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论顾城诗歌人生之悲剧_浅谈顾城诗歌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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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论顾城诗歌人生之悲剧 顾城??诗歌??人生??悲剧??自然??童话 业】中文 【正文】

【作者】杨正顺

【关键词】?

【指导老师】梁平

【

专1993年10月8日，顾城作出了让世人惊跳的举动，杀妻自缢。当这噩耗自激流岛传遍海内外文化界时，人们对他以及与他相关现象褒贬不一，昔日的“童话诗人”也许成了凶残的杀人恶魔，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隐痛。无论是偶然也好，还是必然也好，事实毕竟是事实。顾城用斧子给人们劈下了一个叹号，结束了他的童话幻境，震惊了世界，同时，也给人们划下了重重的问号。顾城为什么要杀妻？顾城为什么要自缢？顾城为什么在后期选择了激流岛？在这个文化扩张的时代，顾城事件毋庸置疑地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一部分，成为文化媒体的关键词。这一事件的传递过程难免有所衍生、变异，从而这过程中就渗入了质变的非客观的文化语境层次。由顾城事件带来的文化语境虽不乏对顾城现象作入里的解析，但表层的感性色彩多于深层次的理性思考，难以公允。顾城死了12年有余，我们不能偏颇地从伦理、道德、法律上来审视这一现象，尽可能地少一份冲动和茫然，多一份理智和清醒，不至于无法言说的尴尬。“一切血迹都可能因为时间的推移变得黯淡和冰凉，而诗人留下的诗作却作一种固化的精神产品继续延伸着诗人的精神生命”〔1〕。顾城，以诗歌为生命，以生命为诗歌，这也可看作是他诗歌人生的悲剧的必然性。

一?、“自然的我”

???“顾城从诞生、学语、到最后，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梦”〔2〕，两岁时就发明了一种近乎鸟叫的语言，六七岁时，自己口授，姐姐顾乡执笔，写下了“星星在闪耀/月亮在微笑/我和姐姐呵/等得爸爸回来了”这样只限于顺口溜式的押韵诗，在其父亲顾工的单位里还引起了一点小轰动。顾城说自己真正有诗歌感觉是在读小学时，看见“塔松绿汪汪的，枝叶上挂满亮闪闪的雨滴”时。十一二岁时，顾城的童稚心灵里有了“自然”这一表象，许多时候沉迷于大自然世界里，甚至法布尔的《昆虫记》使得他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狂热的昆虫爱好者”。在当时文化语境下，是大自然给了他诗的语言。他梦中浮动的是瓢虫和蛱蝶身上怪诞的图案，大自然把他引入了无限神奇的世界，这为他往后的童话世界铺就了坚硬的基石。“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我的幻想》）。怀着无奈的心绪，1969年顾城与父亲被下放到山东东北农场火道村。顾城本以为无奈中能够走到昆虫中去，然而眼前出现的是“暗色的茅顶、土墙和漫无边际的碱滩”。“一个人只有在达不到目的时才会有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从而也才能找到自我。在绝望的境地里继续抱有希望的人，比别人更接近星光灿烂、彩虹高挂的天堂”〔3〕。顾城没能上学，没能去研究昆虫，然而改造成了放猪者和拾柴者，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对美的信仰却并没有削减，这种信仰有了另一种表达，就是写诗”〔4〕。在下放期间，碱滩上划下了《生命幻想曲》、《怀念》、《铭言》、《割草谣》、《找寻》、《无名的小花》、《我赞美世界》等等让人憧憬、向往的童话世界，大自然的气息扑鼻而来。顾城同情路边孤寂的小花，把这期间写的新诗自编成诗集《无名的小花》，由于喜爱古诗、古典文学，还自编了一册格律体诗《白云梦》。当然，在那凄清的荒滩，顾城与父亲只有在猪棚对诗取乐，那时的读者只有土灶的火焰，许多诗歌随稻草化为了灰烬。

?在下放长达五年的艰辛历程中，顾城长期与大自然身心交融，提升了他的审美直觉捕捉能力，透过大自然光和影的奇妙变化，顾城窥见了生命的另一重自由境界；大自然从而同化于他的心理结构，成为他内在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冰柱碎成晶亮亮的一片，雪水映照着深蓝色的苍穹，紫色绿色的小草在路边微笑，大雁和野鸽的鸣叫声充彻整个荒原„„顾城的灵魂何尝不为之溶化呢?这一溶化就成了诗。

?文学,是一个神奇的精神领域。顾城立足大自然，凭着幻想和纯美之爱，打开了诗歌这扇门。顾城局限于大自然的审美体验的心理定势，其诗洋溢着唯灵浪漫主义色彩。他的审美意识源于自然，也就构成了他的原初童话意识。

