刻来临时,环境中的元素会排列成最有意义的几何状态,而这个形态也最能显示这桩事件的完整面貌。有时候,这种状态转瞬即逝。因此,当进行的事件中,所有的元素都是平衡状态时,摄影家必须抓住这一时刻。”①如果文字记者抓住了这种决定性的瞬间,并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么也同样能够以小角度表现大主题。
三、虚中觅实找角度 所谓虚中觅实,主要指对一些抽象性、概念性强的事实材料,要尽量寻找其中所包含的实在而具体的内容,从这个角度入手表现整个事实的新闻价值。
例如1985年6月23日,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农牧渔业部畜牧局、中国农业学会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发展草业生产的科学讨论会。不少科学家出席了会议,十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到会采访。第二天他们所发的稿件纷纷见报,大部分都是“公式化”的会议消息。虽然新闻的五要素俱全,但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惟独《经济日报》记者的报道令人耳目一新,他没有就会议写会议,而是选取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会上发言的精华部分。他的消息导语如下: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呼吁在我国创建一个新型的产业——草业,让草与农、林、牧、副、渔业平起平坐。
消息的主体部分则以钱的发言为主,逐段展开“为草正名”和论述发展草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有关会议的情况作为新闻的背景材料穿插其间。这样一篇①转引自《中国记者》.1992(2),57页。报道比起上述的会议消息显然新闻价值大大加强了。记者抓住了这次会议中一个有具体内容又新颖的建议,从这个角度切入,把一条“虚”的会议程序性报道,写成了一条实在的有可读性的新闻。
由此可见,“虚中觅实”找角度对改进会议报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如上个例子所述,其他记者的那种“虚”的写作模式,可以套用到一切会议消息中,很难区分这一个与那一个会议在实际内容上有什么不同。改进会议新闻写作的重要出路之一,就是要学会找出这一个与那一个会议之间实在的“不同”。因为只有具体的不同,有特点有内容的不同,才能构成新闻,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
四、逆向思维找角度
所谓逆向思维,是指遇到有些事,可以倒过来想一想,在这种类似“反思”的过程中寻找新闻角度。长期以来,中国新闻界习惯了顺向思维,“一条道跑到黑”,其结果往往把复杂的立体的事实写得简单、平面了。逆向思维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困境,突破老一套的模式。多一个角度就多一条出路。
例一:
《中国记者》1995年第6期上有一篇采访心得,讲的是一个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往年化肥滞销,今年供不应求,农民要起大早,排长队买化肥。有人建议他在报刊上反映一下“买化肥难”的问题。他觉得这确实是一个角度,但反过来想一想,这个事实从另一方面不是说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了,舍得向土地投资了吗?这是一个更新、更积极、更有价值的角度。
例二:
《光明日报》20()0年3月9日刊发的一篇报道,也是运用逆向思维找的角度。记者在三八妇女节这一天专门到全国政协妇女组的讨论会上采访,他认为这个组一定会谈到妇女问题,但结果与他的设想完全不同,妇女委员们并没有谈妇女问题。如果按直线思维,这个题目就没有新闻可做了,但反过来想一想,妇女组不谈妇女问题,不是一条角度更新颖,意义更深刻的报道吗?原文是:
三八节妇女组不谈妇女问题
本报记者张玉玲
“妇女组不谈妇女问题”。这是3月8日下午,记者听完全国政协妇联14组的讨论时得到的印象。
与记者有同感的是今天会议主持人——中国科协副主席胡启衡委员。她说,妇女委员们现在很少谈妇女问题,而是结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对国家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建议。妇女委员们的参政议政能力大大提高,实实在在地在履行自己的权力。
