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的集团结婚_老上海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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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的集团结婚

清末上海，五方杂处，男女婚嫁，都各依乡俗，甚为繁琐。民国以后，各种旧式礼俗逐渐受到新思想、新潮流的冲击。30年代中期，与现今集体婚礼相类似的集团结婚在上海发端。

1935年2月7日，市社会局在各大报纸公布了以简单、经济、庄严为宗旨的集团结婚办法。其中规定，凡本市市民举行婚礼，得申请参加集团结婚礼；集团结婚每月第一个星期三在市府大礼堂举行，由市长、社会局长证婚；参加者应向社会局申请核准，并缴费20元；市府印发结婚证书；婚礼不用嫔相……。因是初次举办。4月2日进行了新人演习仪式，吴铁城市长亲临并

作了报告，他指出：“中国旧有的礼节太繁琐。……往往因此婚丧喜庆，花费了不少的金钱与时间，甚至社会上还有许多人，将毕生省俭积蓄所得的钱，尽花于这些婚丧喜庆的人生大事上面，所以不但礼节繁琐，且又太不经济，本市政府有鉴于此，特提倡集团结婚。”

4月3日，首届集团结婚按时在江湾市府大礼堂举行。下午3时，在军乐队进行曲伴奏下，57对身穿蓝袍黑褂的新郎和衣着粉色软缎旗袍、头披白纱、手持鲜花的新娘，随着引导步入礼堂，分列两行。紧接着，由司仪报告双方姓名，以每两对一次，依序登台，向孙中山先生遗像三鞠躬，双方对立二鞠躬，向征婚人一鞠躬。然后，由征婚人授赠结婚证书和纪念品，并致证婚辞。纪念品为纯银之团月式嵌花太极图，中题“新生活集团结婚”字样，直径10寸许，可以分合，装于红色绒盒之中，有团结好合之意。礼毕，新郎新娘在音乐声中步出礼堂，来到广场摄影留念。

到举行第二届集团结婚时，办法有所修改，规定参加者不得再行铺张，必须按规定样式分发普通喜帖，违者取消参加资格，结婚礼也由每两对登台改为全体一同举行。从第三届起，又因次数频繁人数分散、登记调查手续纷繁、夏季结婚者少而改为每年举办五次，即2、4、6、10、12月各一次。及至是年终了，计举行五届，参加者达399对。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未几，上海沦陷，此项活动也随之中断。在汪伪统治期间，上海曾出现过一些商办的集团结婚，主办者往往邀请“三老”——林康侯、袁履登、闻兰亭作征婚人。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指令内政部于1942年11月1日公布通行《集团结婚办法》，饬属各省市政府遵办。当时因上海为日本侵略者所占，直到1947年3月才函达上海市府，《集团结婚办法》中规定，“申请登记之男女双方应缴验合格医师出之健康证明书”。为了“提高民族健康水准，以期减少各种疾病之遗传，藉使民族趋于优生之途”，凡患有花柳病、肺结核、精神病、麻疯病及性器官尚未发育完全或有畸形而不能矫正者，暂不发健康证明 书。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市社会局第一届集团结婚，被定名为“胜利纪念集团结婚”，于1945年12月25日举行。这种集团结婚典礼，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后经市政府社会局研究，决定以后每年举行4次，固定为春天3月3日，夏天5月5日，秋天10月10日，冬天12月12日。第二至第五届，分别于1946年3月3日、10月10日、12月12日和1947年4月4日在威海卫路同孚路（现威海路石门二路——作者）新生活运动俱乐部举行。在第二届典礼上，主办者进一步的阐明集团结 婚的意义：经济方面，“可以节省金钱，破除过去种种奢靡浪费的恶习”； 社会方面，“启导新精神新生活”；生活方面，“可从散漫的变为纪律的，骄奢的变为节约的，自私的变为互助互爱的。”

当时，华山路上的上海市青年馆定期主办此项婚礼，就是市郊较为偏僻的浦东高桥的二十一区，也遂订定集团结婚简则，呈报市府以为进行。1947 年11月，由朱彪等发起，吴国桢、吴开先、王晓籁、徐寄庼、潘公展、颜惠 庆、杨虎等头面人物赞助，成立了上海市国民联合节约婚礼社，订立章程，其宗旨谓：“本社以最新型姿态为国民服务，每月举办联合婚礼若干次，以 节省结婚之时间费用，并得在最高尚之礼堂举行最隆重之结婚仪式。”

1947年下半年，上海市民政处升为民政局，集团结婚于是改由该局主办，筹备中的市社会局第六届集团结婚更名为市民政局首届集团结婚，于 1948年1月1日在华山路青年馆，与市青年馆第51届集团结婚联合举行，参加者共计55对。此后，各种官办、商办的集团结婚就更趋广泛。

从1935年和1946年市社会局主办的各届集团结婚来看，新郎新娘的平均年龄分别的为25岁和20岁；江浙籍及上海本地人约占了80％；新郎中从 事商业者居多，新娘则大多为从事家务者，同时也有从事农、工、学、军、公务及其他职业的人；文化程度一般都读过中小学，也有少量大学、私塾出 身或失学的。

政府倡议推行的集团结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确实曾给人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它荡涤了旧式封建婚姻的繁琐礼俗，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中下层人民毋须倾家财或借债就能完婚；《集团结婚办法》中有关出 具健康证明书的规定，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健康水平是颇有益处的。这些都 说明了集团结婚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毋庸置疑的是，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府，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中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集团结婚在推行过程中，也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出现了种种弊端。布厂工 人王阿福、金大根、严寿生、杜青毛等，由于工资甚微，经济困难，为节约计，拟参加集团结婚。他们在给市长的来信中诉说：“因阅报载，国民节约结婚社慕请市长证婚，所以当即至该社登记，不料该社婚费浩大，比民政局、青年馆竟大一二倍。……在此民主时代，竟敢用大帽子，又美其名节约，以 骗小市民矣。”其中弊端，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