?文学世界是人为主体与客观世界（自然、社会、人以及自我）之间错综复杂的审美关系结构而构成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和心理世界。在顾城认知、把握文学世界时，自然作为大部分的审美心理结构，支撑着他的诗歌创作内驱力。自然是顾城在审美实践中人化了的自然，是以主体认知与感知的方式来充分展现主体认识的自然。

顾城一直追求一个纯粹、简单的田园世界。他想要建造一座诗的童话的世界，一个与尘俗世界相对立的“天国”。他生活在疼痛、贫乏而动荡的年代，少年时期在碱滩度过，苦难的烙印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是无言以对的。顾城是一个富有幻想质的孩子，在寂寥的大自然中与外界社会失去了联系，在他的审美理想中，自然是富有诗趣和美的。他以稚嫩的心眼，纯情般地触动自然的每一根神经，怀着感恩的心，用朴实、明净的诗回报自然。他以独特的审美价值来回于自我与自然之间，是自然教会他写诗，他也永远感谢自然。生命与自然应该有一种感应。这也就在顾城潜意识中，寻觅一方没有污染的净土来建自己的诗歌牧场，是必然的心理效应。

自然，作为顾城早期诗歌创作的内核，有着不可忽略的场性效应。顾城沉浸在审美创作的境界中，自然与自我相拥，他“像青草一样呼吸”，他的诗像无名的小花，“随着季节的风雨，悄悄地开放在寂寞的人间”；在自然的律动中，他的脚步声如同一支歌，生命也如同白云一样展开。“时间带来死亡，也为人带来生命”，顾城凭着自己的悟性和灵感，运生出一种生命意识、死亡意识。

早在五岁时，顾城就和梁小斌那样恐惧、惊怕着那“雪白的墙”，“那时候已经知道每个人都可能要死，但是我没想到我要死，我知道人死了要变成一种灰，白色的，我想到这灰烬离我这么近。我看着白色的墙，心里忽然有种空虚的感觉，好象第一次清楚地知道了我是要死的，第一次看见离我这么近„„”〔5〕。在幼小的心灵里，有着惊骨悚然的死亡意识，历史动荡的黑暗中，赋予了顾城心灵创痛，深沉、颓废的情绪以及恐慌的生命意识植入了本该嫩绿、年轻的童年经验里。法布尔的《昆虫记》曾打动了顾城，“它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欢迎它，石头是摇篮”。一些虫子在岩石中间顽强地求存，有的被阳光晒死，有少数活下来，变成了飞虫，飞走了。这仿佛是世间的人们在死神的追踪下本能地挣扎，小小的顾城感受到死亡和命运的逻辑演绎。

顾城在童年经历中，在草丛中悉听蟋蟀的歌声，一个小虫子的生命就是一支歌曲。可见，顾城在自己的自然情怀下，是何等痴迷而固执，有着堂吉?诃德式的意念。“*”初期，他就想“躲开人类的纷争，躲开喧嚣的激越的声音，只想去那只有天籁的世界。这个天籁世界一直在他的心理机制里演化成浓郁的自然情结。他在自我世界旅行，用孩童的纯银般的声音赞美世界，“用蜜蜂的歌，蝴蝶的舞，和花朵的诗”。用一首《生命幻想曲》建造了一个没有被污染的童话天国，奠定了他以后创作的大致方向。在顾城的童话天国，自然表象和自我达到了异质同构的境界。凭着他的天赋，敏锐地捕捉到了“幻想曲”的节奏，也寻到了实现这种可能的审美把握方式――“大自然给了他诗的语言”。《生命幻想曲》成了他早期有代表性的诗作，审美个性淋漓尽致地发挥，以纯真而奇幻的心感应着人类在*时代的沉痛反思，渴望真善美，形成了顾城的审美范式。这种审美范式占据着顾城的主导创作风格，规范着他以后的审美实践。这个审美范式下的先验内容注定将会艰难跋涉，并以一种箴戒、召唤、启悟的抒情情调无限地逼近他的精神世界，甚至现实生活。

顾城在现实生活以及诗歌创作中，偏爱于自然，对自由无羁的异类、纯净无暇的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和向往。由是他在更多的时间里将自己完全地封闭起来，并在心中精心而又无意识地营造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童话世界。在虚幻的童话世界，没有真实，唯有虚幻；没有凶恶，唯有善良，而顾城则在自己营造的温房做着浆果一样的梦，然而生活毕竟是生活，无情的现实生活冲撞着顾城童话似的梦。社会生活的反自然的城市生活在不断地削弱和扭曲人的天性，横流的物欲使人性之光变得越来越暗淡、微弱，几乎趋于熄灭。

