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思想_孔孟的主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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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的主要内容及思想

《论语》共分二十篇，每篇由若干章节组成，篇名因每篇篇首字句而命名，并无特殊意义。如首篇《学而篇》，取篇首“学而时习之”的“学而”命名；次篇《为政篇》，取篇首“为政以德”的“为政”命名。二十篇中，除《乡党篇》集中记载孔子的日常生活，从侧面反映孔子的为人；《微子篇》记载孔子及古代圣贤在仕途中的选择与进退；《子张篇》记载孔子的几位著名弟子子张、子夏、子游、子贡等的言行；《尧日篇》记载尧、舜、禹三代的善政和孔子关于治理国家事务的基本要求外，其余十六篇均无统一明确的主题，并且篇与篇之间、章与章之间也无内在联系。但为了相对全面地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我们必须对其所反映的主要内容做简单的归纳梳理。

1、《论语》思想体系的核心“仁”

“仁”在《论语》思想体系中是最高的理论范畴，也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其基本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1）孔子认为“仁人”应当具备五种品德：“恭、宽、信、敏、惠”（《阳货篇》），即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

“仁”是为人的最高准则，仁人要勇于牺牲自己的利益，对别人无所要求。孔子以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出发，提出仁者“爱人”，“克已复礼为仁。”（《颜渊篇》）“爱人”是仁的第一要义，是仁的实践中的理论基础。“爱人”就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为此，孔子还提出：“克已复礼为仁”，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克制个人欲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当时的伦理道德规范，从而能正确处理人际关系。

（2）从恢复和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的目的出发，提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学而篇》）

“孝”即爱自己的父母，“悌”即爱自己的兄弟和家族的同辈，然后广泛地爱其他一般的人，这是对“仁”进一步作出的补充。强调实行仁德必须从“孝悌”开始。

（3）从道德修养着眼，提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篇》）“仁者安仁”是说仁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真正具有仁德的人，他的仁德要建立于内心信念的基础上。

（4）从道德完成，坚持真理着眼，提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篇》）作为仁者，必须勇敢地实践仁，坚持仁，要经得住考验，甚至不惜为此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论语》中“仁”与“礼”是紧密结合的，要彻底地研究“仁”，就必须研究“仁”与“礼”的关系。

“礼”，是我国古代的社会行为规范、仪式的总称。它的内容包括：制度(指官制)、刑法、仪文(指各种仪式和车服、器具的文饰)、伦理、道德规范等。

“仁”与“礼”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仁是“核”，礼是“表”。孔子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篇》）礼与乐都是外在的表现，而仁则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没有仁德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礼、乐的问题。

（2）仁是内容，礼是形式。所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篇》）也就是说不合于礼的不要看，不合于礼的不要听，不合于礼的不要说，不合于礼的不要做。并且，礼早已有之，要尽量遵循。“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篇》）即历法要遵行夏历，所乘之车按照殷代的样式，戴帽要戴周代的礼帽，娱乐当奏是舜时的《韶》乐。

（3）仁是统帅方面，而礼是被统帅方面，仁是改造方面，礼是被改造方面。

孔子着力强调了“礼”作为行为规范，对建构道德品质的“仁”，将起到重要作用，指出遵“礼”是学习和培养“仁”的重要途径。他曾评论“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公治长篇》）臧文仲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智者”，但他竟然不顾周礼的规定，修建了藏龟的大屋子，装饰成天子宗庙的式样，这在孔子看来就是“越礼”之举了。所以，孔子指责他“不仁”、“不智”。在孔子看来“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也就是说，君子通过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并且用礼来约束自己，才可以不离经叛道，实现“仁”的要求。

2、《论语》的政治思想

《论语》的政治思想，基本点是贯彻“仁者爱人”这个总的纲领的。其内容主要为，统治者要关心人民，减轻剥削，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统治者要以身作则，克制私欲，遵守国家法令和社会准则；要减轻刑罚，加强对人民的教育。

（1）关于仁德政治的思想：

第一，为政以德，关心人民。这主要表现在爱惜民力，减轻剥削，施惠于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尧曰篇》）

第二，克已正身，以身作则。孔子强调国家统治集团，从君主到一般官吏，要克制私欲，恪守礼法，为人民作出榜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篇》）。在孔子看来，要使政权巩固，要使统治者能得到人民大众的拥护，最根本的、最能长久起作用的办法，就是以德服人，以德治国。因此，统治者必须以德修身。孔子认为，作为统治者，道德修养的目的，不光是为自己，而是“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篇》）

