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心理探讨_知识上山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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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心态浅析

【摘 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特点时期，在综合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席卷全国的热潮，并对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般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多着眼于政治角度，偏重于叙述宏大的时代背景，忽略了个体心态的研究，本文从社会心理学层面对这场运动加以审视，探究*时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蕴含的社会心理和个人心态。知青上山下乡的心态比较复杂，从驱动因素上来看可以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主动者的心态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被动者的心态则充满了无奈和迷茫。然而，如果深究主动者的心态，就会发现所谓的“主动”不过是出于对政治号召的盲目，对社会宣传的盲从，归根到底仍属于在思想灌输环境下缺乏思考能力的狂热。在长期的农村锻炼过程中，知青的革命理想主义热情也逐渐湮没在了苦闷的农村世界里，上山下乡运动所存在的固有问题也日益暴露，迷茫成了那个时代抹不去的记忆。

【关键词】 知青 上山下乡 心态 狂热 迷茫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这一历史现象固然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治威望密不可分,但身处漩涡中心的知青的种种心态 ,也是推动他们投身上山下乡运动的催化剂。虽然知青上山下乡时的具体心态因人而异,但是在1950至1970年代蔑视个性、极力强调集体主义、强调服从党和国家统一安排的氛围中,知青上山下乡的心态不可避免地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了许多共同之处。

文化大革命煽起的政治狂热是广大知识青年投身上山下乡运动的巨大思想驱动力，最显著的行为动机表现为对领袖个人权威的极端崇拜心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伊始，几乎所有知青都是怀揣着对领袖的无限忠诚和热爱，积极响应着毛主席上山下乡的政治号召并付诸行动，盲目狂热的政治心态必然催生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成就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宣传、全社会的个人崇拜之风的盛行等等，都使得毛泽东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如日中天。*时期的知识青年出于对毛泽东的巨大历史功绩和伟大个人魅力的真诚崇拜与信服,毫不怀疑地接受了毛泽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满腔热血地投身其中。一场旷古未有的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勃兴的。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像“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示我照办、忠于革命、忠于党、上山下乡干革命。”的标语诗歌到处充斥着，当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全国各地知青毫不迟疑，立即响应。作家叶辛深有感触地回忆道：“最新最高指示一发表，上海城沸腾了，几十万革命的师生员工连夜上街游行，锣鼓声直响到深夜。不少同学当场写出了决心书、保证书，刷出了大幅标语，有人还咬破手指，写下了血书，纷纷豪情满怀地表达‘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队落户闹革命’的雄心壮志。”①山东知青张以孝回忆说：“12月21日晚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毛主席的指示后，我和好几个同学激动的一夜未眠，大家都觉得毛主席指引的路没有错。没等谁来动员说服，也不管父母是否同意，第二天一早我们5个很要好的同学便相约一起报了名。”①福州共产主义大学的同学满怀革命激情的表示：“我们做好了准备，打好了背包，什么时候叫走，就什么时候走。忠不忠，看行动，毛主席指引的道路，我们走定了。”②出于对领袖的敬仰和盲从，许多知识青年不仅从反修防修的政治高度认识这场运动，而且主动要求到条件最艰苦、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著名电影演员王刚曾感慨地回忆道：“当把青春献给边疆之类的豪言壮语已经侵入骨髓的时候,他和他的同学们唯恐自己去的地方不够边疆。”③

除了*时期的政治狂热，社会潮流的裹挟也是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原因。个体在社会潮流的驱使下，在知觉、判断、信仰及行为上会自觉不自觉地跟随别人的思想行动。之所以形成行为依附和社会遵从,其一是缘于外部的社会潮流压力，而这种压力可以导致盲目从众，人本身就具有天生的从众心理，多数人的行为和想法往往会对他人的行为和价值判断造成无形的压力，最终使之选择与多数人相一致的行为；其二是内在的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在群体的氛围中，个体的理性选择在他进入一个群体时是经不住场景群体行为的冲击或相互影响而趋同，个体内在的选择一般会很快被淹没。在当时，谁上山下乡,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就是“炼红心”,就是政治上好的表现。如果谁不上山下乡,就是不响应毛主席的。那个号召,就是没有同资产阶级思想决裂。谁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谁就是不忠于毛主席,就是政治上不好的反映。像这种“裹挟”式的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古代的农民起义运动，有相当一部分甚至绝大多数的起义者都是“被裹挟”的农民，直到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甚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革命的真谛，又有多少人是一开始就决心为革命奉献一生的呢？在一场大的社会运动面前，被裹挟者既是主动参加者，又是身不由己者。

在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媒体不断渲染着知青上山下乡队伍的浩浩荡荡，以及下乡知青的勃勃英姿；动员下乡的工作也搞得扎扎实实，从学校到父母所在的单位，再到家庭所在的街道，都有各种动员组织，仿佛布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动员网。在这种氛围中，没有大学升的中学毕业生除了随潮上山下乡之外，几乎别无选择，在大潮面前，个人的意向与选择是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被大潮裹挟是抗拒不了也无法抗拒的。在这种密不透风的社会政治氛围中的，整个国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局面，只有上山下乡才有出路，才有前途，特别是当上山下乡成为知青招工、推荐上大学的必要条件时，许多城镇中学生毕业后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可走，否则不仅个人的深造无从谈起，就连基本谋生的饭碗也难以找到，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知青只能无奈地报名下乡了。一知青回忆最能说明这种问题，他写道：“大学校门彻底地对我们关闭了，突然间，天地间一切都改变了，生活对我们失去了应有的目标，学习失去了已往的意义。现在我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谁也说不清楚，老师和同学们一样地迷茫，一样地不知所措，一样地瞠目结舌。儿时，我就梦想着长大能当一名教师，在我初中毕业后填报的第一志愿，自然选择了当教师。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使我的梦想破灭了。我茫然、失望，来到武平县东留公社小溪大队插队。”④从字里行间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而且能感受到残酷的现实击碎了大学梦的深深遗憾。显然,遵从和依附的社会心态掩饰了当时一些知青难以言喻的无奈。