顾城从小就显现出了孤僻、自卑、内敛的心理，“堂吉?诃德式的性格：不太合乎潮流的好心?、勇敢和在根本愿望上的不屈服”〔6〕。他的诗“太阳是我的纤夫/它拉着我/用强光的绳索”，显示了早期他心中已雕塑出了自我意识的雏形，在自然中他是主角，张扬着主体意识。只有沉浸在梦幻世界里，顾城才能获得温暖纯净的抚慰，解放自己倍受现实生存原则压抑的心灵，使梦想的非理性激情得以尽情释放。然而，悲剧的序幕已经在黑暗中不知不觉地拉开了。

二、“文化的我”

1974年夏天，顾城父子被允许回北京。“强大的社会风向我吹来，听天由命的薄帆破碎了”，顾城怀着一种幼稚的责任感，到街道服务所里拼命地干活，当过木工、油工、钳工、壮工，“他狂热地劳动着，好象真正成了枚万能螺丝钉”〔7〕。用顾城自己的话说，“为了生存，为了艺术，我走向城市”〔8〕。回到城市的顾城，凭着往前冲的精神，为所欲为，开始面对大社会，探求真理，在众多的书籍里吮吸精神营养，试着与外界讲和。有一天，他接触到与他写的《无名的小花》相似的诗，唤醒了他心灵深处的那块净土。

他开始投稿，脚步迈向了现实中的大世界，与当时崛起的朦胧诗接轨，搭上了时代的列车。

朦胧诗崛起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人们以反叛形象出现于诗坛，既有对荒谬现实和专制暴力的反叛，也有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写作的反叛。他们以愤怒的呼喊，无情的控诉，沉重的反思，成为“*”末期的“异端”，成为新时代来临之前的思想启蒙者。顾城以其独特的美学风格，在诗歌中着意于给被专政践踏、损害、侮辱的芸芸众生提供温暖的情感抚慰，象一个人性修补者而立身于诗坛。当其他的朦胧诗人都在忙于揭开社会的伤疤，控诉“*”给生存个体带来的深重灾难，意欲彻底颠覆过去的意识形态话语时，他却思索着怎样修补被*十年践踏、摧毁贻尽的创作忧愁。他也继续张扬“自我”，理想色彩上的“自我”。“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他仍然是以一个任性的孩子的口吻来传达审美理想，执着地以一颗似乎永远不大的心，醉心于乌托邦的童话抒写和自然描绘，专注地营构诗性而浪漫的精神世界，在“布满齿轮的城市”里，继续讲“绿色的故事”。

承传上部分论及的“自然中的我”，顾城的“童年经验”对他这个时期审美创作的影响，愈是明显。在他的“童年经验”世界中，他没有朋友，也没有对手，只是和父亲两个人，在远离人世的碱滩，自然成了他的伙伴、倾听者。他曾说，“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但进入城市的喧哗中，社会、文化则是一种压抑性的力量，它毁灭和摧残自我与自然间的二元和谐的关系。城市一时间无法接纳他这个来自农村的城市人，当他对不可驾驭的社会话语恐惧到了尽头时，抗衡也就油然而生。他固执地信奉在他的诗中，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即使他的精神世界被现实世界挤得沉重起来，也要“去寻求相近的灵魂，/因为我的年龄”。

顾城生活在混浊的尘世，仍没有改变他的追求，对自己、对世界、对诗，采取一贯的态度。他承认自己身上有种堂吉?诃德的意念，老向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高喊前进，这种堂吉?诃德精神依然是他城市生活的精神动力。虽然，有朋友为他做了心理测试后警告他要小心发疯，可顾城的心理结构中，存在偏执、绝对的不良的元素起作用。他也承认自己一直在走各种极端。在悲剧的历程中，他无法力转命运，更不会宽恕自己。

疏离和歌吟虽是一种逃逸，但其实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拯救、重生的有效方式呢？由这种对自然美的强烈眷念而产生的，便是对归隐的渴望。在诗作中，顾城尽情地唱着自己的“回归之歌”，希望回到“史前的寂寞”，做着“穷居而野处”，“坐茂树以终日”的精神隐士，以“心斋”、“坐望”的静悟方式在“非人间”里实现无忧无虑的精神超脱。他说“我喜欢古诗，刻满花纹的古建筑，殷商时代的铜器，我喜欢屈原、李白、李贺、李煜，喜欢《庄子》的气度，《三国》的恢宏无情，《红楼梦》中恍若隔世的泪水人生”〔9〕。古建筑、古铜器令人肃目的凝重庄严，古圣先贤浓重的忧伤气质，崇高的人文关怀精神，愤世嫉俗的情怀，不受羁绊、放浪形骸的心性，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空幻意识，都深深濡染着他，都是他寂寞精神的无声伴侣，都是他构筑与世隔绝的精神世界的秦砖汉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