第三，“齐之以礼”，重在教育。孔子认为对待人民，教育为主，刑罚为辅。为政不能不用刑罚，但可以通过教育，减少刑罚的使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篇》）

（2）关于举贤任能的思想：

孔子不但强调仁德政治，而且认为仁德政治的实现，还必须依靠贤人，即依靠德才兼备的人才。他曾打比方说“犁牛为之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棒舍诸？”（《雍也篇》）意思是耕牛产下的牛犊长着红色的毛，角也长得整齐端正，人们虽想不用它做祭品，但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作为统治者来讲，选拔重用人才，不能只看出身而抛弃贤才，必须突破门第界限，选拔出身贫寒而又很有才德的人作政府官吏，反映了举贤才的思想和反对任人唯亲的政治主张。同时，孔子提出选拔贤能是“民服”的重要条件，强调管理人才不要总是揪住小过错不放，必须“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篇》）并且“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篇》）通过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从而使邪者归正。

3、《论语》的伦理思想

（1）认识天命伦理在社会中的作用 孔子重视对现实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的研究，而对一切与现实较远的自然宇宙或鬼神问题，则采取不加深究的办法。对鬼神“敬而远之”，对鬼神问题“存而不论”。对祭祀也不否定，但也不采取宗教的狂热态度；只是把工作重点放在人事，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篇》）“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篇》）同时，也要承认命定论，尽人事，知天命。孔子指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篇》），认为人的生死富贵都是由命运决定的。孔子承认命定论，又提出“知命”，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篇》）

（2）认识名分以及人伦纲常的重要作用

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子路篇》）孔子的正名，就是从原两周政治结构(亦即宗法等级结构)的观点出发，来纠正当时政治领域中天子、诸侯、大夫这一等级序列中名实不符的情况，以保持他所希望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篇》）的政治稳定秩序。其目的是希望在保持旧的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在相对安定、和平的社会条件下，进行封建性的社会变革，从而达到天下的统一。这就是所谓的“王道一统”。

（3）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

仁，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总原则，也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包括“忠、孝、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廉、耻、勇”等。孔子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篇》），但这种“忠”是有条件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篇》），并非“愚忠”。孔子所谈论的“忠”，更多的是指交友、择友、待友的方法，即“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篇》）。此外，“孝”即“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为政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篇》），“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篇》），“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路篇》），“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罕篇》）等，都是“仁”的思想在处理不同的伦理关系的具体体现。

4、《论语》的教育思想

（1）“有教无类”与“诲人不倦”

孔子认为人不分类别，不分阶级出身，都应有受教育的权利，“有教无类”（《卫灵公篇》）。在教育实践中，孔于还提出了—个影响深远的原则，即“诲人不倦”（《述而篇》）。孔子曾经认为很难与互乡（一个地方）的人沟通，但互乡的一个童子却受到了孔子的接见，学生们对此都感到迷惑不解。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述而篇》），意思是“我是肯定他的进步，不是肯定他的倒退。人家改正了错误以求进步，我们应该肯定他改正错误，不要死抓住他的过去不放。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孔子“有教无类”和“诲人不倦”的教育思想。

（2）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孔子提出做人要重视全面发展，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篇》）即立志要高远，根据在于德，凭借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不努力学习知识，那就会有缺点，甚至犯错误；他还经常和学生探讨诗文，认为“不学诗，无以言”（《季氏篇》），借此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操。（3）联系实际，因材施教

孔子主张联系学生实际，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特点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篇》）他很注意对自己弟子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雍也篇》），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篇》）

（4）启发诱导，循序渐进

孔子在教学中，不使用灌注式，而充分使用启发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篇》）孔子认识到要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首先要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乐于学习。孔子特别重视学生在学习中的思维积极状态，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篇》）（5）慎言慎行，学以致用

孔子的教育方针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篇》）他经常向学生灌输“读书”与“从政”互为依存、相互补充的思想。他曾鼓励学生漆雕开去做官，但漆雕开认为“吾斯之未能信。”（《公治长篇》）即对自己做官这件事还没有信心，自认为尚未达到“学而优”的程度，要继续学礼，晚点做官，所以孔子听后很高兴。学诗时，孔子也要求学生把诗的思想运用到指导政治活动之中，否则“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篇》）意思是说，把《诗》三百篇背得很熟，让他处理政务，却不会办事；让他当外交使节，不能独立地办交涉；背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

