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研究_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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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高校对外汉语教育中的文化因素研究 对外汉语教学的意义

在希腊人眼里，语言是文明的标志。语言与文化，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课题。在当代人文科学的研究中，语言的文化功能正受到越来越广泛、深入的关注。语言是人类最主要的交际工具。使用本族语的各国内部是这样，作为国际交流媒介的“外国语”也是这样。在当今这个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上，各种语言的使用范围，常常跟一个国家、民族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向世界推广自己的语言，以增进与其他国家的了解和各方面的交流。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作用，也在于此。

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已经度过了40多个春秋。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不断扩大，世界上学习汉语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国外学汉语、使用汉语的人数也在激增。

但在实际的汉语教学中，我们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文化方面。“文化”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难点和重点,它如同“瓶颈”一般,制约着外国学生汉语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外国学生觉得汉语难学,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不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那么应如何加强文化因素的教学呢?我们认为,可以比照、借鉴儿童学习母语文化的方法、途径,从中找到一条适合外国人学习目的语文化的方法和途径。在儿童学习母语文化的过程中,父母长辈会向他们传授本民族的文化,其本身也具有接受、容纳这种文化的心理和生理机制。我们认为,要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不仅要加强课堂教学本身,而且还要加强整个对外汉语教学四大环节的有机配合。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汉语语音中的文化积淀（汉语的音节构成要素，汉语的音律）

汉语是一种很讲究音乐性的语言。汉语的句子组织在语法规律之外，还有着音节平稳的规律。无论骈文、散文、口语都是如此。双音节的平稳，发展到以双音步为基础的词组节律平稳。例如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凡植物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由于音节整齐，所以古文不用标点符号也能使人自然断句，明了意义。汉语的音乐性比西方语言突出，这种音乐性绝不是文学作家人为地创造出来的，而是人民大众在口头语言中自然形成的。它说明汉族人习惯堆砌一连串的词组来表达复杂的思想，用词组的语词之间的先后顺序和一个个停顿来启示语法脉络。音乐性与顺序性组合，显示出汉语语法的简易性和灵活性。

汉语的语音还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单音节重复成为重音，二是单音附加成为附加语词的相属连语，三是单音分合成为合音或双声叠韵，四是单音变化成为平仄。

汉语语法中的文化习惯（汉语语序的安排，汉语的重话题现象）在语法系统，陈述性文化知识主要指汉民族朴素的辩证的整体观念和发达的直观体悟的具象思维相适应的汉语的意合特点。汉语句法组织上主体意识性强，重“意”不重“形”，形式上框架简明，没有繁多的标记，表意上却十分灵活，富于弹性。像汉语的词多跨类与活用，虚词与词序在句法组织上具有重要作用，有的句子成分常省略或移位，以及大量的流水句等，大都是汉语语法的意合特点的体现。

汉语的特点也在文学语言中有典型表现。例如汉语以名词为重点，造句中可以有不用动词的名词句。由于名词比动词更具体形象，状景抒情特别适宜。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用名词句组合意向，音调铿锵，有独特的表现力。

语序和虚词是表示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汉语没有英语、俄语等印欧语言那样的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也没有日语那种格助词，主要借助于虚词和语序的变化来表示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人们在遣词造句时，词语必须按照一定的词序排列。语序就是词与词组合时的先后顺序。汉语的基本语序是：主语在谓语之前，宾语在述语之后，修饰语在中心语之前，补语在谓语中心词之后。在汉语中，语序改变了，结构关系和意义也会随着改变。如：

大大的眼睛（偏正关系）→眼睛大大的（主谓关系）工作努力（主谓关系）→努力工作（偏正关系）转播中断（主谓关系）→中断转播（述宾关系）早来了（偏正关系）→来早了（述补关系）

以上的词组虽然构成成分相同，但语序不同，表达的语法意义也就不同。汉语是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的语言，汉语的结构关系更多地不是靠形态变化来表示，而是靠语序来决定的。

虚词在语言的组合中起联系作用，虚词的有无和不同虚词的运用可以形成不同的结构关系，表达不同的语法意义。如：

小王这个孩子（复指关系）→小王的这个孩子（偏正关系）市场繁荣（主谓关系）→市场的繁荣（偏正关系）蒸馒头（述宾关系）→蒸的馒头（偏正关系）我的父亲（偏正关系）→我和父亲（联合关系）

以上词组添加了“的”或将“的”换成其他虚词，词组的结构关系和结构意义都发生了改变。而有时某些词组加入虚词后，结构关系虽然未改变，但语义却发生变化。例如：

北京饭店→北京的饭店 孩子脾气→孩子的脾气 阿Q性格→阿Q的性格 十斤鲤鱼→十斤的鲤鱼

这些词组添加“的”后，词组的结构关系仍然是偏正结构，但是语义却不同，如“北京饭店”本来是专有名词，特指某一家饭店，添加“的”却变成遍指所有在北京的饭店。可见在汉语里虚词也是一种比较重要的语法手段。复合词、词组和句子的构造方式基本一致 复合词、词组合句子是不同层级的语法单位，尽管这三者存在着等级和功能的区别，但从构造上来看，它们是一致的。