中国交响乐团演员罗天婵委员首先说,她要对如何办好文化娱乐市场提出点建议;河北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桂英委员对一些干部随便批条子,口头许愿提出意见。
中国轻工业总会群星集团总裁段存华委员说,官员的权力不加约束,极易滋生腐败,“一定要将政府机构改革进行到底,加强监督”。当听说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被处死的消息后,有的委员竟拍起了手,兴奋地说:“太好了。”
两个多小时的讨论中,15位妇女委员还对西部开发问题、教育问题等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胡启衡委员说,从前妇女委员开会总是呼吁要提高妇女地位,让妇女参政议政。而现在妇女不再空谈,而是融入到社会生活中,提出建议,为国家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把妇女的参政议政落到了实处,这才真正地提高了妇女的地位。
(《光明日报》2000—03—09)
这篇稿件跳出了三八妇女节传统表态性报道的框框,记者报道了政协妇女组委员们的踊跃发言,她们的话题涉及众多国家大事,从文化市场的管理、反腐-败、政府机构改革到西部开发等,并没有仅仅从妇女的角度谈自身的问题,应该说这是妇女在参政议政方面历史性的进步。因此这篇稿件在逆向思维的引领下,挖出了更有价值的新闻信息。
例三:
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问题。多年来,社会各界一直关注这一问题,希望教育主管部门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解决,还给孩子们快乐的时光。2000年1月7日教育部召开会议,明令禁止了学校许多不适当增加学生负担的做法。对此,全国各种媒体一片叫好。在赞扬声中,新华社记者肖春飞却发现了值得探讨的另一个问题:孩子们离开学校往哪里去?学校不办补习班了,家长又无力或没有时间管孩子,于是出现了一段真空。为此,记者走访了家长、教师和教育专家,最后形成了记者来信:《“减负”后小学生到哪里去?》这篇及时而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报道,也是逆向思维的结果。在报道“减负”积极面的时候,也从反面想一想有无消极的一面。其实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好记者要善于思前想后,把顺向与逆向思考结合起来,这样就有可能写出有深度、有分量的报道。
五、发散思维找角度 所谓发散式思维,是美国心理学家查尔福斯提出的。这种思维方法运用在新闻写作中,即要求以一个新闻目标(或一个新闻事物)为中心,把思路向四面扩散,沿着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从多方面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在思考时,思路要具有流畅性、变通性、独特性。打个比喻,就是要求你的思维像一部雷达,做大范围、扩散式、不问断的扫描,以求把更多的事实置于自己的视野之下和思考之中。这种思维方式符合绝大多数事物的多因多果的客观实际。运用发散式思维可以帮助你发现和挖掘事物更多的角度与侧面。
例如,每年春节前后的铁路运输高峰历来是新闻报道的热点。例行报道集中在“火车拥挤”,“民工潮”和铁路部门如何应对。《经济日报》对2000年的春运,运用发散式思维做了新的扫描,发现了一些新的角度。首先,除了往年告急的广州、上海、长沙等火车站之外,武汉也在告急,从春运的第一天,旅客发送量便连续创出新高。农历正月十六,客流量猛然上升到1万,较去年增长了71.4%。于是《经济日报》把武汉作为报道重点,并对这个“九省通衢”城市的春运再一次进行全方位的“雷达扫描”,又挖掘出几个与经济动向有关的新角度:一是外出打工的客流方向与往年不同了,往年以南下的居多,而这一年北上、南下、东进、西行,客流走向多样化,说明各地的经济在回升与发展,能够挣钱的地方多了。二是农民外出打工的数量还在增加,说明种地增收有限,负担过重,农民不愿种地。三是假日经济兴起,旅游客流不可小视。这是运用发散式思维寻找角度的结果,它使得报道深入了,视野拓宽了,信息量加大了,同时也在老题材中找到了新角度。
六、统摄思维找角度 统摄思维又称聚拢思维。与发散思维呈扩散式相反,这种思维的态势是向心的,思维的方向是向着一个点或几个点集中,以求得对新闻事实更深刻的认识。一般来说,这种统摄首先要把采访所得的具体新闻素材和具体观点聚拢,然后把这些事实与事实的意义向一个点或几个点集中,并进行深度挖掘以接近事实的新闻内核,聚焦点越来越小,越来越集中,最后就可能找出一个最佳聚拢点,这就是报道这件事实的新闻角度。