5、《论语》的学习思想（1）学习态度上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治长篇》），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篇》），并且认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篇》），就是说读书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个人吃穿等生活俗事所拖累。甚至要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篇》）的精神。

（2）学习方法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篇》）“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篇》）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思学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篇》）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学习上还要精益求精，如诗经所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学而篇》），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6、《论语》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可以说是孔子“仁”的方法论，是其思想的最高层次，主要有：

（1）“过犹不及”思想。所谓过犹不及，就是讲过头和“不及”一样有害，处理—切事情既要反对过大，也要反对“不及”。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政治上，提倡“居敬而行简”，但又反对“居简而行简”；经济上，提倡“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文艺上，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道德伦理上、反对“以德报怨”，提倡“以直报怨”；教育上，提倡学思不可偏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2）和而不同思想。所谓和，就是矛盾对立面或各种不同因素的和谐结合。所谓同，就是人为地取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或人为地去掉各种不同的因素，而强求简单的同—。这种思想，政治上，强调缓和矛盾，既要求人们不“犯上作乱”，又要求统治者克制私欲；强调君臣之间交换意见，臣子对君主要“勿欺也，而犯之”。经济上，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孟子》的主要思想

孟子生于战国时代，诸侯黯武，政治腐败，民生疾苦，社会紊乱。再加上处士横议，异端并起，信伪驰骋。孟子眼见圣道衰微，正途塞蔽，于是在继承孔子“德治思想”的基础上，宣扬“仁政学说”。他首先主张人性本善，欲以此拯救人心之陷溺。进而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希望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孟子的思想学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尤其对宋明理学影响巨大。宋以后，孟子学说与孔子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

（一）“性善”学说 “性善”学说是孟子全部思想的基础。他认为人性本质，同具“善端”。譬如说：一个无知的幼儿，将要掉到水井里去 , 不论什么人看到了，都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这种“怵惕恻隐”之心完全出于天性，没有其他任何因素掺杂其中, 这就是所谓的“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善端”。因此孟子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上》），并且“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这就是著名的“四端”学说，也是孟子对其“性善”论的最直接的表述。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有外铄于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这种与生俱来的善性，是“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他比喻道：“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

孟子在强调人性本善之同时，认为人之所以会有不善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外界影响。他说：“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上》）二是人自身是否有向善的主观愿望，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上》）；“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尽心上》）他还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向善，那就是“自暴”、“自弃”、“自贼”。

为了使人的“善性”能够保存和扩展，孟子提出了一系列修身养性的方法，如：

1、存心养性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孟子以为，人性既然有善端就必须加以存养，否则极易为后天之物欲所断丧。

2、顺性而为“子能顺祀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祀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祀柳而以为桮棬, 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告子上》)孟子以“祀柳”（柳树）编制成“桮棬”（器具）为喻 ,质问告子：人性就像祀柳，仁义就像桮棬，你是顺着祀柳的性状编制呢？还是破坏其性状而为呢？借此论证只有顺着性之本然，才可以成为善人。

3、扩充善端

“凡有四端于我者，皆知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性之善端，犹如萌蘖初生，极为细弱，存养固然重要，但若不能扩充，则徒然存养也无济于事。因此，推己及人才是呵护“善端”的正确途径，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

4、舍生取义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告子上》)孟子认为，为了保持“善端”，一切惟义是从，至其终极，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二）“仁政”思想 孟子从其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他的“仁政”、“王道”政治学说。他指出，“仁政”源于“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由此，提出如下“为政”主张。

1、民贵君轻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他认为，一个国家组成的要素最重要的莫过于人民，有人民才有国家，有国家才有君主，所以人民最为尊贵。当齐宣王问孟子对“臣弑其君”的看法时，孟子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在那个君权至上的年代，有如此民本思想，足见孟子思想之开明，见识之卓越。

2、保民而王

孟子既然主张“民为贵”, 那么一切政治措施，都应该以“保民”为首务。倘若能够做到“保民而王”,则天下“莫之能御”。而保民之实，就是要使人民生活富足；富足之道，则在于“制民之产”，使其“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至于赋税，在郊门内不是井田的，采取“什一，去关市之征”（《滕文公下》）；在郊门外井田制度中，“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即八家共耕的公田收入即作为赋税。人民有了恒产，生活安定了，还要进一步“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使百姓明人伦，知礼让。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实现社会安定，天下太平。