复合词内部语素与语素之间的构造关系与词组的构造关系基本一致，如词组有联合、偏正、述宾、述补和主谓五种类型，复合词也有联合、偏正、述宾、述补和主谓五种类型。例如：

结构关系

复合词

词组

主谓关系

气喘

气息微弱 联合关系

聪慧

聪明能干 偏正关系

小学

小型设备 述宾关系

美容

美化校园 述补关系

说明

说得明白 历史语法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今天的词法就是昨天的句法。现代汉语的许多复合词，在古代曾经是词组，如：学习，风雨，矛盾等。汉语的词组构造与橘子的构造也基本一致。从理论上说，汉语中的自由词组加上句调就可以单独成句，如“你走！”、“去游泳？”。因此，词组合句子在结构上的一致性非常明显。例如： 结构关系

词组

句子

主谓结构

色彩鲜艳

这件衣服的颜色很鲜艳。偏正关系

美丽校园

多么美妙的音乐啊！词类与句法成分没有对应关系

印欧语中词类的功能比较单纯，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名词只能作主语和宾语，动词只能作谓语，形容词只能作定语和补语，副词只能作状语。但汉语里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除了副词主要作状语、区别词主要作定语外，其他词类都可以充当多种句法成分。例如名词除主要作主语、宾语和定语外，还可以作谓语和状语；动词主要作谓语外，还可以作定语、主语、宾语和状语。

汉语词汇中的文化内涵（汉语词的最基本的构成形式与汉文化，汉语词的单双音形式变化与文化意义内涵的变化，汉语词的构造形式与概念表达方式）想要讲清楚汉语，我们自己必须先了解汉语和其他语言的区别在哪里。现代汉语词汇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音节角度上，双音节词占绝对优势。

第二，使用频率上，单音词占一定的优势，而且在高频词语中单音节更占优势。第三，构造规律上，构词语素以单音节语素为基本形式，构词方法多种多样，但复合法是构词的主要方式。

第四，发展趋势上，有明显的双音化趋势。同时，在中国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民间歌谣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用众多的同义词的衔接来推进诗意，组织一个变化而又统一的世界的。例如《诗经·周南》的《关雎》一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诗歌中的关键词“流”“采”“芼”，都是采集的意思，只不过“流”示其顺流而采，“芼”示其有所选择而采。又如《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 诗中的“萋萋”、“莫莫”都是茂盛的样子。古人将自己对世界万象聚散离合、有机统一的理解，透过语义的汇通与条理固定下来。词义系统成为人的世界蓝图，语言观成为人们的世界观的基础。

汉语语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词语的形式和功能都具有弹性。

重言可以伸缩。伸则单音不足以摹物状声而衍为二声。如“关关”“洋洋”“茫茫”“呦呦”，或单词硬叠传神，如“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所以《诗经》“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以单字解释：“直言曰言，论难曰语。”缩则《毛诗序》中“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在后世诗人中成“周道荡无章”（谢瞻《张子房诗》）。

连语可以伸缩。伸则《诗经·周南》“陟彼崔嵬”，《楚辞·九辩》“君不知兮可奈何”，缩则“崔嵬”疾言为“卒”（《诗经·小雅》“渐渐之石，维其卒矣”，郑玄笺：“卒者崔嵬也。”），“奈何”疾言为“那”。此外，“犹豫”单用为“豫”（《楚辞·九章》：“一心而不豫兮。”）。

语缓可以増字。例如《诗经·小雅·车攻》：“徒御不惊，大庖不盈”，王引之《经义述闻》视“不”为发声。又如虞曰“有虞”，夏曰“有夏”，邦曰“有邦”，家曰“有家”，皆因一字不成辞，加“有”而为复音语词。语急可以减字。例如古汉语中以“如”为“不如”，以“敢”为“不敢”等。《论语·颜渊》“吾得而食诸”，《史记·孔子世家》引作“吾岂得而食诸”。复语可以单义。顾炎武《日知录》：“古人之辞宽缓不迫，如得失，失也；利害，害也；缓急，急也；成败，败也；异同，异也；赢缩，缩也；祸福，祸也；皆此类。”《马氏文通》中指出：“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祸两字对待者，较单辞只字其词气稍觉浑厚。”可见，偏义复词是语词的弹性在“词气”作用下的结果。