与此相反的是，仍有部分渴望上山下乡的知青怀有非常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他们一般都是大小就生活在都市里，厌倦了都市里的枯燥乏味的物质生活，反而沉浸在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遐想中，向往自由无拘的乡村生活。正如一知青所描述的:“外部世界那五颜六色的壮丽景象已摄取走了我们年轻的灵魂。他们热切的期盼下乡的日子，清晨一派绿意，登高望远，不知有多少重深浅不一的绿带连缀着，一直延伸到天边，呼吸着新鲜自由的空气，那岂止是陶醉!黄昏，在激流边抱石而卧，任水冲浪刷„„”⑤还有许多青年人对祖国遥远的大西北、对军垦生活心向往之、梦萦怀之、情期待之。心中萌动了一股难以抑制的热情，渴望到天涯海角去闯荡，去体验。他们充满革命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色彩，对身边生离死别的送别表示不可理解，对于未来也从未进行过细致的思索。像这类知青，在他们进入农村后不久，描绘的梦境随即就破灭。

对于从城市进入农村的知青者来说，最大的特点是作为单个个体被生生地嵌入了陌生的农村生活之中，巨大的孤独感和隔离感成为了普遍的心理印记。在清华大学教授张卫平的《我的知青生活》中对知青岁月有着这样的描述：“知青生活是否能够改造他们的思想、世界观、精神世界，我不知道。但知青生活的确对我有着一种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来自于真正知道了农民底层生活的艰辛、贫乏与无奈。由于不是从小经受农村艰苦生活的历练，没有‘童子功’，绝大部分知青都无法忍受与农民同等程度的劳动。”⑥在他的描述中，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思考意义，他写道“我不明白农民在政治上虽然已经翻身获得解放，但依然如牛似马的劳作，从天未亮到夜漆黑，却仍然只能维持活着的临界状态。”⑥“当时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劳作可计十个工分，我们生产队还算不错的，大约相当于三毛钱。能抽八分钱一包的“工农牌”香烟就已极尽奢华了。”

“在城市几乎从来没有干过体力活的知识青年们，在农村呆上一两年，风吹日晒，很快，有的人从外貌和行为举止上已经很难与农民区分开来了。有的人因为出身不好，几乎已经陷入绝望的境地，极端地只能通过自残获得回城的机会。处于改造期间的知青在情感生活上是很尴尬的，知青之间不能谈恋爱，与农村妹子也不大可能（有个别例外），那意味着终身为农，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永远只是口号而已。”当大批的知青怀揣着革命热情来到农村后，才发现农村的天地原来不是心中描绘的那般美好，繁重的农业劳动和苦闷的生活，竟然让一些人“陷入了绝望”，甚至是采取自残等极端方式来获得解脱，由此可见，上山下乡的“再教育“给知青的身心造成了极大地震动。“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认可‘大有作为’的说教，由于被强制融入农村，因而很容易产生反社会的心理，打架、杀狗、偷菜等恶作剧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并非都是正面形象。”从这里可以看出，知青在农村生活充满了无奈以及对这种无奈的反抗，而这种反抗更多的是对现实不满、对内心郁闷、迷茫、绝望的一种宣泄。

当时，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生产技术水平很低，从事农业生产，实际上大多是重体力劳动，而中国的农村并不缺少重体力劳动者，许多地方还人多地少，不需要增加新的劳动力。知青一下子来那么多，农村又不得不接纳，这就给农民增加了负担。当大批知青到农村后，农村要给知青盖房子、腾房子，要拨出土地给知青种，要安排他们的口粮，要保证知青们能在农村生活下去的生活必需品，而这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村本来就紧缺，各地农村很快就出现了经济负担问题。

知青运动对社会、对广大知识青年本身也是一种伤害。上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中国的教育事业发生了断层现象，由于初、高中毕业生不能直接上大学，大学就不能正常开办。结果从知青运动开始的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我国少培养了100万大专毕业生和200万中专毕业生。后来高校恢复招生后,招收的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知识已经荒废多年, 这就使我国在80年代出现了科技、教育人才奇缺的问题，人们把这称为“人才断裂”现象或“人才深谷”现象，这些都对我国教育事业科技事业的发展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同时也给“知青”一代人带来了“信仰危机”和心灵创伤，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投下了阴影。

①张以孝:《我下乡的进与退》,《怀望遥远的青春》上册 山东知青档案实述,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52页。

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福建日报》1968年12月23日第一版。

③福州市档案馆:《关于春耕前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意见》,第24—35页。④谢春池:《厦门老三届知青纪实》,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282页。

⑤刘文杰:《激扬与蹉跎》,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第72页。⑥张卫平：《我的知青生活》，清华大学，2013年