3、因袭先王

孟子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离娄上》)孟子认为，只有遵循先王的法则治理国家，人民才能蒙受恩浑。所谓先王，指的是尧、舜、禹、汤、文、武, 历代圣王所实施的典章制度，正是他们从事经世济民之政治经验的结晶，顺之而行，治理国家便能达到完善的境界。与此相反，“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离娄上》)

4、尊贤使能

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离娄上》)，又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尽心下》)他认为“仁者”应当被提拔到“高位”，而“尊贤使能”关系到国力之强大；他还主张“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尽心上》），“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公孙丑下》），即要罗致贤能之士，国君首失必须忘掉自己的权势，而且必须对贤能之士致敬尽礼，否则贤能之士不会为之所用。大多贤能之士有其气骨，不会为权势所屈，所以国君不仅要对他致敬尽礼，还得要优遇重用之。

5、反对战争

孟子的政治思想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以坚决反对一切攻城掠地的残酷战争。孟子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豁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公孙丑下》)他认为，为政者要想统治天下，绝不是靠着兵革的坚利，而是要获得民心的支持。如果昏庸无道，失去人民的支持，乃至亲戚都叛离他，即使兵革再坚利也是无用的。并且，孟子最厌恶那些自以为善于战阵的人，也最不喜欢那些自谓能为君主开疆辟土，充实府库，能为君主结交盟国，战无不克的人。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尽心下》)又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告子下》)如此鲜明的态度可以看出孟子是极力反对武力和战争的。

（三）教育思想

和孔子一样，孟子是伟大的教育家。在“性善学说”中，孟子主张人性皆有善端，仁、义、礼、智都根植于心，所以教育也要顺着人的本性，使“善端”自动扩充，从而到达圣贤的境界。这样便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因此，孟子的教育主张有:

1、循序渐进 孟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闲而不用，则茅塞之矣。”(《尽心下》)他认为学习就如走山间的小路一样，不断地行走使用，自然就会成为一条大路；倘若隔一段时间不走, 茅草就又会把它塞起来了。他还用宋国人“揠苗助长”的生动比喻，告诫学生学习的过程一定不要急功近利，否则徒劳无益。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长期不懈，德业才能日进有功。

2、教有准则 孟子提倡教育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准则。他打比方说：“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告子上》)意思是：羿教人射箭，总是期望把弓拉满，学的人也总是期望把弓拉满；高明的工匠教人手艺必定依照一定的规矩，学的人也就必定依照一定的规矩。彀和规矩都代表一种抵达目标的准则，教育也应当如此讲究原则。并且教育的准则一旦确立，就不要因人而异。孟子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尽心上》标准既定，就不宜因学者的能力不足而降低，道有定体，教有定法，只要师者“中道而立”，做好示范，有能力的人就会自然而然地效仿他，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

3、学贵质疑

在孟子的教育理念中，教有定法，但学贵质疑。他有一句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下》）就是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轻信、不盲从，应该通过积极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进而发表独立的见解。

4、环境造人

孟子认为，环境对人的教育影响巨大。除了我们熟悉的“孟母三迁”外，他对因出身和生活环境的不同，而导致人的善良的本性会被扭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上》）富岁收成好，青年人因为富裕而变得游手好闲；凶年收成坏，青年人因为穷困而变得残暴，这都是环境造成的变化。他还进一步用播种五谷作比喻：撒的种子一样，播的方法一样，种的时间也一样，但是到了收成的时候，收获量却是不一样的。这是由于土地的肥沃程度、雨露的滋润程度、耕作的勤劳程度都不一样的缘故。人的教育亦是如此，外界的力量影响巨大。但同时，孟子也认为困逆的环境塑造人才，往往有德行、有才智的人都成长在忧患之中。“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人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告子下》)这段熟悉的文字告诉我们：艰苦的环境能够激励斗志，激发潜能。环境的改变，无论对个人的进德修业，还是对国家的兴衰存亡，都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孟子》一书还体现出主张中用，不偏不倚，羞恶明耻，责己恕人等行为哲学。总之，作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孟子思想对于人心之振靡、国家之治乱、社稷之兴衰都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倘能多加了解，相信无论律己治学，还是经世济民，都将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