汉语的词在自身的组合和上下文中的组合中有很强的形式张力。这种张力是适应汉语组织中音韵协调的要求而起作用的。

汉语中有些词是具有文化附加义的。例如“牛”，除“牛”的本义，“哺乳动物，身体大，趾端有蹄，头上长有一对角，尾巴尖端有长毛。是反刍类动物，力气大，供役使，乳用或乳肉两用，皮、毛、骨等都有用处”（《现代外语词典》）外，它还有不少引申义、比喻义、象征义，我们统称为“文化附加义”。

第一：汉语“牛”可以作为这类动物的总成，不论再如何细分，只需在“牛”之前加一个限定词素即可：黄牛、水牛、牦牛、公牛、小牛。但英语不然（虽然有个总称cattle,其含义也是模糊的，也可以作为“牲畜”的总成）每种“牛”都有一个专名，而且在构词上不带总称cattle，如bull(公牛)、cow(母牛)、calf(小牛)、buffalo(水牛)等。

第二：汉民族赋予“牛”很多独具的文化内涵： A． 表示人的性格倔：牛脾气

B． 表示人的头脑不灵活：钻牛角尖

C． 表示人自负：吹牛、牛气、吹牛皮、牛儿 D． 表示数量多：多如牛毛

E． 表示力气大：九牛二虎之力、牛劲儿 F． 表示勇敢：初生牛犊不怕虎 G． 表示无知：对牛弹琴 H． 表示默默奉献：老黄牛、孺子牛

以上所举八种喻义，是“cattle”(牛)所没有的。或者说母语是英语的人对“cattle”这个词，或其指称的动物“牛”的喻意是受制于其母文化的。

汉字的文化性（汉字的读音，汉字的结构和写法）外国人对汉语和语言文字理解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汉语语言认识和对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理解的困难。

汉语的文字体制和汉语的特点有关。

西方语言是一种形态丰富的语言，它的语音形态提供了该语言词法、句法、语义方面的较完整的信息，因此西方语言必然走拼音文字的道路。通过识读拼音就可以全面掌握该字代表的词形所反映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汉语是一种形态简单的语言。汉语句子的词法、句法、语义信息的大部分不是显露在词汇形态上，而是隐藏在词语铺排的线性流程中的。正如语言学家洪堡特所说：“在汉语的句子里，每个词排在那儿，要你斟酌，要你从不同的关系中去考虑，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的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因此这一纯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语法。”正是基于汉语认知的这种特点，汉字在表达口语的时候，不能不以象形表意为造字的首要原则，增强单字本身的信息含量，便于读者从上下文的联系中获取语词的确定信息。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它由形、音、义三个要素组成。汉字从商朝的甲骨文算起，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但这期间，汉子的形、音、义统一的特点一直没有变化。汉字数量多，结构复杂。拼音文字的基本单位字母的数量多是有限的，最多不过十几个，而汉字的基本单位字的数目却多得惊人。一般认为，汉字的数目累计起来应该超过5万。同时，汉字的构造方式也多种多样，结构单位也有一定的数量。

汉字具有很强的超时空性。由于汉字跟语音的结合部那么密切，而跟意义的结合更加密切一些，使得汉字更加具有超时空性，而语音随着时代和地域而有很大的变化，文字就不能再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能准确记录语音。

语言与文化

美国人类学、语言学学家Edward Sapir就指出，与其说人类生活在客观世界、社会活动之中，不如说人类更大程度是生活在特定的语言之中。如果以为一个人可以不运用语言而使自己基本上适应现实，那是错觉。因为“现实世界”是建立在语言之上的。Whorf（Edward Sapir的学生）则进一步认为语言体系本身决定了一个人在世界上发现什么以及对此有何想法。由于各个民族语言体系不同，导致不同的语言集团有各自特定的思想和认知方式，有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如果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进入和理解其他国家兄弟的认知和情感，全世界兄弟团结合作的理想就不会实现。

究竟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哪些心理特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以及哪些风俗使中国人形成了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和表达习惯。以中国人的祝词为例： “祝您健康长寿！”“祝你财运亨通！”“祝你步步高升！”“祝您工作顺利！” 为什么说这些？中国人寿、富、贵、顺的幸福观使然。为什么说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是“一笑两个酒窝”，这是中国人的审美观。中国人对自然现象的内心感触、对客观世界的心理感受也对语言的使用有所影响。例如：

描写一个正面人物，常常说“他‘红’光满面”，而形容一个人心狠手辣，就说他太“黑”；

说大家正在关注的事情或流行的时尚，用“热”，什么“汉语热”“计算机热”等等。

形容一个人匆忙的样子，说“风风火火”，说一个人待人不热情，就是“冷若冰霜”。

中国人的等级观、尊悲观、家庭观、婚姻观、交友观、乡土观、消费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中国人的民族心理等等，决定了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说”，而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说”的含义，也必须知道中国人的这些民族观念和心理特征。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民族心理特征，构成了文化因素体系和文化大纲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