例如,北京、上海、深圳被公认为我国发展高新技术的三大版块。上海《文汇报》有一个记者,花了很长的时间,实地采访了北京、深圳、上海高新技术产业的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片深入到一些有代表性的高科技产业中去。在写作时,他将采访得来的数据与事实,主要聚拢到京深沪的人才结构、创新机制和发展潜力等三个问题上。通过对比和深入挖掘,他发现了北京和深圳有联手的可能,使两地优势互补,出现一个理想的模式:北京处于研究的上游,深圳处于产业化的下游,形成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而如果上海准备不足,就有“出局”的可能。据此,他在1999年11月发表的题为《京深沪:谁做技术创新的领头羊?》的研究性通讯中,从聚焦与对比的角度人手,提出了“上海怎么办?”这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报道发出后,在京深沪三地科技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上海市领导认为此文对上海面临的挑战和危机的警示很有价值。这篇报道之所以有深度,结论准确,挖掘出了事实的新闻内核,与记者成功地运用了统摄思维是分不开的。
七、全局高度找角度
所谓全局高度,也就是宏观高度和大局意识。著名记者艾丰有一句名言:“当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总理心中装的是国家大事,全国的形势、情况、问题、动向以及经验。如果一个记者能够以总理所想的这些作为社会大背景,具有宏观与全局的眼光,那么他在选择、掂量某一件具体的新闻事实时,当然会找到把握时代脉搏的最佳角度。而一些地方新闻要想提升其新闻价值,也首先要“吃透上头”,即明确中央的精神。把本地新闻与具有全国意义的普遍问题联系起来,其新闻价值自然升值,针对性大大提高。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寻找最佳新闻角度需要这种登高效应。
长江上游仍在砍树
新华社攀枝花(1998年)8月19日电(记者熊小力 黎大东)长江
上游地区大片森林仍在遭受数千把斧头和电锯的砍伐。记者近日随世界银行组织的14名生态、环保和人类学专家考察雅砻江下游的二滩水电站库区生态环境,见到江面漂浮着上游漂运下来的上万根三四米长,脸盆粗的木头,小舟左冲右突一个多小时后才驶离码头。行出不到1000米,数万根粗木密密麻麻地塞满了几百米宽的江面。
攀枝花市一位林业干部告诉记者,这仅是雅砻江岸近期所砍伐树木的很少一部分,由于二滩水电站关闸蓄水拦住了漂木的去路,大量的木头在上面几个水运站捞上岸运走了,漂下来的只是“漏网之鱼”。他说,仅沿江的国有森林工业企业今年就至少砍伐了30万立方米的木材,相当于砍光了5万亩原始森林.而流域各县乡的砍伐量更大。
世行专家组成员、四川省林业科学院研究员刘仕俊说,四川宜宾以上的长江三大干支流中,金沙江、大渡河两岸的森林早已所剩无几。雅砻江主要流经人烟稀少、交通闭塞的横断山脉,但现在,这条江两岸的森林资源也遭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
全长1517公里的雅砻江主要流经四川甘孜、凉山、攀枝花等地市州。
因水急谷深,沿江所伐树木主要以顺江漂流的形式运往下游,然后再装上火
车经成昆铁路运出。
记者在几天的采访中看到,雅砻江下游两岸目前仅存些残次树木,水土流失严重,当地老乡说:“每一场暴雨都造成洪水和滑坡、塌方,以前江水一年四季都是清的,现在变成‘黄河’了。”
这是一条由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撰写的地方新闻,是一条现场感很强的报道,从导语开始,基本记录的是记者的所见所闻。当时全国的大背景是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灾,抗洪救灾正在紧张地进行。从文中可以看出,记者是随一个专家小组到雅砻江下游二滩水电站考察库区生态环境的。但他并没有把眼光局限于这次地区性的考察,而是紧密联系全国性的大背景,敏锐地从“长江上游仍在砍树”这个角度切入,通过在基层采访所发现的具体事实,揭示了长江发洪水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上游涵养水源的森林长期被乱砍滥伐,其三大支流中的两条江沿岸的森林已所剩无几,而记者所亲身考察的雅砻江,仅两岸国有森工企业一年就砍伐了5万亩原始森林。尤为严重的是,中下游在抗洪,上游还在砍树。这条如此及时而且针对性强的揭露性报道,对全国都有警醒的意义,也为党中央、国务院解决长江流域洪水的问题提供了生动的第一手材料。保护森林、停止砍伐、退耕还林、种树种草,这是朱镕基总理在任期间最关心的环境问题之一。应该说,这条消息体现了“当记者要想总理所想的事”。该报道获得第九届中国新闻奖消息类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